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形式，是对传统代议民主的某种超越，代表了两方民主的最新发展。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两方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协商民主译丛”精选两方学者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础，旨在为国内读者了解和研究当代西方民丰政治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

本书是丛书之一，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协商民主理论的著作，既充分阐明了协商民主的理念和过程，又论及协商民主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本书为西方学者学术论文的汇集，收录了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学者例如哈贝马斯、罗尔斯、科恩等人论述协商民主的文章，并根据其基本观点与最新争论构成全书结构，探讨了关于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及相关理论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根据协商理想思考民主的丰富成果。本书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协商民主理论的著作，既充分阐明了协商民主的理念和过程，又论及协商民主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总  序

中文版序

导  言

第一部分 协商民主理念：主要观点

第一章 市场与论坛：政治理论的三种形态

第二章 作为程序的人民主权

第三章 协商与民主合法性

第四章 公共理性的观念

第二部分 最近的争论：理性、政治与协商

第五章 人们如何订立法律?

  ——协商民主批判

第六章 超越公正与协商：民主权威的认知维度

第七章 理性、正当性与共识

第八章 公共协商的意义

第九章 协商民主要求怎样的政治平等

第十章 协商民主与有效社会自由

第十一章 民主的目的

第十二章 作为民主交往资源的差异

第十三章 协商民主中的程序与实质

译后记

这种完全分散的主权甚至没有体现在联合起来的成员头脑之中，相反，如果人们还能够尽量谈论“体现”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那些无主体的交往形式中发现主权，这些形式以其容易错误的结果假定实践理性支持自身的方式来调节推理性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无主体、无个性、主体间消解的人民主权退人了民主程序及其实施的苛刻的交往预设之中。它升华为文化上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与根据法治而制度化的意志形成之间的难以捉摸的互动关系。通过确立交往流动，主权在公共话语权力中发现自己的存在。虽然这种权力产生于自主的公共领域，但它必须在民主的意见和意志形成的决策中具体化，因为重大决策的责任要求明确的、制度化的责任。交往权力通过围攻城堡的方式而发挥作用。它影响着政治体制中的决策和判断的前提，而不想征服该体制自身。因此，其目的是用被围攻城堡能理解的唯一语言来提出其命令：由于其司法结构，它为管理性权力能够在工具上应付但无法忽视的各种理由承担责任。

自然的，如果没有一种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持，没有习惯于政治自由的民众的传统和社会化中介的基本态度，即使这种程序化的“人民主权”也无法发挥作用：除非一个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实现其部分目标，否则理性的政治意志形成就不会出现。对于公民共和国的精神特质，及其那种不知多久以前就使公民不堪重负的德性期待而言，这种论题可能表现的仅仅是一种掩饰。要消除这种疑虑，我们最后必须赞成以其“精神特质”概念渗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政治理论的东西：我们必须解释，公民美德和自我利益的切合如何在原则上成为可能。如果期待规范要求的政治行为是合理的，那么，自我立法——卢梭将其浓缩为单一行动——的道德实质就必须分为许多阶段：程序化的意见和意志形成必须分解为许多较小的部分。必须指出，只有微小的增量中才需要政治道德。对此我只能作简短的说明。

为什么议员正如我们这里所假设的那样，会将其决定建立在多少是经过推理形成的正确判断之上，而不仅仅将提供合法理由当作借口?

P46

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当代西方世界都极有影响。许多西方学者说，在过去20-30年中，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甚至认为，即使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协商民主也是当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无怪乎，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表明自己对协商民主的支持态度，像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于根·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协商民主之所以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最新发展，我认为基本原因是，它补充和完善了当代西方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它使西方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更加适合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要求，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协商民主，作为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极有可能形成西方民主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的政治学家就极其重视对话和讨论对于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民主的过程就是决策者不断听取民众意见并使之转化为政府政策的过程。然而，现代国家与古代的城邦国家不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协商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直接民主很难有效推行，代之而起的是间接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代议民主便成为西方民主的基本形式。不过，自从以卢梭等人为代表的代议民主理论产生之日起，对其的质疑和批评之声就从未间断过。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认为，由于政治过程的极其复杂性，间接的代议民主存在着不少致命的缺点，简单的多数原则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他们大声呼吁增加政治对话的机会，提高对话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而且即使就对话而言，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现代的通讯技术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对话的性质和功能，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和理论，即远程民主(tele—democracy)。

远程民主理论认为，建立在现代高度发达的通讯技术之上的大众传媒、舆论调查、民意代表、利益团体等制度，构成了代议民主的基础。只要充分利用并进一步改进这些间接民主的制度和手段，就能有效实现民主的核心理念，即“民享、民有、民治”。与此不同，协商民主理论认为，无论是代议民主还是远程民主，都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取代的。政府与公民的协商，既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同时这种协商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它既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形式，也是公民培育民主精神的重要渠道，因此，民主协商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他们积极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他们相信，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在我看来，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去看待协商民主，就可能会偏离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协商民主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它深深植根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正是由于协商民主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将当代西方学者在协商民主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汇编成一个系列，并将其译成中文出版，无疑为国内学术界对此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推出这套“协商民主译丛”的目的，也恰好符合中央编译出版社“摆渡中外文化学术”的宗旨。

幸运的是，“协商民主译丛”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按照译丛规划和出版安排，译丛是开放性的，将陆续选译国外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丛书的第一批由《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等组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础等内容。丛书的译者都是年轻人，虽然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翻译经验不足，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批评。译丛的大量组织工作是由执行主编陈家刚博士做的，我作为主编并未真正尽职，在此谨致歉意，并向中央编译出版社及作者和译者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俞可平

2006年6月18日晚于方圆阁

《协商民主：理性与政治》是詹姆斯·博曼和威廉·雷吉主编的一本论文集。在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研究谱系中，这是一本系统揭示协商民主基本概念、内涵、主要理论问题，以及各种争论的学术成果。论文集收录了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学者例如哈贝马斯、罗尔斯、科恩、扬等人论述协商民主的文章，并根据基本理论观点与最新争论两个方面来安排本书的结构，正如编者自己所说的那样，第一部分选编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论述协商模式复兴的文章，第二部分的文章多数都是1996年4月圣路易大学的第二届Henle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它们是当代一些主要的政治学者阐释协商民主观念的最新尝试。我想，这样的安排能够使读者循序渐进地认识、理解和把握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合法的立法必须源自公民的公共协商。作为对民主的规范描述，协商民主唤起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简而言之，它呈现的是一种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的理想。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自由民主的理论批评和参与政治的复兴，毕塞特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这种观念强调对自由民主的批评，强调参与政治，即，直接民主、市镇会议、小规模组织、工厂民主、具有不同道德原则的公民之间的公共理性、自愿协会，以及将社会作为整体来调控的协商宪政和司法实践。

也就是说，政治过程不仅仅包括由讨价还价和聚合机制支配的自利竞争。埃尔斯特认为，政治协商要求公民超越“市场”的私利而诉诸“论坛”的公共利益；只有当其能改善政治决策，尤其实现共同目的时，源自公民立场的协商才是可以正当理解的。

作为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家，哈贝马斯力图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概念的最好特征结合起来。就前者而言，他发扬其民主的参与性特征；而在后者中，他强调制度和法律的作用。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核心的问题是：公民的公共协商所产生的规范理性力量如何影响对权力负责的政府行政。他的答案在于政治权力运作与法治的内在关系，即在宪政体制中，政府官员至少都受到公共领域提出的各种观点和理由的约束。因为，在普遍分散的程度上，公民之间的“无主题交往”可以在自主的公共领域中生长，而且能够进入具有正式决策权力的代议机构。

科恩主张理性一致的取向应该使公民的各种建议受公共利益的约束。但是，科恩认为自己阐释的理想程序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模式，这种模式应该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稳定、公正，考虑到投票和政党竞争等合适的中介结构，它在制度上是可行的。

罗尔斯则比较近距离地观察协商与共同的善之问的联系。罗尔斯使我们认识到，协商强制公民的建议必须以共同的善为依归。协商的主要挑战不是私人利益的竞争，而是利益和世界观的规范概念的多元化。罗尔斯的协商模式不同于哈贝马斯和科恩的模式，罗尔斯关心的是阐释公开利用理性的局限。

在埃尔斯特、哈贝马斯、科恩和罗尔斯之后，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关于协商民主的论争，他们的焦点集中于民主社会中理性与政治的关系，这种民主社会建立在实现“理想条件下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一致”理想的基础之上。即使现存的程序和实践明显是民主的，但它们也可能是非协商性的，它们可能不会促进这种一致，为公众参与提供充分的机会或者公民参与相关公共领域的必要途径。

戴维·埃斯特朗德的认识程序论，科恩对共识的强调，以及杰拉德。高斯和托马斯·克里斯蒂亚诺对于将协商作为发现政治真理方法的意义的怀疑等，以及由耐特和约翰森、博曼、理查德森、扬和科恩写的文章，关注更多的是实质性问题如协商民主必需的过程和条件：政治平等、文化差异、共同目标的形成，以及协商程序所体现的实质性自由和平等价值的作用。总的来讲，他们不仅表现了协商理论中的各种立场，而且还显示了协商理想在应对当代民主面临的问题时的力量。

这本论文集收录的文章，集中展现了根据协商理想思考民主的丰富成果。这些成果还向人们表明了协商理想之中存在着的某种内在紧张。例如程序正当与判断和理性需要独立标准之间的紧张；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多元主义与公开性之间的紧张；协商理想与当代社会中的多元和复杂的实际社会条件之间的紧张等等。在协商理想中解决这些紧张问题还需要漫长的努力，以表明这种较苛求的理想怎样形成许多紧迫的关于多元主义民主问题的判断。

此外，协商理想还提供了民主制度和实践变革的基础，促进各种社会运动，促进代议机构严格履行职责等。协商民主理论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其能否接受实践的检验，即协商理论提出的改革建议是否能够丰富和改善民主实践，以及克服当代政治生活中公开利用理性的诸多障碍。

翻译工作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而翻译这本集各大政治哲学研究者智慧于一体的论文集，尤其艰辛。承担这样的任务非我一人力所能及，没有其他几位译者的帮助，完成这样的任务恐怕还要拖上一段时间。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

导言、第一、二、三、四章：陈家刚，中央编译局；

第五、六章：林莉，解放军艺术学院政教室；

第七章：俞弘强，中央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局；

第八、十一章：周艳辉，中央编译局；

第九章：郝文杰，北京服装学院；许星剑，哈尔滨工业大学；

第十章：王文滋，浙江省委办公厅；陈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

第十二章：徐焕，中央编译局；

第十三章：张彩梅，中华书局；

全书由陈家刚负责统校。

由于本论文集的理论难度，译者专业领域的不同，以及对协商民主理解的差异，翻译过程中的错误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学界前辈和同仁多有谅解。同时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贾宇琰编辑为本书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笔者希望，能够与所有对协商民主感兴趣的研究者一起，共同研讨、探究，以期准确、完整地向学界介绍协商民主理论，也希望我们的理论研究，有助于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

陈家刚

2006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