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形式,是对传统代议民主的某种超越,代表了两方民主的最新发展。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两方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协商民主译丛”精选两方学者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础,旨在为国内读者了解和研究当代西方民丰政治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
本书是丛书之一,采取话语民主分析路径,对话语民主所涉及的很多概念、理论体系都作了深入而富有建树的论证
本书采取话语民主分析路径,对话语民主所涉及的很多概念、理论体系都作了深入而富有建树的论证。这些概念包括民主、协商、话语、交往、理性、利益、反思、共识、边界等等。书中所涉及的理论体系包括民主理论、话语理论、交往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现代性理论等等。
在讨论从公共领域向国家的具体转换时,更有必要考虑行动者因素,他们关于偏好的框架起初与在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是相左的。因此,无论那些冠冕堂皇的巧辩在公共领域中有何种作用,它们在由公共领域向国家的转换机制中都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强调从公共领域向行政国家的话语转变尤其是巧辩性的转变,使我们远离了社会选择理论描绘的世界。参与公共领域内的交往行为与聚合偏好的投票是大相径庭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取消投票,因为选举活动确实为话语转换创造了机会,并且选举本身使国家行动者有理由倾听公共领域的民情。从民主角度看,公共领域内的交往包含着本体论的转换,这与国家内部的投票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公共领域内的交往还是民主的吗?是的。即使我们狭隘地从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其向国家行为转换的角度来考虑民主,答案也是一样的。在本章中,我力图在公共选择和协商民主传统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相称性和可比性。我希望我已经阐明,聚合民主论者(包括社会选择论者)将某些机制视为完全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详细阐述具备同这些机制相似的交往机制的协商民主。特别是,协商机制可能包含在公共领域和国家的双重视野下。一旦这两个角色本身是按照话语条件来指定的,而且二者正是通过替代性角色来解决冲突的,那么,协商民主就不是批判者们所驳斥的极不完整的理论,虽然批判者们夸大了这种理论的不可行性和原则上的非连贯性,并对其嗤之以鼻。
话语机制和选举机制并没有涵盖由公共领域向国家的转换机制的全部理论空间。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1991,1995)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这与他关于协商性的公共舆论测验的观点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协商民主角度来看,一般的公共舆论测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只登记了未加考虑的偏好。协商性的公共舆论测验则是从大众中随机抽取样本,使他们就选举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协商,调查他们在某一问题中所处的位置,然后公布结果。这样做的意图是了解普通民众在能参与真实协商时所持意见的分布情况。这远不同于一般公共舆论测验登记的草率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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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当代西方世界都极有影响。许多西方学者说,在过去20-30年中,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甚至认为,即使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协商民主也是当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无怪乎,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表明自己对协商民主的支持态度,像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于根·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协商民主之所以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最新发展,我认为基本原因是,它补充和完善了当代西方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它使西方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更加适合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要求,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协商民主,作为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极有可能形成西方民主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的政治学家就极其重视对话和讨论对于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民主的过程就是决策者不断听取民众意见并使之转化为政府政策的过程。然而,现代国家与古代的城邦国家不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协商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直接民主很难有效推行,代之而起的是间接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代议民主便成为西方民主的基本形式。不过,自从以卢梭等人为代表的代议民主理论产生之日起,对其的质疑和批评之声就从未间断过。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认为,由于政治过程的极其复杂性,间接的代议民主存在着不少致命的缺点,简单的多数原则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他们大声呼吁增加政治对话的机会,提高对话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而且即使就对话而言,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现代的通讯技术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对话的性质和功能,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和理论,即远程民主(tele—democracy)。
远程民主理论认为,建立在现代高度发达的通讯技术之上的大众传媒、舆论调查、民意代表、利益团体等制度,构成了代议民主的基础。只要充分利用并进一步改进这些间接民主的制度和手段,就能有效实现民主的核心理念,即“民享、民有、民治”。与此不同,协商民主理论认为,无论是代议民主还是远程民主,都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取代的。政府与公民的协商,既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同时这种协商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它既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形式,也是公民培育民主精神的重要渠道,因此,民主协商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他们积极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他们相信,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在我看来,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去看待协商民主,就可能会偏离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协商民主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它深深植根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正是由于协商民主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将当代西方学者在协商民主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汇编成一个系列,并将其译成中文出版,无疑为国内学术界对此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推出这套“协商民主译丛”的目的,也恰好符合中央编译出版社“摆渡中外文化学术”的宗旨。
幸运的是,“协商民主译丛”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按照译丛规划和出版安排,译丛是开放性的,将陆续选译国外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丛书的第一批由《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等组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重要争论和现实基础等内容。丛书的译者都是年轻人,虽然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翻译经验不足,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批评。译丛的大量组织工作是由执行主编陈家刚博士做的,我作为主编并未真正尽职,在此谨致歉意,并向中央编译出版社及作者和译者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俞可平
2006年6月18日晚于方圆阁
《协商民主及其超越》是德雷泽克比较有代表性的且较新的一本论著。全书虽然篇幅不长,大概不到15万字,却对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逻辑缜密、观点新颖、论证严谨的阐述,其中的许多思想对现代民主实践有很强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
《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一书是德雷泽克对民主进行专门性理论研究的又一次尝试。早在1990年,德雷泽克就曾出版过一本名为《话语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的论著。在该书中,德雷泽克对民主理论进行了部分论述,但他根本没有使用协商或者协商民主之类的词汇。尽管德雷泽克认识到,“话语民主”和“协商民主”二者之间现在往往被交叉使用,而且对“协商民主”使用得更多一些,但他认为,“话语民主”实际上是较好的概念。作为《话语民主》一书之后对民主理论的又一次探索,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中,德雷泽克实际上等同使用了“话语民主”和“协商民主”两个词汇。
德雷泽克写作《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一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定在民主转向协商后的民主理论从总体上应该是什么形态,尤其是在把自由宪政主义协商民主和话语民主进行对照的情况下,民主理论的总体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全书有两条论述的路线:一是对协商民主进行介绍和论述,即向读者讲述协商民主是什么形态;一是从批判角度对协商民主进行评论,不断完善协商民主理论,以达到超越。基于这两条论述路线,《协商民主及其超越》的写作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即“批判”和“超越”。
在西方理论界,对协商民主的分析有多种路径,话语民主就是比较重要的一条路径。德雷泽克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一书中选择的分析路径就是话语民主。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德雷泽克对话语民主所涉及的很多概念、理论体系都作了深入而富有建树的论证。这些概念包括民主、协商、话语、交往、理性、利益、反思、共识、边界等等。所涉及的理论体系则包括民主理论、话语理论、交往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现代性理论等等。这些概念和理论都是近现代以来由一些集大成者提出并阐述的,比如斯图尔特·罗尔斯关于民主的论述,比如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论、批判理论的创建,比如福柯关于话语的阐释,又如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的论证。就对以上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涉及和运用来看,德雷泽克创作《协商民主及其超越》的学术主旨是宏大的,他对诸多与民主理论建设相关的研究领域的探求非常令人钦佩。《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一书在民主理论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
理论的创建源自现实世界的实践,而理论最终也要用来解释和指导现实世界的实践。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一书中,德雷泽克对这种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实的运用。全书围绕14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进行阐述。这些问题包括:协商是否允许存在情感类型、比喻类型的交往?有没有一些首先应该被排除的交往类型?协商的合适场合是限制在既有的自由民主代议制和法律体制,还是应该向更广的社会层面推进?政治平等是协商思想的核心吗?如果是,那么,我们能容忍的对这种协商思想的偏离程度是多大,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德雷泽克沿着话语民主分析路径,对差异民主、跨国民主、绿色民主、反抗性民主等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论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对照今日中国的实践来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关于上述论题的见解,为我们思考中国许多城市和乡村正在开展的咨询、磋商、讨论会议和听政会议等类型的协商实践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支撑。
德雷泽克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一书中讨论的问题较多,给我们带来了大量启示。简要地讲,针对协商民主,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作为民主理论的一种新的转向,协商民主的重点是协商,还是民主?德雷泽克认为,民主向协商的转变,表明了人们对民主真实性的持续关注。真实性是指民主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交往来进行的,这种交往鼓励在无强制的情况下对偏好进行反思。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协商民主的重点还是民主,或者说最终的归属还是民主,协商只是一种手段或者策略。关于这点,德雷泽克认为,“民主一直是一个过程,它总是要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机会,但是,它从来都没有放弃其信仰,即人民大众有参与讨论其共同未来的能力。”准确地讲,话语民主并不是一种民主模式,因为它并没有给出一个详细而确定的制度体系。相反,我们最好把话语民主看作一种民主化策略,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间,当处在面对一系列制度的任一情形下,我们该如何来实现民主。因此,当政治理论进入一个同政治体制中的个体所开展的对话时,对话语民主的诉求本身就应该是协商的和民主的。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和民主化是一个社会学习过程,普通公民、政治领袖和政治理论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协商民主理论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我们关注和研究协商民主理论,不仅是为了参与全世界的这场学术对话,更重要的是从研究中汲取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合理成分。我们认为,《协商民主及其超越》涵盖的内容和阐述的论点是非常丰富和深刻的,更多关于协商民主的理解和认识还需长时间的研习。
三
本书的中文翻译是团队合作的成果。译者们分别来自不同的研究部门,所研究的专业方向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国际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领域。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相关的论著,相互之间也进行了积极的沟通,从而保证了本书的顺利翻译。全书由丁开杰负责组织协调,并完成三次统一校译工作。具体章节的分工如下:英文版序言、中文版序言、目录、前言、第一章——丁开杰(中央编译局当代所);第二章——徐增阳(山东科技大学);第三章——徐丽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社科教研部);第四章——闫健(中央编译局当代所);第五章——王瑾(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第六章——翟启江(中国科技评估中心);第七章——徐焕(中央编译局当代所)。
感谢德雷泽克先生欣然为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序言。在序言中,德雷泽克先生指出了协商民主理论对阐释中国现实问题,比如村民选举、听证制度、生态治理等等问题的意义。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国际学者对中国现实的学术关怀。也要感谢陈家刚博士的信任,感谢他委托我们完成《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一书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陈家刚博士始终给予了我们支持,他不仅积极为我们提供参考论著,而且参与了我们对相关翻译内容的讨论。同时,也要感谢杨雪冬博士,他为我们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大量理论知识背景和准确的译法。此外,还要感谢众多对协商民主理论给予关注和研究的学者们,他们的已有研究让我们认识到译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的学术价值。最后,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贾宇琰女士对本书做了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
协商民主的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我们这个翻译团队大多数成员对协商民主理论的了解是近两年的事情,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也只是初步阶段。虽然我们花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对本书进行认真的翻译,但限于知识水平和翻译技能,本书翻译中难免存在一些错误之处,欢迎读者和同仁批评指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人参与到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来。
丁开杰
2005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