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特别是苏维埃文化，因其悠久、炫目，对中国几代人影响至深。如今，当我们再回顾那些曾经与我们的命运相交错的俄罗斯文化记忆时，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些催人奋进的名篇警句，更多的是对这个大国历史命运的回眸与省思，是对她未来发展的倾心与关注。在“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丛书中，作者以其独特深邃的视角，以细腻流畅的笔触，引领人们去追思探寻俄罗斯尘封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去重温俄罗斯传统的文化、道德、习俗与宗教，带我们一起走近俄罗斯这个我们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本书是系列之一，主要从文化角度探讨了苏维埃文化的特色及对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

苏维埃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它源于十月革命的炮声，延伸于内战的硝烟，进发于集体化和工业化的高潮。高昂于决战法西斯的号角，终结于“解冻”和。改革。的进程。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70多年来。苏维埃文化是在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发展的。它始终没有脱离开一个怪圈——为了强国的目的，宣扬爱国主义，接着出现高潮，随高潮而来的是不安和动荡，于是加强控制、封闭社会，自诩“世界第一”，再更大规模地、更强力地宣扬爱国主义，于是高潮又再次出现。正像苏联在这个怪圈中迂回前进一样。苏维埃文化也沿着这个怪圈运转，于是兴中有亡，亡中求兴，兴亡交替，周而复始，直至苏联的解体。本书作者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以生动的文笔全景式地扫描7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信仰、礼仪、操守，引导人们去追思探寻，尘封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

序：苏维埃文化现象

“苏联第一”

“苏维埃爱国主义”

“苏维埃宫”为什么没有建造起来?

“大莫斯科”的背后

洒中乾坤

伏特加酒，独特的文化符号

饮不尽的“克瓦斯”

饮宴与馈赠

喊声“乌拉”

“乌拉”,苏维埃文化的特色表述

剥夺，一个永恒的文化信念

降低物价的许诺和现实

往事难如烟

重现“斯大林格勒”

“预防杀人”

苏维埃文化观决定了苏联的历史进程

“预防杀人”和普遍告密

“大清洗”的文化透析

再说“大清洗”

究竟是谁最先否定了“大清洗”?

“叶若夫现象”

清洗头脑

文化上的新的路标转换(上)

文化上的新的路标转换(下)

“要有一本得到中央委员会鉴定、签证的党史”(上)

“要有一本得到中央委员会鉴定、签证的党史”(下)

“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旗帜”

如此荣誉

“荣誉法庭”——布尔什维克荣誉而战

“荣誉法庭”——为苏维埃爱国主义而战

跋

总跋

对苏联来说，1931年是个欢腾而又喧闹的年份。

这一年，苏联的报刊大肆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就：建起了强大的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农业，无论从经济的年增长率，还是从发展速度来说，苏联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宣传的人竭尽全力要使被宣传的人相信，而接受宣传的人也就不得并无法不去相信。于是，“苏联第一”，“苏联唯一”的思潮和行为快速膨胀，那种曾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蔓延而后被抑制的“苏维埃世界共和国”的理论和主张统领了一切事物的发展进程，那种“世界革命首都”、“共产国际中心”梦幻般的想法，那种近乎狂热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就令人飘飘然，而不知身在何处。

20世纪20年代的“新莫斯科”计划中的“劳动宫”没有耸立起来。但就是在酝酿劳动宫的同时，苏维埃领导人就有一个根本的考虑，那就是在莫斯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一定要有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一定要有一个标志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向世人指明光辉未来——共产主义的宏伟建筑。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新莫斯科需要一个新的象征，一个新的信仰中心。最早考虑的是将列宁墓建成这样一个中心，一个能让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瞻仰和信仰的中心。一系列的建造方案都把列宁墓当成了一座供奉神灵的殿堂来考虑设计的。一个方案建议将列宁墓修建成高达15～20层的巍峨的“列宁大厦”。陵墓内除了列宁的棺椁，还要安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图书馆、举行集会和音乐会的大厅。夜里，有两个巨大的、被称之为“列宁的眼睛”的聚光灯将把陵墓照得通明，这象征着“照亮通向共产主义之路”。一个方案是将列宁墓建造成一个多层的、依次倾斜向上的庞大建筑，最上层组成一个列宁的身像，最顶端突出的是巨大的列宁头像。还有一个方案将陵墓设计成一个高耸的、多层的、多面形圆锥体，最上端是几个高举着地球的人的雕像。最后的陵墓是按休谢夫的设计建造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建筑，像古罗马的万神殿，一个永恒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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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文化是苏联存在的70多年间兴起、发展并最后归于消沉的文化。它是独特的，其独特性就在于，它源于十月革命的炮声，延伸于内战的硝烟，进发于集体化和工业化的高潮，高昂于决战法西斯的号角，踯躅于石油天然气的涌出，终结于“解冻”和“改革”的进程。苏维埃文化具有苏联存在时期的全部特色。

苏维埃文化是一种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地区的、民心民意的，最后还有领导者的愿望和决策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苏维埃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苏联是一个地域广大、民族众多、信仰非一的国家。每个地域、每个民族、每种信仰都有自己经历了漫长发展和存在的习俗、操守、礼仪、伦理、道德、传统——文化。而这些文化在其发展水平上又有着极大的差距，当人们在中央地区追寻现代化的农业和工业进程时，在边远的北高加索山区和远离莫斯科的北方沿海及东部广袤草原上，还存在着血亲复仇的社会和没有文字的部族；当人们竭尽全力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号令一切的中央政权时，那种自治的、自主的、甚至独立、分裂的现象却此起彼伏；当执政者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一统人们的意识、思想和行为时，东正教的、伊斯兰教的、佛教的、天主教的，甚至还只有膜拜对象的原始信仰的传播、影响和被崇奉却历经起伏而不衰。70年间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内战、灾荒、瘟疫、外族的入侵、执政党内部的斗争、社会的封闭以及影响愈来愈强烈的外部世界的干预，又促使这种复杂的、多样的苏维埃文化处于一种多变的发展曲线之中。

苏维埃文化有着双重性，它一方面倡导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基本出发点，号召人们在最短时期内、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从上而下的宣传和鼓动是倡导和建立这种苏维埃文化的主要手段，寻找、树立和推广“榜样的力量”则是苏维埃文化从无到有的一根红线。所以，一切文艺形式中，一切文化样式中，正面的、无缺点和问题的、英雄的人物就是光辉的主人公，而社会则划分为两极，阶级决斗为两个阵营，意识形态也绝对的敌我相向、水火不容。由是产生了苏维埃文化的另一重属性：它对执政者和最高权力的绝对依附和服从。一切必须为了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爱社会主义和崇奉国际主义，就得爱和崇奉苏联及其社会制度，而爱和崇奉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就得爱和崇奉这个国家的领袖并跟随他们亦步亦趋。苏维埃文化的第一重性由于苏联国人对摆脱穷困的急切需求和对未来光明社会的热烈向往，在现实中屡屡引发起建设的激情和高潮。普通人们在直接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粉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和超级大国的形成等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爱国热情。那种由文化创造和体现出的英雄人物成了一股鼓舞人们去忘我劳动、热血战斗、无畏牺牲，向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和理想的高峰冲击和攀登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在这种苏维埃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人们所以能作出奉献、流淌汗血，甚至牺牲，全是因为他们相信苏维埃文化所揭示的美好未来和领袖们对这种美好未来的许诺是一定会很快实现的。

而苏维埃文化的另一重性，由于执政者所宣传、鼓动和许诺的美好未来没有很快变成现实或者根本没有成为现实，由于人们在勒紧裤带后没有享受到应得的生活的改善和生存的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也就屡屡引发不安和动荡。而这种种不安和动荡经过曲曲折折的传递和上达，最终就演化成为对最高权力的挑战和最高领袖的反动，那些演绎着这些不安和动荡的人们，尤其是他们中的突出者就被指责为是“叛徒”、“间谍”和“人民之敌”并进而受到惩处和镇压。“党内斗争”、“大清洗”和对少数民族的迁徙与镇压等就全面地、细微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于是，苏维埃文化所表现和歌颂的就是以红色水兵、带枪的人、“契卡”和“克格勃”为表征的“血与火”的“红色恐怖”，以“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为红线的无产阶级专政。

苏维埃文化的建立首先是从破坏旧有的一切文化开始的。旧有的一切文化都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有苏维埃文化是最先进的、最具生命力的。荡涤旧有的一切是建立苏维埃新文化的前提和肇始。十月革命之前在俄罗斯土地上所形成和存在的文化：习俗、操守、礼仪、伦理、道德、传统，都被认为应该消除之，而一切文化样式：书籍的、戏剧的、绘画的、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教会的……都被冠以沙皇的、贵族的、反动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样。这种破坏，这种荡涤是以物质的摧毁和人的失落与死亡为代价的。人们试图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苏维埃文化。破坏和动荡导致了反抗和争夺，从而不得不加强自上而下的专政和统治。因此，也就有了清洗资产阶级专家、“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和实际进程。

苏维埃文化的建立自有劳动者的心愿、希望和理想，但更多的、起更大作用的却是领导者的决策和引导。在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劳动者的心愿、希望和理想与领导者的决策和引导，是在一个十分矛盾而又一统的过程中存在并发展的。共同的行动就是建立一个强国，因而爱国主义，以实力为基础的强国爱国主义就成了上下两方面共同的语言。苏联的发展史表明，国力强大和国运兴盛时，也正是这种共同语言——爱国主义发挥作用之时，这时苏维埃文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就深达各个居民阶层，苏维埃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就很壮观。在短暂的70多年中，苏维埃文化一统天下最鼎盛的是两个时期，一是“乱世”，即卫国战争期间，二是“盛世”，即石油天然气高产出的时期。而当国力不继和国运衰微时，执政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缝就会加深，并日复一日地形成难以愈合的鸿沟。这时，苏维埃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阻力，一种矛盾深化的诱发点。对爱国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就愈来愈以“苏联第一”或者“苏联唯一”为主要标尺，这成了这时期苏维埃文化的最强音。但是，这种“苏联第一”或者“苏联唯一”的宣传和鼓动是以封闭社会、堵塞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视听和接触、使苏联隔绝于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之外为代价的。其结果是，本想以这种“苏联第一”、“苏联唯一”的爱国主义来激励人们的热情和干劲，强化对民众和国家的治理，最后却导致了民众对最高权威和权力的信任的日趋下降和民心的日趋不稳。

苏联的历史表明，苏维埃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文化的过程，是把一个多种文化的国家变为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或者是一种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集中和统领的过程。但是，苏维埃文化建立的过程从其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倾向，那就是这种文化是建立在以俄罗斯文化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而在其进程中，俄罗斯文化渗透、融合和同化其他文化的现象与行为层出不穷。在许多的方面，苏维埃文化在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落后地区的建立是以俄罗斯民族“施舍恩赐”的态度、以行政命令和强力的方式推进的。其他民族的心理、愿望和行为是很少得到考虑的，唯一的标准是诸如农业全盘集体化、直接工业化、优先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大清洗”这样的来自中央的统一的决策和措施。当然，苏维埃文化在试图影响和融合对他国人民的思维和观点时，也表现出了很强烈的俄罗斯恩赐精神和苏联大国的领导意识。

苏维埃文化最终的目的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民族——“苏维埃人”。“苏维埃人”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切品质，其精神的神圣性、思维的创造性、言行的榜样性和力量的无比性都是人类的楷模。这种“苏维埃人”优越于其他任何民族，是全世界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在苏联的“乱世”和“盛世”，都曾大力宣传与推广过“榜样的力量”的人物，而他们就是“苏维埃人”的形象。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苏维埃人”在苏联最终也未能建立起来，其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必然是“苏维埃人”所要依存的苏维埃文化最终没有能建立起来。

苏维埃文化既有着倡导爱国主义和振奋民族精神的积极因素，但又有着削弱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消极因素。70多年来，苏维埃文化是在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发展的，它始终没有脱离开一个怪圈——为了强国的目的，宣扬爱国主义，接着出现高潮，随高潮而来的是不安和动荡，于是加强控制、封闭社会，自诩世界第一，再更大规模地、更强力地宣扬爱国主义，于是高潮又再次出现。正像苏联在这个怪圈中迂回前进一样，苏维埃文化也沿着这个怪圈运转，于是兴中有亡，亡中求兴，兴亡交替，周而复始，直至苏联的解体。

苏维埃文化的研究和分析需要宏论巨篇，以苏维埃文化的一些具体现象为议论的随笔只不过是小品。但是，从那些世人先前不曾见过的文字材料和发黄的档案来剖析更深层次的事物，也许可以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闻一

2006年盛夏于北京南横陋室

好久以来，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于苏联历史的分析与研究往往总是停留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而很少触及文化?而对某些文化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又常常止于一些最肤浅的现象，一些文学和艺术等个别的问题上?

一段时期以来，学者们对“大清洗”这类问题的分析又几乎处于相向而立的状态之中。人们总是在“大清洗”被镇压的人数上作文章。肯定“大清洗”的人尽量把遭镇压的人数说得小一些，而否定“大清洗”的人又尽量把一些残酷的事实揭露出来。似乎，被镇压人数的多少成了肯定和否定“大清洗”的分界线了。然而，“大清洗”问题仅仅是个被镇压人数多寡的问题吗?在一定数量内的镇压就是社会主义的，而超过一定的数量就是非社会主义的了?问题真的是这样吗?还有，“大清洗”仅仅是个政治现象吗?当然，问题还不只是“大清洗”，还有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曾被许多人奉为斯大林社会主义经典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

我思考的结果和从解密档案得出的结论似乎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定时期的文化对这个时期政治和经济进程的影响与决定作用，领袖的文化观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与作用。因此，我觉得探讨文化对政治和经济进程的作用就成了深入研究苏联历史的关键。或者，如我的某些同人所说的那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跨上一个新台阶”。

于是，我想分析文化。我想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苏联的历史进程。但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任务。我只能从苏联文化的现象——苏维埃文化现象做起。于是就有了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过的或者正在准备发表的。在两年的时间里，这些文章是在该报的《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专栏上发表的。因此，现在的这本集子也就用了这个名字。在文章发表的同时，我不断接到不同人的电话，他们对这些文章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在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时，因为字数所限，我没有把一些相关的资料和档案材料写进文章里去。有些文章最初写成的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在供发表时，我自己删掉了那些“多余的部分”。所以，在编辑这本文集时，我将所有的文章或还原，或扩充了一下。但是，原发表文章的思想、思路、措辞、写作风格全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的文章长了些。

关于这个总的命题还有许多可以写、我也是准备写的，但是由于书的篇幅，我只能暂时地打住了。正如这套书的总题目《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所寓意的那样，《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是我另一只眼睛看俄罗斯的结果。如果说，《凯歌悲壮》那样的文章是一只眼，《走出北高加索》那样的文章是另一只眼的话，《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中的文章就是第三只眼了。不过，无论怎么说，这些文章都是我的苏联史，所以我仍然愿意再次引用我自己在《山外青山》和《回眸苏联》里写过的话：“我的回眸，我的文集，这就是我对苏联由盛而衰和兴亡更替的解释，这就是我的苏联史，我的非模式化的苏联史。”只要我还在思考，只要我尚能用笔，我就一定再写出几本这样的文集来。

闻一

2006年盛夏于北京南横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