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奇才名士。他出身贵胄门第，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不惜倾家殒命，抢收中华稀世文物，终以悉数捐献国家；一生苦乐兼备、命途多舛；富不骄、贫能安，心怀坦荡超逸，性情慷慨率真，堪为名士品格。其传奇一生亦本色一生，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浓缩着现代中国的风云幻变，书写着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

张伯驹是我国著名的大收藏家、书画家、诗人。国画大师刘海粟称他是“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奇峰”。张伯驹在旧中国为“四大公子”之一，家财巨富，尤喜文物。为保护国宝，毁家纾难。解放后张伯驹将所藏《游春图》、《平复帖》、《上阳台帖》等珍贵文物献于国家。张伯驹在“反右”和“文革”中屡受磨难。但他的爱国精神至死不渝。本书生动地描写了张伯驹的高尚品格和一代名士的风采。

序／周汝昌／l

“重瞳乡人”贵胄门第／1

少年俊才 风华飘逸／7

行年弱冠 羁寓军旅／15

厌弃仕途 倾心艺事／21

翩翩公子 以文会友／28

师从名优 红毹纪梦／37

江南才女 蕙质兰心／47

“京兆”铸情 姑苏完婚／57

一戏绝响 梨园佳话／66

不畏权势 力护国珍／74

倾家荡产 慧眼蓄宝／85

春申劫难 伉俪情深／103

饱游饫看 太白揽胜／112

“春游”畅然 “平复”生辉／120

狷介铮骨 愤世嫉俗／129

故园陆沉 蛰居长安／137

斡旋敌营 欣迎曙光／148

丹青焕彩 饮誉画坛／156

诚献瑰宝 世代流芳／166

远赴关东 赤子情深／177

春游续梦 报国情浓／186

劫难频仍 备尝艰辛／199

世事坎壈 相濡以沫／206

敬挽名帅 千古流传／214

古秀清雅 妙趣天成／227

广涉博采 才溢文苑／237

华章为媒 忘年相交／246

楝亭夜话 功垂红学／257

词苑殊卉 言志抒情／264

夫妇联袂 书画争辉／274

绘坛知音 情寄奇峰／284

海峡两岸 补笔传馨／295

神韵高古 直逼唐人／304

情深意笃 九州盼同／313

驹翁仙逝 四海衔哀／323

绘事后素 桑榆未晚／337

附录／348

再版后记／351

跋／楼宇栋／357

小伯驹的耳畔还回响着“闪开了”的余音，便又去下天仙观看孙菊仙演出的《朱砂痣》。伯驹在戏曲方面的聪慧和才华在少年时就已见端倪。他只看了一遍《朱砂痣》，即能学唱“借灯光”一段。这一段反二簧，他可以一气呵成：“借灯光，看娇娘，如何模样?比王嫱和西施容貌还强……”

南市大街，是当时天津最热闹的场所，街上叫卖声不断，人来人往有如穿梭。下天仙茶园在这条街的东端，丹桂茶园在西端。名戏班经常出演于这两座茶园。小伯驹成了下天仙和丹桂的常客。他曾观看名老生白文奎、名武生薛凤池的演出，也观看黄派武生李吉瑞的演出。吉瑞演出拿手戏《独木关》之后，小伯驹和其他孩童一样，从大街串到小巷，一齐学喊“在月下惊碎了英雄虎胆”。他对当时的两位童伶的出演尤有兴致。汪派童伶小桂芬出演于丹桂：谭派童伶小小余三胜(即余叔岩)出演于下天仙。小伯驹对小小余三胜演出《捉放宿店》中的“一轮明日”的“一”字转十三腔，学唱得颇有韵味，他也跟大人一样，戏称小小余三胜为“十三一”。

小伯驹看起戏来，常常乐而忘返。他既光顾下天仙、丹桂这些名气很大的茶园，也出入于一些小茶园，只要是有戏。

小伯驹上了八九岁的年龄，父亲任长芦盐运使。使署在鼓楼之东，鼓楼之西是元升茶园，距署咫尺。小伯驹常常过使署而不进，而专往元升观戏。武生红净程永龙演出的《古城会》、 《水淹七军》、《刮骨疗毒》、《九江口》等戏，他一出不漏地观看，尤其程演出的《收关胜》，更是喜爱，关胜被擒时，扎靠，厚厚的底靴，登上两张桌子。踝子摔下，在他看来，这是最为惊绝的一招。观戏已成了他最为快乐之事。

伯驹一生酷爱艺术，而发端却都在幼年和少年时代。在以观戏为无尚乐趣的岁月里，一颗艺术的胚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潜滋暗长了。他并没有因观戏而影响学业，用早上和上午的时间完成塾师布置的作业。继续背诵骈四骊六，背诵四书，《诗经》和《韵对屑玉》，塾师十分满意。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继续看戏。

元升茶园虽小，但在小伯驹的心目中，它不在南市下天仙和丹桂之下。这里的大轴戏常常由梆子老生元元红演唱，时人均赞美元元红的唱腔韵味醇厚，若“杏花村”之酒。小伯驹观其演出的《辕门斩子》，其神情、台风精彩至极。看后，便随口学唱对八贤王的一段：“戴乌纱好一似愁人的帽，穿蟒袍好一似坐了监牢，登朝靴好一似绊马索，这玉带好一似捆人的绳，不做官来不受困，食王的爵禄当报王的恩。”

伯驹度过了一段一边读家塾，一边观戏的生活之后，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年，和袁世凯的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一起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开始了学校生活。

袁世凯诸子在入学之前，扬州方地山专为他们授课。袁世凯任军机大臣时，曾捐其四品衔。方地山在城南赁屋三问，娶一妾，但非缠足。自署其门“大方家”。伯驹与袁氏诸子多有交往，故也常到“大方家”，听其授课。大方家室内自撰一联云：“捐四品官，无地皮可刮；赁三间屋，以天足自娱。”伯驹对此记忆犹新。

在新学书院就读期间，伯驹仍以超群的记忆和才学博得老师的赞赏，也深令同学们折服。他除了学习规定的国文、理科等课程外，自己还研读了《楚辞》、《宋元名家词》、《枫香词》、《苏堂诗拾》、《清声阁词四种》等。他一生酷爱诗词，这时就已扎下了根基。他不仅门门功课成绩优异，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为同学背诵诗词，介绍词家，分析词之意境，讲解用典，娓娓道来，常使人耳目一新，怡悦性志。

一日课间，袁世凯诸子不在，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袁世凯来。有的说，袁克端之父不过是一介武夫，不通翰墨。伯驹摇了摇头说：“不尽然也!”一位同学劈头一句：“此乃因伯驹与袁家存有戚谊。”伯驹笑了笑，温和地说，对人评价，与戚谊毫无关系，我言不无根据。袁被罢军机后居彰德，园墅在洹水之北，漳水之南，与铜雀台相邻。他居彰德时曾写有笔记，我偶尔见过，其中也有一些诗篇。他当场给同学们背了一首《冬日即目》，并赞誉其中的一句“数点征鸿迷处所，～行猎马急归来”，其气象异常开阔。

年仅十三四岁的伯驹，看人论事，一切出于直率、自然。

此期间，伯驹与克端几位兄弟，仍常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进餐。每日课后，常同去天津国民饭店午餐。国民饭店对面的戒酒楼是严范孙先生的别墅。严先生每天中午都去饭店看望这几位表兄弟，饭后，并考问功课。只要考问，伯驹总是对答如流，深得严先生的赞许，并预言：张伯驹日后必为非凡之材!伯驹对严先生也非常尊重。“洪宪”时，先生进京劝袁世凯不要称帝，耐心相劝，言无不尽，伯驹从内心深深赞赏严先生的这一有识之举。

P11-13

张伯驹先生的传记一稿，已经杀青，承作者前来索序，不禁欣慨相兼，百端交集。若论为兹传撰序，我并非堪任之人，但先生生前交契，俱叹凋零，当日拈韵倡酬、接席言笑者，今唯我在，义不容辞，因粗纪前尘，申我衰曲，岂敢日序，亦聊寄所怀而已。

自太史公创纪传，于是中华之史，不独纪事，转重传人。传人者何?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德，传其神采，使其人跃跃然于纸上，今后世如目接耳亲，而不胜其追慕慨念之情，是以其人虽往，犹凛凛生气，在我左右。是所以同为不朽之胜业，而三才之中心亦于焉斯在。然欲传其人如伯驹先生者，其事实非易易。盖事可纪，言可采，岁月可罗列，而丰采神情，音容意度，则至难为力。以上之理，犹易晓喻。至于所传之人，评价如何，其历史位置如何?则更难片言居要，数语得中。此在作传与作序，皆是至难之事。

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其时，我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续业，先生居于展春园，相去数步。展春者，因收藏展子虔《游春图》而取名，其地实为康熙时果亲王胤礼之故园，先生得其东半(其西半为当时名人吴氏所有)，景物无多，有小楼二处。回廊相接，外楼袁大公子居之，时已年迈，犹攻德文书籍，恂恂如也。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岱)，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我与先生相交，始自一次展览会——先生将自藏的珍贵书画精品，在燕大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其时我正致力于研求曹雪芹的家世背景，闻得此展品中竞有《楝亭图》，大喜!立时趋而就观——只见大玻璃柜展出了巨轴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小照，彩色立幅，诧为异品。见其四围绫边上，名家题咏已无隙地。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先生的《贺新郎》，词句中涉及了红学旧说贾宝玉即纳兰一义。我于是一时乘兴，步韵连和了两三首，每句下都有细注，句句是讲曹家的史迹实事。张先生看了，见我年少(我比他小20岁)，以为文笔不差。他因此将刊本《丛碧词》送我一部。我拜读了，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拙见，先生一一从善如流。这样的事，在古人中也是难得有之的，我益发钦服他的雅量。但我们的交契犹不在一端。随后，我为词集撰有跋文一则，其中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由于我是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他非常感动。从此，更引我以为知音。他以后凡作词，没有一篇不是写与我看，听我意见的。记得一次同游大觉寺，他年事已高了，坐在玉兰花下，袖出一词稿让我看。两眼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看我读词时的“面部表情”!这种情景，我自然是很难忘记的。

如前所叙，我们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有一年的新正“人日” (初七)，张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探怀摸出一件宝物给我鉴赏——就是举世闻名的脂砚斋藏砚那件罕有的文物异品。又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唱和……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由此可知张先生对红学研究进展屡有贡献，只是世人知者不多罢了。

这还都是展春园时的旧事。那时天天见面，我到先生之厅，视同家人，有时名贵书画舒卷之事，也要我动手帮忙。但满案珍宝，没有主人的话，我严守自己的戒条：不妄动一指头。这是因为当时张先生仍然被视为“凋人”，我去走动，就要避嫌。记得很清楚：《楝亭图》四大轴，有一回摆在大案上为日甚久。我原非不想一见之人，且渴望已久，但终未触动，也未启请一观——我至今真正目睹的，仍然是数十年前在燕大中文系所见的那一小段!再如。家父自津抵京，曾暂借寓于斯园，居室案上陈有柳如是女史的黄玉凤砚。紫檀匣上镂有钱牧斋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害怕我们“顺手牵羊”，我们临辞也不请主人检核器物(因有男仆，每日入室收拾，假使丢了东西，岂不皂白难分……)，我们宾主双方，就是这样相互信任，超脱世态，全以坦荡相待。

这种值得追怀的日子，当然是会发生变化的。我离开了燕园入蜀，先生专邀一社，请众多名家赋词惜别。别后时寄新句见怀，情见于辞。及返京，先生亦已迁居城内后海南沿。因为路远，见面就不频数了。再后来，我目坏，行动需人，于是造访先生的机会，愈见稀少。所余者，词翰诗笺，鳞鸿传字，种种情事，始终如旧也难悉记。

不知过了多久，先生遭到了一生中最为艰困的时期，他从吉林回京暂避时，也来见访，当时已非复昔年光景。因户口不在北京，口粮自成问题，因而有时在小寓留饭，粗馔劣荼，先生亦不嫌弃，仍尽主客之欢。我因无力相济，只能将所节省的粮票，邮寄先生，聊当濡沫。对此，他也还要笔札相谢。那时读了他的信，真是心中感到难过得很。但又想，如先生之为人，对国家对人民是无愧于怀的，浮云蔽日，终有清明之期，尔时快阁眺晴，联吟赋句，先生必定一如既往，霁月光风，曾何滓秽太清之可云哉。

先生酷爱中华艺术，举凡书画词章、歌弦筝柱，无不诣习。因有同好，共语易投。先生工余派须生，我亦尝为之操琴，高唱“卧龙岗散淡之人”。音容宛在，而斯人不作，后之来者，又何能尽挹其清芬乎。今幸有任凤霞女士，不辞心力之苦，多年以来，经营访察，成此良传，则先生风规不泯，足以告慰于当世与来者，岂非至幸。

有人写自传，有人被别人写传。不论写什么传，我想最基本的要求有两点：一是要符合传主的基本历史事实，是写人，不是写神；二是要文笔传神，给人们留下永远的追慕，传播后世。不过要使这两点做得至善至美，恰恰是作传的最难之点。

本书是中年作家任凤霞的著作。我曾记得，40年前魏巍在朝鲜战场上采访抗美志愿军时，为志愿军的真挚行动激起了不可抑制的创作热情，终于写出了那篇震憾世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40年后，这位作家深深被张伯驹和潘素的爱国精神和对事业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从心底里也发出了非写不可的激情。尤其是从张伯驹1982年谢世后，她的这种激情更为强烈。她深知，写传之难之苦，但知难而进。她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翻阅有关资料，苦读张伯驹的著作和赏析潘素的国画作品，并四处探访张伯驹潘素的亲属和挚友，以期使自己的作品达到传主的历史原貌。她苦苦经营了七年之久，用力甚勤。现在，终于将自己的佳作奉献给了广大读者，颇值得庆贺。

我与岳父张伯驹，岳母潘素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得到他们的教诲最深。我也曾被他们的高尚品格和精湛的艺术成就所激动过，也曾想到过要为他们写点什么，终因公务繁重，未能如愿。如今任凤霞女士完成了我多年的宿愿，不仅是致谢，尤要为她的魄力、毅力和认真精神呐喊几声。

我岳父值得人们钦佩之处，不只是他保护和收藏了我国最珍贵的书画名迹，并无私地捐赠给了国家，也不只是他对中华艺术有高深的造诣和贡献，最可贵的是他有一颗始终不渝的爱国心，时时不忘社会主义祖国的昌盛繁荣，时时不忘弘扬中华文化。我岳母令人敬慕的是，从贵胄子弟家的一位弱女，经过自身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成为一名闻名遐迩的艺术家。

跋，不再写多，就此止笔。

楼宇栋

于北京静斋

丛碧词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学士、艺苑真学人。                 

                      ——刘海粟

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周汝昌

余生也晚，然前贤文章轶事，亦有幸涉猎，故于伯驹先生行趾极生兴趣，乃知今世有如斯大妙人实千秋江山之福祉也。

——黄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