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约瑟夫·阿伽西——曾是卡尔·波普尔的研究生和助手——在2003年推出的新作。本书论述了自治、宽容、理性、哲学和责任等五个部分,肯定了科学和技术在现代世界的重要性,着力探讨了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科学与文化的相互关联和科学的政治维度,改进了科学方法论中的波普尔模式。作者反对两种错误的哲学即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因为二者都忽略了科学的文化价值,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他坚持“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的观点,倡导一种深思熟虑的多元论批判理性主义,关注科学与人类安危,呼吁人们促进全球政治运动,切实担负起对“太空船地球”的责任。该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涉猎甚广,旁征博引;文本厚重,值得细读。
有两种不同的错误哲学使科学脱离于一般的文化和特殊的传统,即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确定可靠的(或者几乎是确定可靠的),并且要求人们认同科学思想,按照科学思想行事。它认为科学并且只有科学具有合理性,从而否认或者忽视文化的其他部分。它看似支持科学,实际上并非如此。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权威优先于个人的自治,因此其实质是一种独裁。正如自治是合理性的本质,而合理性是研究的本质、研究是科学的本质一样,科学主义因此是反科学的。(它将科学看作既定的事物,而非不断成长的事业。)
相对主义持有科学主义的全部缺点,却不具备科学主义的全部优点。而且,相对主义把科学主义的允诺限定于科学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发挥地方性效用。相对主义看似从地方性角度支持科学,但其目的在于支持众多文化对科学的无知,包括部分对科学罕有了解的研究院对科学的无知。相对主义者夸耀他们通晓众多不同文化,实质上他们炫耀的是对科学的一无所知。他们认可任何传统,因此是以科学的名义,或者以某种地方传统的名义施行独裁。它看似宽容地将每个权威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但却是以分裂不同领域和使每一个领域成为不受限制的地方权威为代价的。因而它是独裁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寻求科学确定性(或其他确定性)的一切传统主张都是错误的,并且妨碍了科学的自由及其与文化总体的融合。科学是最富合理性的理智活动,但不是唯一的理智活动。科学的独特性在于系统地理解事物,并且对自身创造的成果保持坚忍不拔的批判态度。科学通过这种方式在人类文化中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它对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值得人们对之进行特别研究。
科学在今天赋予其从业者和合作伙伴以很高的社会地位,其中一些人试图扮演科学利益的捍卫者,常常希望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倡导科学主义。然而,去攻击这些捍卫者是没有用的。他们的敌意映照了相对主义者的敌意,而后者往往不了解科学。无论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忽视了科学的文化价值,他们共同的一个粗劣看法是,科学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情。但是,大众科学不但对整个文化,而且对科学本身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经常寻求更新的和更友善的途径来使科学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应用科学思想扩展更多的领域,扩大人们的视野,让生活更为理性化。大众科学和技术、科学史和技术史、应用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都打破了科学和其他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
科学主义强迫人们接受科学理性的律令,相对主义则把这种强制限定于科学文化,而非理性主义却反对这种强制,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在重要方面如此。然而,他们都错了:大脑是一个强大的器官,运用大脑不需要理由、强制和外部的限制。我们可以像运用其他任何器官一样来运用大脑而不会产生什么严重问题。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讨论自治(autonomy)、宽容(tolerance)、理性(reason)、哲学(philosophy)和责任(responsihility)问题。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当代民主哲学议程上最重要的主题。从简单的意义上看,它们都持批判理性主义的观念。将理性等同于确定性毫无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致力于限制科学主义,但又不质问它对确定性的追求是否具有合法性,因为这种追求是对自治和责任的逃避。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当人们说,他们之所以不能作出决定是因为不具备充足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希望事实和理性的规则为他们作出决定。然而,决断需要深思熟虑,而可能影响我们深思熟虑的信息正是作出负责任的决断的必要手段。有些哲学家主张非理性主义,诉诸本能情感以反对思考;有些哲学家宣扬相对主义,诉诸确定的规范以反对思考;还有些哲学家倡导科学主义,诉诸科学权威以反对思考。他们都在逃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应当尽可能负责任地和尽可能合理地作出决定,然后才能期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一节 科幻小说:这条讯息为你而传
对科幻迷来说科幻作品中总是笼罩着一种熟悉的魔幻气氛,一种跨越时空场域、在看似有意然而可能随意联系的个体之间产生的氛围。经历了一场漫长错综的追逐历程后,被追逐者在很久以前失去了与原来星球的联系,漂流到了另一个陌生的星球。在那里,漂泊者此刻正走过广场,漫不经心地浏览一幅巨大的海报,上面展示着一条商业广告或某种只具有地方意义的类似信息。海报的周边绘饰着的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阿拉伯)图案加快了漂泊者的脉动。它强烈地吸引并蛊惑住了他——直到在一瞬间全力地向他袭来:阿拉伯图饰向漂泊者传递了他长久遗忘的母语信息,它传达了如何重建那种联系的讯息。
我说的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而且似乎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它会以历险记的形式出现,但它的基调却不是历险性的,而更多地与成功地结束历险、回到家园这样的观念或希望有关。这是一种终极回归,是一种永恒或时间静止(空间消失)的观念。西方哲学常常把这种观念与文艺复兴时库萨(cusa)的神秘大主教尼古拉(Nicolas)联系起来,虽然它在所有文化中都一再重现。这种观念将难以觉察的微小事物和无边无际的巨大事物、转瞬即逝和不朽永恒等同起来。的确,无穷的线与消遁的时间点交汇,标志着某种讯息与它指向的接受对象发生了随机邂逅。
这种无所不及的普遍性缘于何处?我想它来自生物学。设想一下动物,鱼或者羚羊,会留下气味用来联系可能的配偶。这种气味是一片天文数字般的分子海洋中的少许复杂分子:只是这个空间包含的分子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另一个动物沿着这条气味踪迹走过曲折的路径找到自己的伴侣。
威廉·克雷格(William Craig)和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tz)已经提出了这个假设。动物对它寻找的目标茫无头绪。即使在建造巢穴的时候,它对自己的任务也没有完整的概念。动物在不同的阶段追求各种不同的事物,然而并不知道什么事物,更不用说它们的本能,严格地设定了赋予它们意义的秩序。但是,克雷格和洛伦兹认为,一个动物如果在负责一项工作,寻找一个配偶,或者在寻找一条垒窝的枝条时,它会躁动不安,四处游走,试图在任何图饰中读懂它所需要的讯息,直到有一天终于发生了重要的事情,并促使发现者结束神秘复杂工作的下一步骤,开始寻找另一个讯息,这是遍布生活之旅的预定严酷考验之开放系列的另一步骤。
现在考虑一下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就像我此刻给你写下的这条讯息。我们不了解文字背景,更不了解它的实际起源,除了知道它们没有什么特别以外。虽然许多文化还未开化,或是从更先进的邻居中习得了知识,但文字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还是独立地发展起来了。然而,我们还是能发现其中存在的一种序列安排。许多独立的表意字母,有些发展成了严格意义的字母——也许同时,也许不是相当独立地——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转变成了两种希伯来语字母[西奈语(the Sinaic)一直存活至今和乌嘎利特语(the Ugarith)已经是历史的记忆]。但是,如何会这样和为什么,我们无从了解。
尽管我们可以加以揣测,但很难想象最早的那个起笔的人如何设想出了第一条信息,并且在没有首先与信息接收人商量的情况下就将它写了下来。这就是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推想的方式,并且这个信息必然引起混乱。当然还有其他可能。一种可能是,写作者和接收人是同一个人:文字是一种记忆形式,或者是将事物交付给比人脑更稳定的存储器的一种形式——例如花岗岩。古埃及的文字神是记忆神。目不识丁的牧羊人用结绳和刻木来帮助记忆,就像簿记一样。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就是文字的起源。它的证明是挪威人的古代北欧文字,他们的文字是带有楔刻的图像。然而,古代北欧文字是字母文字,因此是文化的两个层次相结合的产物。有许多事实支持文字最初是记忆术的观点。大多数遗存的古代文本是宗教文本、财产清册,以及纪念物。 那么,假设最初的文字是记忆术。那么书写信息就是一种进一步的发明。它是如何产生的?也许是在某个人在将一个记录当作严格意义的信件的时候恰巧发明的。《圣经》(《创世记》,Genesis 38)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关于族长犹大(Judah)的故事。犹大是雅各(Jacob)的儿子和犹太部落与带有传奇色彩的大卫王(King David)的古代祖先。他的一个儿媳成了寡妇,没有子嗣,因此必须从她先夫的家族获得子嗣。社会人类学记录告诉我们,这项寡妇与其亡夫的兄弟结婚的法律在许多原始社会中都存在。犹大认为这位女士的名字他玛(Tamar)是一种凶兆,因为她已经失去了两个丈夫,即他的两个儿子,因此他扣留他的第三个儿子,想让她无限期地守候。他玛脸戴面纱,假扮妓女,在犹大没能够为她的服务支付报酬的尴尬时刻引诱了犹大。他把自己的手杖、印章和印章链子留给了她作为典当。后来发现他玛怀孕了,犹大命令将她用火刑处死,因为她没有洁心守身。她派人将他的手杖和印章送去,并带了一条口信告诉他,这些物件的主人是谁,我就是跟谁怀的孕。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机巧,假如犹大不是绅士,这位女士就会命丧黄泉。她故意让他对她装傻。或许她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不是绅士的话,那么我宁愿以死为赌注而不愿意怀着他的孩子。这个故事是否可算是某种隐晦文字的隐晦发明呢?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文字的发展迂回曲折。信主必须证实讯息的真实性。作为真实性的证据,他们拥有指环或印章——印章指环一一这是预期的讯息传递者从预期的信宿那里获得的。或者(大概后来),他们就用钱币的一半吻合另一半来取代印章指环,作为防止虚假讯息的手段——希望了解对方音讯的两个人把一枚钱币分开,两块吻合就证实了讯息的真实性。在古希腊把两块合在一起就是一种象征(symbolize,来自syn,一起;ballein,抛弃)。而今天的书面语仍然是一种符号象征。
传达给自己的讯息或某个人给朋友传达这个朋友所希望的讯息,与对公众公开开放的纪念碑相比,属于不同的维度。直到今天,我还对青年时代第一次瞻仰著名的塞莫皮莱(Thermophlae)铭文的激动之情记忆犹新。它对不知名的读者说,当你做客斯巴达时,请告诉他们:就在这里,战士们坚守着他们的诺言。我并非逐字逐句地翻译它的文字,这个文件包含着祖国要求战士为其奉献生命的观念,而这既可怕又愚蠢,也毫无趣味可言——至少我在青年时代是这样认为的——我试图捕获这条讯息的积极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它致无名读者,当你做客斯巴达时,请告诉他们:就在这里,战士们坚守着他们的诺言。在一条布满尘土的马路上长逝的英雄们致言不知名的路人,而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经过城镇,请求他们把讯息传递给任何将要到来的人。P3-5
三十年前,我和马克斯·瓦托夫斯基(Max Wartofsky)以敬赏之情推介了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的著作《科学的变迁》(Sciencein Flux)。我们形容他是一位批评家,一只牛蝇,一个善于揭穿假面具的人,一个挫人傲气的人,一个风趣的坏家伙,他尖锐而凌厉,令人费解,性格乖张,极具煽动力。他在其著作和论文中积极探索一条建设性的道路,然而他很少走直线。牵枝扯蔓是他所喜欢的言归正传的方式,《科学与文化》这本新编的研究荟萃将使读者踏入曲径通幽的花园小径,引之入胜,深为着迷。但是正如我们过去所言,我现在依然要重申:紧紧追随他的思想,因为阿伽西总是言其所指。
阿伽西对亚瑟·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论述科学革命的著作《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展开了深刻批判,他将伟大天文学家开普勒的豪言壮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如果一门科学非要依靠欺骗的手段来维持,那就让它毁灭去吧!”尽管此言如此平实,但在他对各种科学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境展开蕴涵真知灼见的沉思冥想时,我们可以听见阿伽西在喃喃自语。在其稍后出版的第二本文集《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中,阿伽西紧扣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讲演“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将其翻译为韦伯的“科学的宗教”,为韦伯的极端非理性主义定位,并用情感的霓虹灯向我们宣扬韦伯的“作为一个癫狂者的科学家的画像”(Pitture of the Scientist as a Maniac)。
什么样的科学哲学家会秉持这样一种观点或者这样一种论证风格?阿伽西在纪念马克斯·瓦托夫斯基的一本册子中撰写了一篇简短尖锐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目了然的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发挥着文化功能,因为它们都是神话。阿伽西以其典型的浓缩方式简约地承认了两者有多么粗陋,“既然世界由诸多错过的时机组成,正如回顾过去所表明的,因此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判断哪一个更切合实际”。然而神话诱导着我们,因此他引用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预言:神话为我们思考。如何理解各种文化中的神话、不同文化中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及所有带着偏见的中庸观点,如何理解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乐观的科学理性主义?阿伽西会让你深入思考这个假定的科学神话,不过有他极具判断力的智慧始终指示我们的方向,引导我们的证伪主义道路,我们既可以避免相对主义,也能够逃脱自负的科学主义。《科学与文化》一书呈现出阿伽西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是置身于各种情境中的科学,镶嵌于文化中的科学,在把玩文化、引领文化、有时左右文化的科学。但是有一点阿伽西非常明确:在科学和其他文化之间没有分界线。
R.S.科恩(R.S.Cohen)
2003年3月于波士顿
《科学与文化》是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约瑟夫·阿伽西——曾是卡尔.波普尔的研究生和助手——在2003年推出的新作,书中的大部分章节由1969—1999年业已发表的论文汇编而成,反映了作者学术高峰时期的主要思想。阿伽西针对当代哲学议程上最重要的五个主题,即自治、宽容、理性、哲学和责任,全面阐释了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科学不是人类文化中孤立的岛屿,而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他既坚决反对科学主义,也坚决反对相对主义,因为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阿伽西倡导一种深思熟虑的多元论批判理性主义,关注科学与人类安危,呼吁人们促进全球政治运动,切实担负起对“太空船地球”的责任。该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涉猎甚广,旁征博引;文本厚重,值得细读。唯译者学养有限,又初事学术移译·惴惴乎恐难传其神韵。但感于本书思想之深邃、内容之丰富、文字之清新,故不揣浅陋,闻鸡起舞;前后历经一年多的反复修改与掂量,终于拿出译稿。但愿它能基本传达作者原意,让大家分享智慧的快乐。
当此拙译付梓之时,特别感谢导师刘大椿先生引领我步入学术研究和翻译园地,放手让我在两种语言文字中游弋通传;先生在学术和工作繁忙之际仍抽空细读译稿,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将拙译列入先生主编的“科学哲学基本著作丛书”出版,弟子没齿难忘。本人还要感谢中国社科院的段伟文师兄,他远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时仍费心为我解开词语翻译的困惑。
译事之艰辛困难,译者自知;译文之错漏缺失和不尽如人意,在所难免。本人虚心以待学者方家的批评。
邬晓燕
2006年6月于人大品园
他极具判断力的智慧始终指示我们的方向,引导我们的证伪主义道路,我们既可以避免相对主义,也能够逃脱自负的科学主义。《科学与文化》一书呈现出阿伽西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是置身于各种情境中的科学,镶嵌于文化中的科学,在把玩文化、引领文化、有时左右文化的科学。但是有一点阿伽西非常明确在科学和其他文化之间没有分界线。
——R.S.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