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丑陋吗？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龌龊吗？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残忍吗？你知适中国人为什么麻木吗？你知道中国文化是耻辱感文化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专门心黑手狠不要脸吗？你知道中国人对自我真正反思就会产生一种自杀的欲望，当他们真的要自杀时，就会想起这种自杀的文化，而停止自杀而要杀死这种文化吗？这种张力如何形成？本书一定能给你一个最简捷最贴切最系统的回答。

一个既有自我又无自我的人。有自我是因为在复制的惯习中他不复制他我；无自我是因为于增值的时代里他不贩卖旧货。已曾的事实是创造的杀手，那已离他而去；尚未的东西还在襁褓之中，那才是他看护的对象。这个明天的婴儿究竟是什么?季国清不是告诉我们答案，却给我们更多的问题：祖国可爱吗?母亲可敬吗?传统可亲吗?祖先可法吗?中国是礼仪之邦吗?官吏是民之父母吗?在我们的古老国家中真正的生命是这个连绵不断凶恶怪诞杀人不吐骨头的利维坦还是那个喘气行走麻木不仁表达而不思考的个体人?

前言 1

一 文化的路径依赖1

1.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3

2.在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的临界点上 11

3.“囚徒困境” 19

4.共时机会均等与历时机会均等 22

二 历时机会均等的社会结构 43

1.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45

2.国与家的同构 53

3.血缘关系与拟血缘关系 65

4.众子继承制 73

三 历时机会均等的心理特征 85

1.平均主义的经济追求 87

2.乞丐心态 92

3.从众与中庸 97

4.两重人格 105

5.面子效应 115

6.圆满崇拜 123

四 历时机会均等的政治理论 129

1.权力的放射性结构和中心白闭症 131

2.既成事实树立的权威 138

3.专制权力与规范权力 149

4.天命与道德 155

5.暴力与谎言 164

五 历时机会均等的历史评价 175

1.统治社会的模本 177

2.极权体制的典苑 193

3.简单性与沙堆模型 201

4.李约瑟难题的解 212

5.整体性与耻辱感 229

六 文明不留遗憾 251

1.文化与文明 253

2.聚合体和结构段 265

3.未来与希望 275

主要参考文献 280

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世界服从简单性原则。这话千真万确。即或说世界在有些方面并不那么简单，19世纪后半叶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发现的人类思维的经济原则也将引导着人类从复杂之中概括出简单来。最伟大的理论总是有最简捷的表达方法。20世纪后半叶的物理学硕果累累，就像19世纪末一样。人们又兴奋地宣称，物理学的巴比伦塔即将封顶。不过，19世纪末物理学还有两朵乌云：迈克尔逊一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前者是指光速在和地球自转的方向相同、相反两种情况下测量结果一致，后者是指在遥远的太空有不明原因的微弱光线辐射。当时，这两大难题尚不能解释。后来对前者的研究产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者则衍生出量子力学。20世纪末，物理学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宇宙的成因、物质的结构、黑洞的状况、时空的本质等重大问题都已有了成型的理论，并获得了观察和实验的佐证。20世纪物理学的最后两个难题是对称性破缺和夸克禁闭。而解决这两个难题的理论却是最简单的，那就是对称性原理。

1957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发现了钴60的宇称不守恒。简单地理解，所谓不守恒就类似于一辆汽车的方向盘是左舵式，如将其改成右舵式，它的各种性能(速度、转向、照明等)就改变了。后来物理学家又发现了同位旋不守恒、超粒不守恒……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这就是对称性破缺。所谓夸克禁闭是指无论用什么样设备都找不到夸克的单体，虽然物理学家早已知道六种夸克和轻子是构成世界的原子化单位。经过若干年艰苦的研究，物理学家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其实物理世界是严格对称的，即物质和真空的对称，用数学表达就是：物质+真空=0。这有多么简单!这里的真空不是帕斯卡球那种意义的真空，那里只是没有了空气，这里的真空是指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涨落，没有任何物质，没有任何场活动的真正的死寂空间。只要确认了这种简单性，宇称守恒了，同位旋守恒了，超核守恒了，更重要的是夸克禁闭也得到了完美的解释。原来，夸克在宇宙只有10的负43秒时的形成过程中，就被真空包裹起来，像一个膜一样，称为口袋。打破这个口袋的物理能级在宇宙爆炸的瞬间即逝，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现这种能级。这就形成了夸克禁闭。

对称性原理还有一个更大的用场，那就是通过微观世界的研究确定宇观世界的情况。宇宙的时空拓扑在最小的时间范围即10的负44秒时形成，随着宇宙膨胀，热量和能量均降低，时空拓扑就像出窑的砖头一样定型了，并以拓朴同坯的形式不断扩大。由于宇宙整体性时空本质是在绝对微观的体积内确定的，因此，我们可以研究真正的微观，即普朗克时空的状况来认识宇宙整体性即宇观世界的性质。这是一种空间的对称性，即最大对应最小。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还兴起了一股关于复杂性问题的交叉学科研究的热潮。所谓复杂性是有明确的外延的，它是指混沌、分形、孤波三种现象的总称。混沌是指无规律变化的那类现象，尤其是在事物演变过程中分叉的地方。分形即分数维几何，整数维几何是规则的，像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图形，分数维几何是不规则的，像近距离观察的海岸线。孤波是指那种突然爆发的现象，它在数学的笛卡儿座标上的表示方法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凸起。造成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事物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

我们在地板上划一条直线。在距离地板两米的高度拿一个小球正对着地板上的这条直线，我们自然地松开手，看它究竟掉在这条直线的哪一边?当然，它掉在两边的概率是相等的，即都是1，2。而就一次来说它掉在哪一边是不确定的，它就决定于离开我的手的那一刻，那一刻它是或然率的，离开了我的手它就是决定论的。如果把这一过程拍摄下来，事后回放，就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小球下落的过程只是对离开我的手时的初始条件敏感。除此之外，绝无其他原因。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关于人类远古事物的研究很可能把初始条件敏感性派上用场，因为这类事物和小球从静态到动态一样，是一种发生学问题。渐构成了另一种对称性原理，即时间的对称性。

最近的考古学研究有重大发现，秘鲁印加文化古城卡斯玛发现了许多战争的遗迹，它诞生于公元前1400年前后。城市的形成完全是因为战争的需要。于是，由此可以判断，战争是给人类文化催生的工具。正当文明起源的战争论者兴高采烈的时候，又传来了对他们十分不利的新的消息。也是在这一带又发现了距今有5000年历史的卡拉尔，那里无论人们怎样挖掘，都找不到一点点关于战争的蛛丝马迹，那里纯然重现了一派和平景象。似乎文明就起源于和平。这可是南辕北辙的两种结论。其实对这种在发生学问题上针锋相对的观察结果根本不必大惊小怪。人们总是喜欢也习惯于给错综复杂的现象确定简单的因果性，似乎只有一个原因才是科学的正统规范。要是以此来指导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那就是削足适履，歪曲客观事实。这会造成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按照树形图的谱系找它的根部。世界上的因果律决不是一种，即单一的一因一果规律，还有复合因果律，即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当然，还有互为因果的事例，即原因与结果处在一种相互作用的链条中，双方都既是原因又是结果。……P3-5

任何读书人都知道，序言之类的文字无论是作者本人写就，还是由他人为其美言，总是要在成书之后再写。因此，叫“前言”就是一种悖论。悖论在逻辑上是分量最重的演算，因为它永远没有结果。同时，前言在文字内涵上又应该是分量最重的话语，它不仅要提纲挈领，还要概括全篇，凝聚着作者对自己书的殷切希望，提示读者进入全书氛围的突破口，加上致歉和致谢一类的例行公事，把个序言弄得就像一个即将诀别的绝望者，必须把他心中淤积的语义负荷一古脑地倒出来，方才罢休。不过到了写序这一阶段，作者的意识世界在精神分析的解剖台上不可能是统一的。在意识之中和在潜意识之中，作者肯定是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要素所分解：在意识之中由于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的完工而欢欣鼓舞，就像产妇分娩后看见自己的婴儿一样，序言之中跳跃着作者的满足和骄傲；在潜意识之中，则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意境。作品出笼在解释学的意义上说就是作品杀死了作者，在作者心中难免充满着惆帐和惋惜，对于那个曾经属于自己而现在毕竟要走出自己的闺房而远嫁他乡的爱女，怎么能不依依难舍望断秋水般和其告别呢?这里有两个隐喻：婴儿的隐喻和爱女的隐喻。在现实之中这两者之间有遥远的距离，而在一篇序言之类的文字中，两者仅一步之遥。也就是说，这两种意识要素都在一篇短短的说明性文字中实现。

这种序言的精神分析只是一个通例。但是，我在写这部书的序言时，我的潜意识和意识中却是同一种现象学意境。我没有一点点高兴和开心的成分，我在写这本书时就一直有沉重的阴霾云集在我的心头，到这最后的一刻，这阴霾反倒更加浓厚，更加遮蔽，更加散发着让人窒息的味道。所有这些知觉现象学的纹理最后都集中在这本书那多少有点晦涩的书名上。这个书名就是《利维坦的灵魂》。

为什么利维坦，这样一个洋化的名字?这里有一段迂回曲折的过程。在写这部书的计划时，我用的书名是《文化与哲学》。但我对这个名字一直不满意，有多少次我反反复复思索着如何把书名设计得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然而，总是不能如愿。当我成书之后，我和编辑接触时，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书名似乎不太贴切。编辑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子，并没有那种固执己见的惯习，我似乎完全可以拂逆她的意志。但是，我不能，这并非是因为她要让书名充满魅力的震撼，而是她的意见直达我的潜意识。我曾经翻遍词典，我曾经搜索记忆，我真的找不到一个真正反映我内心深处那种意境的语辞。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几次翻阅霍布斯的《利维坦》，一遍又一遍地查阅中我树立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在构造一种真正意义上吃人的怪物，这个怪物不是一种实在，不是一种个体，不是一种设计，不是一种超越，但却是一种存在。它就像中国神话里的貔貅，有一张血盆大口，饕餮无比，嗜杀成性，然而它却没有肛门，他光吃不拉，也不知道它吃那么多东西究竟都存在哪里了。这不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又是什么呢?它真的吃人，一部《史记》，一部《通鉴》，一部《汉书》，一部《红楼梦》，所有的二十四史，那里面的哪一个人不是让它吃了呢?有的人是被它静悄悄地吃，有的人是被它闹哄哄的吃，有的人是由我们人帮助它吃，就像明代末年的袁崇焕，本来他是想千方设百计的为了大明的江山稳固，但是，那个可恨的崇祯皇帝却偏偏是个弱智，被清军不太高明的诡计给欺骗了，硬说袁崇焕和清军勾结，把袁崇焕判了个凌迟处死。这其实只是利维坦在假借崇祯来吃人，崇祯哪有那样的道行?在凌迟处死袁崇焕的过程中，刽子手整整割了1200刀，然后，观看行刑的人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抢着吃袁崇焕的肉，到最后竟然一两肉卖十两银。二百五十年后，清末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杀谭嗣同等六君子。谭嗣同本来可以逃跑，但他却选择了被吃。在他被囚车运往菜市口的途中，沿街的人往他身上扔臭鸡蛋，发霉的咸菜，没法吃的大酱，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让我们的利维坦坚定信心地吃。七十年后，一个娉婷玉立端庄万方的女子张志新，又要送进这张血盆大口，她只因为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疑虑重重，她就要被吃。她被吃的时候，怕她喊口号，把她的喉管割断。人们还在一旁高喊，不杀张志新不足以平民愤，十恶不赦的张志新。这样给我们的利维坦观敌嘹阵，呐喊助威，让它快一点^她吃人。这些被吃的人后来又因为某种需要，说他们不该被吃，那就应该有其他人被吃。这个利维坦既然无形无影无踪无迹，那它就像一个幽灵。我的这本书就是要揭示为什么它杀人害人吃人，而它杀人害人吃人有时附在我们这些活人的身上的。所以，它就像灵魂一样，通过人来杀人害人吃人。在编辑的启导下，我的潜意识的东西一下子掉进了意识，潜意识和意识合二为一了。于是，我把书名改为《利维坦的灵魂》。这不是一个诗意的命名，也不是一个神学的称谓，这其中充满着血腥肮脏龌龊欺骗暴行兽性。我把这个新名字告知我的编辑，她坦然接受。我知道，我们的民族正处于反省我们的利维坦的边缘。

说到此处，什么是利维坦已经一目了然。它在霍布斯的词典中时被定义为由人类个体组织成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却有它自己的生命，这种生命不像生物界那样的只由一个实体表现的生命，而是像地球那样由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由整个系统的合目的性的行为，由放大某种微小震荡的蝴蝶效应来表征。社会的确是个怪物。它有记忆，即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它有标准，即写在它那些法律、道德、伦理、规约、习俗之中，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代际关系来传递，又有可能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标准与成文的东西交叉甚大；它有代表人物，但它又把代表人物只是看成自己股掌之中的玩物，它的一切行为仿佛是由代表人物完成的，实质上它有自己的一套运转的规律。这个怪物要维持自己的生命，它或者以人类生产的物质财富为它的营养，或者干脆以人类的生命为自己的营养。要是前者，它就要千方百计保护人类生命，提高人类的素质，让人类尽一切可能多地创造、发明、发现、发展，从而它自己也兴旺发达。要是后者，它就吃人，杀人，害人，整人。看来利维坦有两种灵魂。它的这两种灵魂和它所辖的人类群体的人生对策息患相关。要是第一种，人争取生存的模式就是生物界所说的K对策，即个体争取自身强大，像生物界中的食肉目那样，靠自己的强大战胜死亡；要是后者，人争取生存的模式就是生物界所说的R对策，就像生物界中的啮齿类那样，靠繁殖数量来战胜死亡。

我们的利维坦是后者，这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历史上有十五次大规模的人口灭绝，像战国末期秦朝统一中国的过程和秦末楚汉争夺政权的斗争，像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像魏晋南北朝时期，像唐代的黄巢起义，像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尤以张献忠的残暴无情嗜杀成性为甚，等等，不一而足。这就是明证。中国的历史上不停地进行朝代更替，每一个朝代都是这个可怕的利维坦的牺牲品。这就是明证。我们的经济水准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到20世纪中叶我们的粮食平均亩产还和东汉时期相差无几。这就是明证。

不能否认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时间里，利维坦生命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个体其实只是悲惨地活着，就像非洲到处可见的蚁塔中的那些蚂蚁一样。当然，整体性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的时代，还是维护群体生存的重要条件。但是，必须看到，利维坦生命的重要性大于人类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只是那个时期的特定需要，因为那是和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本质，人类的本体相矛盾的。人是自我创造的动物，人类的类本质蕴含在人类的个体之中，人类的每一个个体都要和其他所有个体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一个人被奴役被欺诈被伤害被统治就是整个人类的耻辱和悲哀。这样，到了人类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利维坦生命的重要性就要让位于人类个体的生命。这个过程越早人类的发展就越快。

毋庸讳言，我们的情况不是让我们乐观。我们还处于利维坦的生命被权力和结构精心呵护的时代。我们还没有个体的生命。我们还需要彻底走出整体性的牢笼。我在本书中就是要抓住利维坦的灵魂，条分缕析，归纳演绎，让我们看清实质和脉络，抓住要害和症结。从中真正领会我们的整体和系统究竟有什么奥秘让我们的个体只能呼吸、吃饭、穿衣、走路、游戏、劳作、性交，传宗接代，相互交往，制造面具，选择面具。当然，也杀人，也整人，也害人，也骗人，也骗己，还记录历史，评价历史，伪造历史，记录现实，评价现实，伪造现实。然而还要加上但是，我们的个体并没有活着。我们不是像西方人说的那样，人死了，而是我们还根本没有出生。

我想要这本书达到一种效果：读透它，读懂它，读到爱它又恨它的程度。这时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直觉，有一种意识，有一种潜意识，有一种欲望，那就是想自杀；但是，一想到自杀就马上意识到就因为这种独特的利维坦的组织原则，弄得我们活活不好，死死不灵，我们干嘛要死，我们不死，让那个害人、杀人、整人的利维坦先死，我们不就可以建造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的整体性吗?要是能在这两种情感之间震荡，就是这本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所谓利维坦的灵魂就是指把人类社会组织起来的结构信患。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社会的结构信息就是一个和伦理有关的信念，即历时机会均等。只要把历时机会均等的相关信息组织成一个整体和系统，并找到其运作的方式中的利维坦就算活灵活现了。因此，这部书的确是用简单性原则完成的体系。

这部书完全是用演绎的方法和演绎的系统写成，书中的论证也完全可以找到文献的支撑，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命题都是用逻辑加文献的求证得出的。认真阅读的读者会发现这一点。但是，考虑到那样一来就会增加阅读的难度和阅读的时间，直接影响思想的传播，所以，文中几乎没有列任何参考文献。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也仅仅是主要的一小部分。我相信，看过这本书的人中会有人愿意完成由文献佐证的工作。如果真有人愿意，我也愿意毫无保留的告知相关的一切。

这本书的所有文字都是我在2004年旅美期间于波士顿大学和洛杉矶国际神学院用最原始的笔，一笔一画写成的。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太激动了，几乎是一气呵成。在此期间我除了吃饭睡觉等生理上的事之外，什么也没做。但我名义上是波士顿大学和洛杉矶国际神学院的访问学者。波士顿大学和洛杉矶国际神学院给我以极大的支持。尤其是洛杉矶国际神学院的唐崇怀院长，他慷慨解囊赞助我研究和生活，给我以极大的鼓励，他在百忙之中还找出时间和我讨论书中的内容，为这本书的完成奉献了他无私的物质和精神，这个思想体系中也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对他的感激是语言无法表达的。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出色的学术组织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人活着就要为彰显上帝的荣耀，为全人类的福祉贡献我们的一切。我的这本书要是真的能动员起埋葬这个可怕的利维坦魔鬼的人间力量，就应该是对他的最大报答了。这将是作为他的朋友的一番心意。作为私交，他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那种好人。我将永恒地把他放在我的心中，我的灵魂那最显眼的位置上，并把我的祝福永恒地和他的占位放在一起。

我的这本书完成之后，它的第一个读者是一位真正学识渊博却又没有任何学术头衔的学术鉴赏家。他就是汪传生先生，一个在佛罗里达开家庭公寓的囊中不羞涩的人。他曾经和我说起台湾人必须走出偷盗癖人格的故事，他也曾经和我讨论过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他带我去美国北部的好几个州旅行。我们几乎同床共枕体验友谊的通心性。正如培根所说：友谊是可以通心的，当你把幸福讲给你的朋友，幸福就会加倍；当你把痛苦讲给你的朋友，痛苦就会减半。汪传生就是那种能够使我幸福加倍和痛苦减半的人。当我的书写完之后，他即刻表示，出资赞助。三本书的经费都是汪传生先生无私支付的。然而，他自己确实是把一分钱也要花在刀刃上的人。他还做了许许多多公益的事。只是我不能在这里一一枚举。我多想给他戴上一副花环，上边直书：“人类的儿子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最低在我心中存在这样一个画面，他带着我给他的花环。甚至这不是在我的意识里，而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的生物性里。

编辑李珊也是属于贵人的一列。我早在来美国之前就和她说过写书和出书的事。2005年春节我短暂的回国就是为的这件事，她没有主动忘却，义无反顾地承担了繁重和繁琐的编辑工作。我人在美国，打电话是最好的交流和联系了。这无疑增加了她工作的难度。她无怨无悔，孜孜不倦，直到做得较为完美。我不说感谢，我就说我要是还有好书我还信赖她。

这是一本把许多内容整合在一起的书。肯定会有许多缺点和不足。我真诚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季国清

于洛杉矶国际神学院

2005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