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以一间20多平方米的发廊为中心，纪录了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亲姐妹的真实故事。主人公章桦、章微姐妹和她们招收的湖南的小芳、贵州的阿文等“洗头妹”因坚持正规营业、拒绝色情服务而惨淡经营，而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同样饱经痛苦和沧桑：有的离婚，有的遭男友始乱终弃，有的苦苦等待杳无音信的孩子的父亲，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她们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与命运搏斗……作为国内首部“超级真实”的大型纪录片，该片制作者跟随片中人物贴身拍摄，时间长达4年，辗转5省7地，走进她们每个人都要准备好悲悯的胸怀和宽容的眼神。

《姐妹》是从一间发廊，透视那些从农村涌向都市的女人的生存状态，追逐她们命运改变的轨迹。主人公章桦从一个普通的发廊女，成为中国最具传奇经历的纪录片导演，那随之而来的一束束耀眼的光环，让章桦在无所适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成功。她要面对从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经历的女人打来的电话，除去必要的同情和赞美，更多的是在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生活上的帮助。章桦，一夜之间背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她没有选择地摇摇晃晃地去面对这一切，扮演着“知心姐姐”的形象去追逐另一个梦想……

章桦，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生活记录者，游走于社会的最底层、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些已经被记录的姐妹故事，还有更多不幸的姐妹正等侍着她的出现。她凭借自己这种最简单的走访方式给姐妹们提供一个倾诉的机会，而不是将这些故事冷静地记录下来，她说那是一种残酷，一种对姐妹们的伤害。她要尽可能地帮助她的这些新姐妹们。

但是最终她发现，仅有爱心是不够的，她是那么的孤独和无助……

序 

初到深圳

漂泊在城市中的灵魂

忧伤,无处不在

险恶江湖

守望的阿文

一个人的旅途

爱一个人好难

我的美丽乡愁

回家的路有多长

年关

贝尔的梦

生活在别处

告诉我,如何解脱

无言的结局

停不了的生活

出嫁

需要改变自己的是谁

阳光下的生活

宛若奇迹

后记

2000年的深圳，与十几年前相比己弪相去甚远。

刚满30岁的章桦站在莲塘区的国威路上，茫然地看着眼前车来车往。莲塘是深圳一个著名的工业区，外来人口的增多让这里发展成了大的居民区。几年前还冷冷清清的国威路现在店铺林立，各式各样的牌匾和灯箱彰显着都市的繁华。

章桦站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对面的梧桐山，梧桐山笼罩在下午五六点钟的夕阳里，金灿灿的光晕让人忽然有了温暖的感觉，如果不是山顶上那座高大的电视塔，章桦几乎就要以为那是家乡的山峦了。章桦的家在浙江衢县的山区，那儿的山层层叠叠，章桦能分辨出各种鸟儿的鸣叫，还有夏天满山飞舞的蝴蝶。离开家乡漂泊的十五年，那个叫举村乡大坑村的偏僻村子仍然是章桦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11月的深圳，没有一点凉意，身穿红色短袖T恤衫的章桦还是缩了缩肩。她是个纤瘦的女人，在这个城市里一个朋友也没有。像每一个初闯深圳的人一样，章桦的脸上有一种执拗的神情，这神情使得她本来瘦削的脸竟然有了些坚硬的味道。

章桦的身后是一个还没有开业的发廊,门上有一张巨大的广告画，画上的女人长发披肩，在阳光下妩媚而灿烂地笑着。

 画上的女人就是章桦。

 她别出心裁用自己的照片做了发廊的广告画，做灯箱广告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工人发现这秘密。他们眼中的这个外乡女人精明利落，做起事来丝毫不马虎。谈好价之后，一个工人还拿着照片和章桦打趣了一句：“噢！哪里找的靓女！”章桦心里多少有一点失落，照片是几年前拍的，不算漂亮但还圆润，几年城市生活的磨砺在她的心里和脸上都留下了沧桑的印记。

章桦就站在刚刚挂好的广告牌下，看着穿梭的人流、车流，却没有人注意这个神情有些落寞的女人。广告牌上的章桦仍没心没肺地笑着，你只有认真看，才能辨认出她和那个瘦削女人在一些细节处的一致，那是一种江浙女子特有的精巧。笑着的章桦旁边还有大大的几个字：“柏丽美容美发”。

几天前她刚花六万块钱从一个潮州妹手里转来了店面，这个价格在莲塘区还算是公道的。转租来的店子不大，还不足二十平方米，原来也是家发廊，章桦租的时候就盘算着可以省下一笔重新装修的费用。

国威路上这时已经有近三十家发廊，竞争十分激烈。但章桦之前有过多年的开店经验，对这个行当并不陌生，她幻想着深圳可以成为自己最后的停留地，而不仅仅是又一个寻梦的驿站。

章桦那天从北京来到深圳，刚下火车，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温暖潮湿的空气强过干燥的北方寒流，还有触目皆是的绿色也胜过那满天的鸽子灰，相比北京，这里更接近家乡的感觉。章桦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选择深圳看来是对了。

来深圳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那便是因为二姐章微。

几个月前，在北京开发廊的章桦接到二姐从浙江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章微开口就说：“我和王水荣离婚了。”  

章桦对这个结果一点都不吃惊，她吃惊的是王水荣怎么会答应离婚。章微告诉章桦，自己在离婚协议上做了最大的让步，她只要了女儿贝尔的抚养权。

“你不知道有多好笑。”章微在电话那头仍然慢悠悠的，她的性子就是这样，天大的事也波澜不惊，“王水荣还写了一个条件：离婚后我不能找男朋友，答应了他才签字。”

章桦急道：“这倒像你那老公做的事！凭什么呀?！”

章微说：“你不知道，只要跟他离婚，我什么条件都答应。好不容易等他签了字，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可离婚证是拿了，他还整天缠着我，跟来跟去的，离了跟没离一样。烦死了！”  章桦知道，二姐在衢州市没有什么落脚的地方，又带着个四岁的女儿，王水荣闭着眼都能找到她。而她又太了解王水荣了，发起疯来简直就是一头暴怒的狮子。但她只能安慰二姐：“往好里想啊！几年了都没离掉，现在你可算解脱了！昨晚我又梦见他打你，那个死男人手里拿着把刀，还拼命追我，吓死我了，都给吓醒了。还好是做梦。”

章微说：“我现在是看见他就害怕，浑身发抖。你不知道。”

章桦当然知道，二姐结婚后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六年的时间，多少惨烈的瞬间才可以将恩爱变成恐惧和仇怨。

“唉！”章微叹了口气道，“老这样也不是办法。我们一起去深圳吧，总比窝在衢州好。”停了停，仿佛下了决心似的又说，“咱们还开发廊，一起开。怎么样?反正你北京的生意也不太好。”

北京的发廊是章桦替朋友代管的，总有点临时的意味。章微的提议，倒真的让章桦心念一动，两个人在电话里聊得兴奋起来。什么时候去，投资多少钱，什么地段合适，怎么找店面，后来她们甚至为怎么装修，用什么产品这样的细节而争论不休，当然应该带什么样的衣服去深圳也被反复探讨。

未来生活的种种在她们的谈话里一点点变得丰满和完善起来。

说干就干，一个月后，章桦将店里的事交接完，离开北京来到了深圳。

找店面，谈价格。所有的事情准备停当，离约定的时间也过了半个月，二姐章微却忽然没有了音讯。章桦有些焦躁不安。

店这时已经租下了，每月的租金是二千五，不营业就意味着得往里搭钱。章桦拿出来的六七万块钱交了转让费后就已经所剩无几，那是她和章微多年的积蓄，大姐和小妹也凑了钱，不赶紧开张，窟窿会越来越大，她也没法向姐妹几个交代。

这几天，章桦一直在拨打二姐的手机，但听到的总是翻来覆去的那句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上。凭直觉，章桦知道，章微一定是又遇上了麻烦，而这麻烦肯定来自王水荣。

章桦从来没有叫过王水荣“姐夫”。

当章微第一次把王水荣带来，她就对这个看起来面色阴郁的男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在旁人眼里，王水荣还算是长得秀气斯文的，他甚至在说话的时候还会不经意地脸红，就是这渐渐泛开的红晕迷惑了章微，以为那是爱情的微醺微醉。

章桦可没有那么简单，她劝章微：不要只看表面。后来的事实证明，章桦当时的判断是多么具有远见。

在章桦第一次亲眼看到王水荣打二姐之后，悲愤就足以让她在心里把这个男人杀死一千次。然而更让章桦悲愤和无能为力的是：一次次地被暴打之后，章微不仅没有离开王水荣，还无比坚定地嫁给了他。

答案只有一个，那便是章微真的爱他。

章微比章桦大三岁，可章桦倒觉得自己像是姐姐。从小父亲就对她说：你二姐漂亮，上学放学不要让她和男孩子在一起，不安全。你要照顾好她。父亲的信任让章桦热血沸腾，保护章微变得义不容辞。

在家乡衢县大坑村的那条山间小道上，多少年来两个女孩和一群男孩问上演着同一幕追逐与驱赶的游戏。章微在男孩们的注目中成长出落得更加美丽，然而令章桦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么多围绕在章微身边的男人里，二姐怎么就看上了王水荣?……P1-3

2004年底贵州的纪录片导演胡庶到北京来，临走前一天给我一套碟，十多张，说是非常值得看的一部好纪录片，而且还要求我当天归还，因为据说是北京电视台史兵友情借给他的，走之前必须完璧归赵。

据胡庶后来交代，十八集的片子他是一口气看完的。头天晚上在宾馆里发高烧睡不着觉，于是从朋友那借了一台影碟机，然后一集不落地看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关上影碟机时心潮澎湃，高烧也退了，后来就给了我那个电话。

胡庶每次到北京都能淘到不少好片子，加上他天生一颗与人同乐乐的慈悲”女人心”，作为他的朋友实在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也特别感谢他，没有胡庶恐怕也就没有后面所有关于《姐妹》的延续故事了。

拿到史兵版的十八集《姐妹》后，马上让同事去常刻盘的地方翻录了一套，然后带了几张回家，因为太长，担心没有大块的时间去看，当时琢磨着，一天晚上看两集吧，一周左右差不多就可以看完了。

第一天晚上看了一集，也没太大的感觉，还可以看进去，心想：慢慢看吧。

第二天晚上看完两集后，觉得有些不过瘾，”再看一集吧。”心里告诉自己，结果一下子收不住，一气看了六集，看着看着就开始掉眼泪，剧中人物在绝境当中求生挣扎的痛不断拨动着心中某个特柔软的部分，让你忽然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借着别人的故事痛泻着自己的泪水。

然后白天一上班就找人给我妹妹带了几集过去。

妹妹是1998年底到的北京，和章桦一样，念书不多，在北京这几年和妹夫一直在商场里租柜台卖某个牌子的化妆品，365天需要上364天半的班，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妹夫是一个很少动脑子的人，所以很多事情都指望她，妹妹非常要强，人也长得高大，我们之间很少沟通，似乎也很难沟通，因为我老觉得她跟父母一样，把钱看得比命还重。

晚上九点多在回家的路上我给妹妹电话，问她：你看了吗？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给你的片子，拜托你看一眼。“

“好啊！我看一集你给我多少钱？！不给钱我不看！”

跟她对话永远只能被气得翻白眼。这天晚上到家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洗漱完后先是躺在床上看，看到章桦她们不断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时，坐起来在电视机前泪水长流：我们都在这个社会中挣扎，不过各自挣扎的层面不同而已。我们都在坚守，因为这种坚守我们会负重，会痛苦，甚至会绝望，但如果放弃这种坚守，又会更痛苦，甚至人生会变得毫无附丽可言。透过片子我看到人生一些更宿命的东西，那些东西让你在泪水之外学会了接受和接纳。

再上班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了，一早在办公室里意外接到妹妹的电话：郑琼，那几集我已经看完了，赶紧把后面的给我！快点啊！今晚就要！

{但愿妹妹看到这些千万不要把我脑袋揪下来，要算账就找老李去，我只能实话实说啊。)

后来妹妹告诉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命苦的家伙，没想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比自己更走投无路的人，看完《姐妹》让她感觉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再后来便是一群激动的电视观众想方设法找到导演，找到章桦。11月底我带了几个朋友约了老李和章桦在他们的工作室见面，当时老李正忙着剪辑全新版的二十集《姐妹》。看见“真的章桦”时，大家都有些吃惊：“真的章桦”长得非常小巧，比电视里的要小两个码不止！我当时心想作为女人被老李拍摄真是一桩幸运的事，转眼就可以美丽高挑起来。

再后来是跟老李一起去广州，帮他卖片子，然后和他一起去加拿大参加电影节，在飞机上被他逼着要交这篇序言。  说句实话，真是很痛苦，做这种命题作业！

《姐妹》是从一间发廊，透视那些从农村涌向都市的女人的生存状态，追逐她们命运改变的轨迹。主人公章桦从一个普通的发廊女，成为中国最具传奇经历的纪录片导演，那随之而来的一束束耀眼的光环，让章桦在无所适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成功。她要面对从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经历的女人打来的电话，除去必要的同情和赞美，更多的是在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生活上的帮助。章桦，一夜之间背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她没有选择地摇摇晃晃地去面对这一切，扮演着“知心姐姐”的形象去追逐另一个梦想……

章桦，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生活记录者，游走于社会的最底层、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些已经被记录的姐妹故事，还有更多不幸的姐妹正等侍着她的出现。她凭借自己这种最简单的走访方式给姐妹们提供一个倾诉的机会，而不是将这些故事冷静地记录下来，她说那是一种残酷，一种对姐妹们的伤害。她要尽可能地帮助她的这些新姐妹们。

但是最终她发现，仅有爱心是不够的，她是那么的孤独和无助……

2000年的初秋，我在深圳开了一间名为”柏丽”的美容美发店。此时，一位叫李京红的男人和一台摄像机闯入了我的生活，在随后的三年多，他跟踪记录我们发廊里五个女人的饮食起居和情感经历。这就是那部名叫《姐妹》的纪录片。

起初我对摄像机很反感，看见它浑身都会觉得不自在，镜头每天像幽魂一样地窥视着我的行踪。那时候我心里怎么也不明白，李京红拍摄我们发廊里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的职业既不受人尊重，又不被人关注，更谈不上有什么乐趣。天天和头发打交道的日子连我们自己都厌倦了，而他却不厌其烦地记录着我们的生活轨迹。

为此店里的几个女孩都愤怒过，也争吵过，甚至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他的头上。大家对他采取过各种手段想把他赶出发廊，连同他手上那台虎视眈眈的摄像机。在我们几个人的眼里，他就像那人人喊打的～个怪物。对于他想拍一部纪录片的设想，我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活拍出来也没人爱看。”谁知他不仅不恼不怒，反而更坚定了拍摄的决心，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章桦，总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我觉得很荒唐，他能证明什么？

他为了改变我的观念，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让我不断地看回放。屏幕上跳出的画面是自己经历过的那些喜怒哀乐。内心有感叹，也有困惑。冥冥之中一种无名的骚动困扰着我。摄像机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似乎能读懂我们的内心世界，带我们回顾过去，引导我从影像中去感受往事。慢慢地，我开始习惯从影像中追问过去。平曰里自己忙碌的身影，竟然掩盖不住内心的失落。那强颜欢笑的背后，流露出太多的哀愁，长时间与摄像机亲密接触，我渐渐地适应了它的存在，有时也会好奇地把它拿在手里把玩。

摄像机在不知不觉中跟我生活了长达三年的时间，我已经很自然地把它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放松，它既是我的倾诉对象，又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外出闯荡了十多年，虽然挣钱不多，见过的世面也不少，却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自己的过去，从来没有认真地审视过自已。十几年了，我怎么就没想过要去改变自己，我开始重视自己的形象，在意自己的举止言谈，我有了一种想彻底改变自己的冲动，我想去尝试另外的一种生活。

2002年初，我关闭了发廊，决定不再从事理发行业。我想换一种职业，我也想拍纪录片。李京红不断地鼓励我，送了一台摄像机给我，还教我一些基本的拍摄知识，这让我很兴奋。他告诉我可以帮人家拍结婚录像，也能挣钱，并开始给我揽活。李京红在我面前，已经不是摄影师了，而是我的启蒙老师，在他耐心的指导下，我的拍摄状态变得越来越清晰，一边学习拍摄，一边靠给别人拍结婚录像为生，欠缺的文化知识，我只能从拍摄实践当中去获取。

2002年6月，我第一次参与纪录片《姐妹》的拍摄。那是去广州拍摄贝尔参加舞蹈比赛。贝尔是我二姐的女儿，也是李京红记录的对象之一，虽然是一次懵懂的拍摄，却为我迎来了尊重的目光，意外的收获更激发起我的信心。以前为了挣钱谋生，脑子里没有学习知识的概念。今日拿起摄像机不像往日拿剪刀那么简单，无形之中增加了另一种苦恼，但是自己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从此开始走上了漫长的学习旅程。

随后我还参与了纪录片《姐妹》的后期剪辑，这时我才懂得一部纪录片是怎样完成的，当我被片子中的情节所感动时，也渐渐地学会了从镜头背后思索人生的价值。

2003年1 1月，我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也要独立拍摄一部纪录片。我把镜头对准了深圳一户来自四川农村的三口之家。一个街边修单车的男人，为了供养女儿上重点中学，不分昼夜辛勤地劳作，他不愿让自己的女儿告诉同学自己的职业。但女儿由于的户口问题，不得不返回四川老家读书，在即将离开学校的一次班会上，他年仅12岁的女儿邝丹勇敢地说出了真相。同学们哭了，老师流泪了，我的视线也模糊了，只有摄像机镜头是清晰的，它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被她的勇气感动，更为她父母骄傲。

在跟这家人生活的这段时光，是我感觉最快乐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段日子。这样的家庭是我多年来一直向往的，自己追求了十几年的幸福，一直没有找出答案，没想到在他们身上，我感到幸福原来是如此的简单。

通过自己三年的被拍经历，到拿起摄像机去记录别人，这期间我也曾经遇到很多的困惑，好几次都想放弃自己的拍摄计划。邝丹的家庭虽然充满着浓浓的温情，毕竟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就像我开发廊时的情景一样，需要长时间的等待，究竟等待什么，我根本就不清楚。总感觉她们的生活太平静了，没有冲击力。我每天除了拍摄之外，也会将自己的一些经历告诉邝丹，邝丹身上有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值得我去深思的，就是她对父亲的那份敬爱。她每天放学回家，都要跑到爸爸修单车的那座桥下，默默地注视着父亲疲惫不堪的身躯，不经意间流露出她坚强的一面。

一个半月的时间，我拍了60多盒DV带，回到北京看素材的回放，心里还一直留恋在邝丹家的生活。后期的剪接工作要比前期拍摄困难，该取舍哪些情节，思路很模糊，故事的走向，镜头的衔接，这里面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李京红考验我的时刻又到了，他教我非编软件的使用，却不讲编辑的技巧，而是让我凭着对邝丹一家的敬佩找感觉。接下来三个月的时间，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对影片进行粗剪，看素材看得头脑发木，完全没有拍摄时的那种兴奋与激情。60盘磁带3600分钟的素材，被我粗编成了50分钟的影片，最后通过李京红严格的审查，浓缩成一部只剩29分钟的小短片。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总算对纪录片有了初步的了解。

2004年1月28日，李京红历经三年的心血终于有了成果。一部长达十八集的纪录片《姐妹》在上海纪实频道首播，2月2日浙江教育科技频道也播出了《姐妹》。

一夜之间自己的真相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紧接着各大新闻媒体的追踪采访，使我不知所措。在浙江《姐妹》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面对记者的各种提问，我想临阵退缩，却苦于找不到开溜的机会，内心无法预测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局面。观众是否会理解，家乡的父老乡亲又会怎样看待自己，担忧再一次笼罩在我的心头。

然而，势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姐妹》纪录片相继在浙江、湖南、广东、山西等地播出并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热心的观众对我们的遭遇都表示同情和理解。电视台还为我们呼吁，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外出打工者的命运。媒体强大的力量让我震撼，也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温暖。

2004年4月27日，我的纪录片处女作《邝丹的秘密》在湖南公共频道播出之后，得到了更多人的鼓励，我不敢相信奇迹会再一次降落在我头上。2004年9月19日，《邝丹的秘密》竟然还获得了“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博览会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评委会大奖。这次意外的成功，让我对纪录片的兴趣更加浓厚，因为在拍摄过程中得到的快乐是金钱买不到的，更无法用金钱去衡量自己的作品。

我虽然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但是我希望通过手中摄像机，去帮助那些不幸的女人从影像中走出困境，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向光明。

章桦

“在别的国家肯定找不到像现在这种生活的变迁：城市、农村；婚姻、家庭、亲情。我觉得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自然很感动人。很难再找到像我们国家这种背景下的素材。这种纪录片是具有生命力的，是多姿多彩的。我希望大家在繁荣的背后多看看人性，现代化是靠人支撑的，我们人的生存是怎样一种状况，人的代价是什么?无需多么好的解说词，它就可以使你震撼。”

——谢丽华(《中国妇女报》)副主编)

“一个人可能不清楚他自己到底什么样子，但是突然有个镜头把自己拍下来播放出来，也就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另一面的时候，也许这个人命运的改变从此就开始了……作为拍摄者我们不仅仅是拿着机器到处拍的匠人，而是拥有另外一面：我们在思考，在发掘良知。如果把这些整合在一起，互相的启发增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世界。”

——梁和平(音乐人)

“这部片子最大的意义是作者的立场。拍摄者的身份尽可能去隐藏，这是现在所谓的DV拍摄的一种新的形式，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重，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不要因噎废食，用形式的东西把自己所要表边的思想给干扰了。不怕作者的主观立场，甚至有的时候你越主观越棒。关键在于能够给社会提供什么，是不是能感动观众。”

——鲍昆(艺术评论家)

“虽然在片子中没有出现李京红，但是通过这个纪录片我还是看到了一种二元化的记录。……是否干预被拍摄者的话题，但是我觉得他干预得还不够。不是说纪录片真实就不能让摄像机背后的人出声，或者是他不能够说他的话，因为当时他在和章桦生活的时候，他同样没有饭吃，同样面对各种话题，他为什么不能把当时的感受贯穿在片子当中?”

——刘洁(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这部片子拍得好是因为它真实，真实是征服一切的力量，是现在所有观众价值取向的核心点。……这部纪录片还涉及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女性问题。普通老百姓他们现在怎么过日子的，他们是如何在这个社会的变革之中要到自己那一小碗饭，付出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一是妇女一是孩子，什么作品要是抓住这两点都可能成功。”

——赵铁林(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摄像工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