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探究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经典之作，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倾情作序！从风水说到宇宙哲学，从比较语言学到经济史，一道文化上的鸿沟横亘在亚里士多德的子嗣和孔夫子的后代之间。然而，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之间跨文化的理解和协作尤为重要。本书通过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为东西方的人们在文化上的沟通，架设了一座意义非凡的桥梁。

消除东西方文化鸿沟，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求同存异，共享一个平台，就是本书出版的初衷。

为何中国人长于算术而几何偏弱，而欧几里德时代的希腊人却相反？为何西方人的婴儿学起名词来比动词要快，而东亚人却截然不同？这些感知上的不同会对未来的国际政治产生何种影响？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或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哪一个更有道理呢？

尼斯贝特教授通过一些别出心裁的试验，得出了一些令人讶异的结论，东方人重视背景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西方人聚焦于具体物体而忽略与背景的联系，用简短的话概括：“西方人见木，东方人见森．”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如此迥异，如何在沟通中想他人所想，本书中的试验结果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从风水说到宇宙哲学，从比较语言学到经济史，一道文化上的鸿沟横亘在亚里士多德的子嗣和孔夫子的后代之间。然而，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之间跨文化的理解和协作尤为重要。本书通过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为东西方的人们在文化上的沟通，架设了一座意义非凡的桥梁。

致谢

绪论

1 演绎推理和道

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哲学、科学和社会

2 思想的社会起源

经济学、社会实践和思维

3 共生与独存

现代东方和西方的社会生活和自我意识

4 “脑后长眼”或“保持警惕”

展望世界

5 “根源于他本身的罪恶”还是“其他孩子使他这样做的”？

因果归因和因果模式，东方和西方

6 世界是由名词还是动词构成的？

范畴与规则和关系与相似性

7 “这不合逻辑”还是“你这话有道理”

逻辑与非矛盾律和辩证法与中庸之道

8 如果思维的本质并非到处一样，那会怎么样？

对心理学、哲学、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启示

结束语 “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

    建立因果模式

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因果推理的差异比对背景或物体的偏爱要宽泛。西方人似乎更多地关注因果归因。历史学家渡边雅子在研究日本和美国的小学生、大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们对历史事件的处理方式中很完美地论及了这一点。

日本的老师们首先详细确定特定事件的发生背景。然后按年代顺序讲述重要事件的进程，讲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老师们鼓励学生们通过思索历史人物所处的背景与学生们日常生活情景的相似之处去想像历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状态。其行为就用这些感觉来解释，其重点放在最初的事件上，这个事件是以后发生的事件的推动力。当学生们将自身的情感投入到历史人物身上，包括日本的敌人，这样的学生就被认为是具备了从历史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在日本的课堂上．经常提出“如何”这样的问题是美国的课堂上的两倍。

美国的老师在讲述背景方面不像日本老师那样花费那么多时间。他们从结果开始讲起，而不是从最初的事件或导火索讲起。在讲述的过程中．打乱了事件的年代顺序。相反，对历史的讲述主要是通过讨论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果因素。(“土耳其帝国的瓦解主要有三个原因”)。当学生们能够举出适合某个结果的因果模式的例证时，他们就具备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推理的能力。在美国的课堂上，经常提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是日本的课堂上的两倍。

渡边称美国的历史分析为“逆向”推理，因为他们是从结果-原因的顺序来讲述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她指出了美国的历史分析与把目标作为推理的方向之间的相似性：先详细说明要达到的目标，然后规划出使你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模式。她还指出目标倾向是西方人的特点，具有本位主义的意识，而亚洲人是没有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是希腊人而不是中国人在研究自然现象的因果模式。自由的人很自然地会采纳“逆向”塑造事件，因果分析的方式来确立有关某个物体的目标，然后拿出方案来达到这样的目标。渡边引用一位美国英语老师的话：作为第二语言，“美国的老师很难理解日本学生写的文章，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因果关系……而在美国，因果关系是最起码的逻辑”。

与他们所生活的复杂性较少的世界相一致，西方人看到的与了解这个世界相关的因素比东方人少。崔英奎及其同事向美国和韩国的参与者们描绘学物理的中国学生杀人的故事。崔及其同事提供了100条与学生、教授、学校等有关的信息，然后，让参与者们排除那些可能与杀人动机不相关的因素。韩国的学生认为只有37％的信息是不相干的，美国的参与者认为55％的信息可能是不相关的。(他们也对亚裔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介于欧裔美国人和韩国人之间。)

崔英奎及其同事还发现相关因素的比率与个人所持世界整体观的程度有关。他们对参与者们进行“整体论”问卷调查，这个问卷会显示出参与者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事件彼此相关。下面是一些例子：

·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事物相关的。

·不考虑整体就不可能理解部分。

崔英奎及其同事发现韩国人比美国人更相信整体观。然而，个体看问题越全面，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韩国人，就越不愿意认为某个信息可能是不相关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思想开放、认为世界是复杂的这种思想也有他们的缺点。

         P079-P081

    寂静的与躁动的

世界之为整体所包含着的万有关系，绝非人类的渺小理性能够拆解和重构。

《思维的版图》这本书是这样开篇的：“若干年前，从中国来了一个杰出的学生，跟我从事社会心理学和理性问题的研究。相识不久的某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我和你的差別在于我把世界想像成圆形而你把它想像成直线。’注意到我脸上出现的困惑和惊讶，他补充说，‘中国人相信事物处于变化当中，而事物总是回到它们的某些初始状态。故而他们关注更加广阔的事件群组；他们寻找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不理解整体就不可能理解局部。西方人生活在简单得多和更加确定性的世界里；他们关注的是恒久不变的事或人，而不是更广阔的图景；他们认为他们因为知道了事物运行的规则就可以控制事件。’……我开始阅读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撰写的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文献……”

这本刚刚出版的《思维的版图》，作者是200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心理学院士的耶鲁大学及密歇根大学教授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他提到的那个中国学生叫彭凯平，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在这本书的第6章里，作者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例子来支持彭凯平的看法：心理测验者给受试儿童看三幅图画，其一是“青草”，其二是“公鸡”，其三是“牛”，然后要求受试儿童把这三幅图画分做两类。大部分中国儿童把青草和牛归为一类，把公鸡放在另一类；大部分美国儿童把牛和公鸡归为一类，把青草放在另一类。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儿童习惯于按照事物之间的关系划分事物的类别，而美国儿童则习惯于把事物归入到它们作为“实体”各自所属的范畴里面去。按照“关系”，牛吃草，所以，牛和草被视为一个类别。按照“范畴”，牛和鸡都是动物，而草是植物。这里，儿童们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前者首先看到的是关系，其次才有被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实体。后者则首先看到了实体，然后建构起实体之间的关系。受试者都是儿童，他们不知道动物与植物这类范畴内部的细节知识，也不知道“牛吃草”这类关系的科学道理，他们在已往的社会交往中习惯了特定社会的思维方式，并基于这种思维习惯来完成实验者提出的要求。因此，上述实验可以视为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实验。

进而，尼斯贝特和几位中国学生对美国和中国的大学生们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们让受试者指出“熊猫”、“猴子”、“香蕉”三项中最接近的两项。结果，美国学生表现出强烈的把猴子和熊猫视为同类的偏好，而中国学生则更倾向于把猴子与香蕉视为更接近的事物。这一实验表明，儿童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足以延续到成年时期。于是，思维的地理学差异对理解和缓解当代世界的各种冲突变得十分重要。

尼斯贝特指出，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或者说，自笛卡儿以来，就下列各点达成共识：(1)每个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能力——感官、记忆、理解、反省，不论他是非洲土著还是欧洲贵族；(2)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表现出不同的信仰，不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有差异，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宇宙的不同时空；(3)逻辑形式是最高的理性形式，它比常识和习惯更高级；(4)纯粹理性的形式与它所思考的内容完全无关，这一思维形式不论是被运用到自然现象还是被运用到社会现象，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然而，尼斯贝特指导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实验所揭示出来的亚洲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差异，动摇了上述共识。尼斯贝特指出，个体心智有其社会起源。于是，尼斯贝特事实上回到了米德在20世纪初期曾提出过的“社会自我”(Socialself)的概念和后来由布鲁默尔大大发展了的“符号交往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立场。

在东方社会，不论是中国的儒家学说还是印度的吠陀学说都有类似论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比个人更具本源意义。因此，智慧——它的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部分被西方人称为“理性”——的前提是静观万物生灭的过程并由此而体悟那个“元之又元”的道理，印度人称之为“Ritam”，中国人称之为“一”。在最近的一次讲演中，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王史密斯教授(V.Smith)提出了一个介于康德的纯粹理性和上述东方智慧之间的一种理性概念，名为“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在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不断演化的人类理性。

笛卡儿的理性是怀疑的和建构的，是拆解的和征服的，是躁动的和外求的。与此对峙的是东方智慧，其本性是寂静的和内求的。世界之为整体所包含着的万有关系，绝非人类的渺小理性能够拆解和重构。寂静是智慧，静以通天下所感。

        汪丁丁

  “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

许多领域中的社会科学家们在争论两种很不相同的未来观。一种观点，由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倡导，认为世界政治和经济体制会融合到一起，从而价值观也会如此，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差异还会继续。福山曾经写到过“历史的终结”，意思是说资本主义和民主获得胜利，在这个范围之内没有力量可以产生出更有趣的事情。另一种观点，受到政治科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支持，认为这些差异还会继续。亨廷顿没有接受福山认为社会融合的观点，他宣布世界正走在“文明冲突”的边缘，大的文化群体，包括东亚、伊斯兰教国家和西方，由于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可调和的差异，它们彼此处于对立状态：“在伦理冲突和文明冲突这个新兴的世界中，西方人所信仰的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存在三个问题：它是虚假的、不道德、危险的。”

当然，如果经济和政府形式到处都一样，这就预示着人们的心理特点也会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文明的冲突表明了思维习惯分歧可能要继续下去。因此，这本书中所证明的认知差异最后会不会仅仅具有历史的重要性呢？50年或100年之后，这些差异会不会因为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融合而消失呢？这些普遍主义者会不会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原因错了？(正确，是因为每个人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思维；错误，是因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不是生物原因而是文化原因)。或者这些差异会不会持续几千年呢？

  西方化

福山的观点吸收了西方的许多观点——或许，尤其是美国的观点，美国人认为每个人在内心里其实都是美国人，如果不是，那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迟早会是这样的。有足够的有力证据支持这一观点。每个国家的人们都穿牛仔裤、T恤衫、耐克鞋，喝可口可乐，听美国音乐，看美国电影和电视。(甚至是法国也认为很有必要把美国原创的电视节目数量调整到占总数的25％。另一方面，他们调整了语言教育计划，法国所有的小学生从今以后都会学英语。)亚洲的学者使我确信亚洲的教育在本质上更西方——强调解决问题的分析、批评、逻辑和形式方法。

有一些证据显示东方孩子的社会化正在转向西方的模式。哈罗德·史蒂文森及其同事对北京某个小学的孩子的母亲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了十多年的调查，他们问这些母亲们对孩子们有什么期望。在这项研究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母亲们所关心的是孩子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与他人和睦相处的能力。十年后，这些母亲们最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和西方的母亲们同样的事情：我的孩子们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能力和独立性？

几年前，我和彭凯平、南希·王就开始认识到对许多价值观的调查表明东方人正在报告说他们比西方人更强烈地持有某些“西方的”价值观，我们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比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们更看重平等、想像力、独立、心胸开阔以及多样性的生活，而密歇根的学生们据报道比北京的学生们更看重自律、忠诚，甚至更尊崇传统、尊敬父母和长者！(我作为两名密歇根大学学生的家长的体验使我对这一最终的发现感到十分困惑。)这些奇怪的结果或许部分原因是由于价值观对照表、甚至是对心态的测量都不是了解价值观的好方法。当我们在描写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某个情节的时候，我们问参与者们在那些情景下他们会怎么做，或者希望別人怎么做，我们得到了与研究亚洲的亚洲和美国学者们的直觉知识相一致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会成为他们所努力要成为的样子，或者是成为他们所说的那个样子这种观点存在什么真理的话，那么对价值观的这种探索或许就是对未来的预言。

  分歧还会继续吗？

在亨廷顿看来，世界文化将会被西方的文化所同化，这种假设是由于目光短浅和种族优越感而产生的幻想。社会差异十分大，未来的国际冲突不会像过去那样源于经济或政治原因，而是更多地源于文化原因。伊斯兰教国家、东方(特别是中国)和西方都走在存在文化分歧的路上，由于远东经济的发展、伊斯兰教国家人口的增长，西方的相对影响将会衰落。世界并不一定因为民主或自由市场而变得安全。

当然要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资本主义促进了独立、自由和理性这样的价值观的发展。然而，有众多的迹象表明日本在社会的许多方面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发现日本人和西方人在感知世界、思考世界这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来适应日本的社会价值观。对公司忠诚、团队精神、咨询式管理、跨行业协作都来自日本的社会价值观；许多人认为这些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发展。的确，大家普遍认为15年前，西方为了竞争就已经不得不转向日本的管理模式和商业做法。当然，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现在的经济灾难，从本质上讲还是因为使它从前获得成功的同样的社会价值观。许多西方的观察家们现在认为那些价值观是负债，导致日本极不愿意裁员或减小公司规模而又极乐意向那些经济前景不佳的公司的朋友们借贷。

二战后不久，日本就开始实行民主形式的政府，但是其宪法是由美国人为日本写的，许多人说这个政府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更像是寡头政治的执政团——至少到最近是这样。无论如何，还有点儿不清楚，一个国家必须维持民主制度多长时间人们才会说这种制度可能一直这样保持下去，特别是当有严重的经济重负的时候。

亨廷顿指出西方人误解了现代化——把现代化定义为工业化，一种更为复杂的职业结构，财富增加、社会机动性增强、人们具有更好的教养，还有城市化——西方化。但是，日本之外的一些社会已变得更为现代了，但并不是太西方化。这些社会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还有伊朗。任何认为现代化只能带来西方化的人都应该终止这种想法，据现在的估计，到2007年之前互联网上应用最普遍的语言将会是汉语，一些经济学家预言说，几年之内，世界上一半的国际空中交通都会包括穿越太平洋一亚洲的旅行。

总之，价值观的分歧会继续存在，如果有谁否认这一点，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把喝可口可乐和发展电脑与西方化混为一谈了。

  同化？

但是，第三种观点应该考虑，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或许是向同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存在分歧，但是，同化不仅仅是建立在西方化的基础之上的，它也是以东方化为基础的，也是建立在各种社会体系和价值观相混合为基础的新的认知形式基础之上的。

毫无疑问，有些迹象表明西方发现东方也有令人着迷之处。当世界上其他的人们在喝可口可乐、穿牛仔服的时候，西方人很快把他们自己的烹饪风格与东方的溶为一体。现在，韩国人有三分之一是基督教徒，但是卡茨基尔山上数不清的旅游胜地在以前是迎合信奉犹太教的中产阶级，但现在又转变成为研究佛经的中心。西方许多主流医生们接受了整体医学的一些概念，在现代西方的疗法中，他们甚至还推荐古代亚洲的疗法来治疗从头痛到恶心这样的病症。更重要的是，治疗需要治疗全身而不是只针对某项问题做治疗。亿万美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比足球妈妈还时髦就是比隔壁的保险代理商还酷，现在这些人都练起了瑜伽和太极。个人主义的传统令人感到疏远，许多美国人发现了这一点，他们都把东方的集体形式作为疗治社会混乱的良药。美国全部的产业都采用的是日本开创的老板一员王的关系模式。而东方人在教育中也强调辩论，西方人也在体验不要求命题对错的逻辑体系。20世纪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像尼尔斯．玻尔，就把他们在量子力学方面取得的进步归功于对东方思想的了解。在西方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认为对于猩猩来说只有母亲一婴儿的关系是重要关系的时候，日本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看到了稳定的猩猩社会中复杂的相互关系。最初的时候，人们对这个观点不予理睬，现在日本人的这个观点在这个领域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尽管我没有强调，但是应该清楚地了解到本书中的观点一半应归功于东方的思想家和试验者，一半应归功于西方的思想家和试验者。我坚信东亚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登陆将会改变我们对人类思维和行为的看法。

如果社会实践、价值观、信仰和科学主题发生融合，那么我们可以说思维过程中的差异也会逐渐消失。有证据显示社会实践中的变化，甚至是社会趋势暂时状态中的变化都会改变人们感知和思维的方式。

我们的许多研究都包括亚裔美国人。因为他们与亚洲人的社会体验差异很大，我们认为他们的感知和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与其他西方人会很类似。实际上，这些参与者们的感知模式和推理风格总是介于亚洲和欧裔美国的参与者之间，有时候与欧裔美国人难以区分。

说明认知是可以改变的其他一些王作来自对真正二元文化的人们的研究。证据显示这些人不仅仅具有介于这两种文化间的价值观和信仰，而且他们的认知过程也是介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或者，至少能够把这两种文化的推理特征进行相互转换。因果感知的研究表明来自香港的人们看到具有西方象征的东西，比如米老鼠、美国的国会大厦，就会“得到指点”，这就促使他们用西方方式来回答因果问题，这比他们得到象征东方的东西比如庙宇、龙的指点时，其回答更具西方特色。同样地，如果让亚裔美国人先回忆他们作为美国人的体验，那么他们对自然因果关系问题的回答会采用西方的方式，这比让他们先回忆他们作为亚洲人的体验的回答更具西方特色。

北山志乃及其同事发现认知过程即便只在另一种文化中度过了相对有限的一段时间也可以进行改进。在一项特别的实证过程中，他们给日本和美国的参与者看了几个正方形中画直线的例子。然后，把他们带到这个房间的另一个位置，给他们看了一个与刚才看到的大小不同的正方形。然后让他们在这个正方形中画一条线，这条线要么与他们看过的线一样长，要么比例上相同。美国人更精确地画出了一条长度绝对相同的线，这表明美国人更善于忽视背景。日本人更精确地画出了一条具有同样比例长度的线，这说明日本人更善于把物体与背景联系起来。接下来，北山志乃及其同事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对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美国人(通常是几个月)以及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日本人(通常是几年)的行为进行了观察。在日本生活的美国人会断然转向日本人的方向，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实际上与本土的美国人没有什么区別。这个研究并不真正地证明在另一个文化中的时间因素会使行为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其他的解释也是可行的。但是结果很有启发性，仅仅在另一个文化中生活一段时间，认知过程就可以得到改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二元文化的”。我们意识到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想与他人联系的程度，是时时在变的。这种与他人相关的不断变动的差异是否与感知和思维的差异有关呢？社会心理学家乌尔里奇．库南及其同事们做了一些非凡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对社会定位在实验室里进行简单的控制会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例如，他们让参与者们读一段话，并把所有第一人称复数代词(we、us、our)画上圆圈，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参与者们进行相互依存、集体主义的定位；让参与者们把所有第一人称单数代词画上圆圈，以此引导参与者进行独立、个人主义的定位。他们发现受到相互依赖性引导的参与者比受独立性引导的参与者的场依赖性要强，团体隐蔽图形测试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识别一个陷入比较复杂的背景中的简单图形会更难。库南和达夫纳·奧瑟曼，用同样的方法发现人们能够记住曾经在其中看到具体物体的背景——这种在知觉上把物体和背景连在一起的结果——受到相互依赖性引导后比受到独立性引导后效果更好。

因此，我们的行为在某个时候在某些方面更像东方人，某个时候又更像西方人。典型的社会实践的改变会导致感知和典型思维模式的改变。

因此，我认为两者都向另一个方向移动就会相遇。东方和西方促进了世界的融合，两个地区的社会和认知方面得到了体现，但也发生了转变——就像蒸炖的食物中的个别配料，可以识别出来，但是整体发生了变化，配料也就变了。希望这种食物中包含每个文化的精华，这应该不算过分。

尼斯贝特指导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实验所揭示出来的亚洲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差异，动摇了每个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能力的共识。

     ——汪丁丁 著名经济学家

大多数人认为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样的，尼斯贝特基于自己的研究对这个观点提出了挑战，在认知科学家们中间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霍华德·加德纳 《心智的结构》作者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关注着理查德·尼斯贝特对文化和认知的开拓性研究工作。在经历了那么多令人着迷的试验、具有挑战性的假定和激烈的辩论之后，现在是尼斯贝特把他的思想和发现公布于众的时候了。《思维的版图》是极好的奉献！

     ——丹·斯佩伯 《阐释文化》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