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书坊》是继《旧书业的郁闷》之后问世的又一部新文集。着意于从学人文士眼里的书坊、心中的坊友以及坊友自身的作为等角度选编文章，借此回溯了自清初扫叶山房以来，北京、济南、西安、南京、扬州、苏州、镇江、上海、杭州等地旧书流通业的历史风貌，其中有关坊间书友的或长或短的记述。“雷梦水”们通过古老的书坊在人间“留下些什么”，也许人们借助这部《旧时书坊》可以获得些许答案吧。

　　本书着意于从学人、文士眼里的书坊、心中的坊友以及坊友自身的作为等角度选编文章，凡六十三题，内分三辑：辑一回溯自清初扫叶山房以来，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扬州、苏州、镇江、杭州、长沙、福州、香港、台北等地旧书流通业的历史风貌，对中国书店、来董阁、通学斋、抱经堂、来青阁等历史上著名的老字号店肆，介绍尤详；辑二由店及人，为旧时坊友如孙殿起、雷梦水、朱甸清、陈济川、陈乃乾、杨寿祺、郭石麒、徐绍樵、朱遂翔、郭纪森、徐元勋等立传，更是中国旧书业不可多得的人物资料；辑三则是作为幕后主角的坊友走到前台，现身说法，以第一人称的自述，留下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与前两辑构成互补和潜对话。

书坊旧事(代前言)  姜德明

辑一 坊间旧影

扫叶山房创始年代考  杨丽莹

琉璃厂的古旧书店  郭子升

来薰阁琴书店  吉川幸次郎

琉璃厂后记  吉川幸次郎

琉璃厂今昔  知非

中国书店五十年  许嘉璐

中国书店竞拍三记  谢其章

值得一记的中国书店

“购书告白”  王晓建

上海书肆回忆录  高震川

上海书林梦忆录  陈乃乾

上海的旧书铺 黄裳

我淘旧书的经历和故事  陈梦熊

记得自忠厚书庄的善本书  黄永年

杭州旧书业回忆录  朱遂翔

民国杭州旧书业褚树青

济南书肆记  张景拭

济南古旧书店变迁小史  赵晓林

长沙旧图书业概况  吴起鹤

访长沙古旧书店王晓建

扬州书店和旧书摊  张南

朱甸清与萃文书局  林海金

李光明书庄及其他  杨心佛

半世纪前南京买书小记  黄永年

西安书市漫忆  王新民

福州南后街旧书铺  郭风

福州中洲岛旧书摊记  江少莉

吴门访书  苦竹斋主

苏州的书市  黄裳

昆明旧书摊  汪曾祺

南牖旧书铺  朱有年

大江南北淘书记  薛冰

旧书摊  黄尚雄 韩维君

乐淘在神州旧书店  韦泱

访书琐忆  黄裳

辑二 书友漫志

海王村人物  张祖翼

琉璃厂畔话“三卿”  石继昌

《贩书偶记》和孙殿起  吴晓明

余之购书经验 周越然

善识古书的陈乃乾  陈伯良

古籍版本目录学者陈济川  常来树

以书会友的郭纪森  卢来江

忆雷梦水  赵洛

卖旧书的老人 姜德明

从买书想起雷梦水  鲍世远

我与旧书店  姜德明

记郭石麒  黄裳

记徐绍樵  黄裳

记传薪书店  黄永年

魏隐儒和他的《中国古

籍印刷史》  慕湘

卖书人徐元勋 辛德勇

古旧书店的老师傅  陆昕

走在潘家园  李辉

辑三 贩书偶记

藏书家伦哲如 孙耀卿

我的从业经历 雷梦水

一位古旧书商的从业经历  王继文

古书店从业记 马栋臣

我在上海旧书店当学徒  尹善甫

故纸情深  虎闱

故纸堆中不老松  虎闱

旧书店之美谈 虎闱

贩书杂记  魏广洲

《书林琐记》及其他  黄裳

说说《中国旧书业百年》的书香  童翠萍

坊间书友何在(代后记)  徐雁

早先北京书店分散开设在隆福寺街、打磨厂、西河沿、琉璃厂等地。城隍庙、报国寺、灯市等庙市上，都有流动书商摆摊售书。一年一度的春节厂甸庙会，全市书商争来设点营业，而且互相竞争，把最好的书摆出来待价而沽。清乾隆以后，书店多集中在琉璃厂。过去书店较多的隆福寺街，一些书店也来琉璃厂设立分店，有的就迁到琉璃厂。琉璃厂的书店乾隆时是三十多家，光绪时达到顶峰，发展到二百二十余家，以后逐渐没落，但到1926年还有六十九家。昔时的书店经营的完全是古籍线装书。后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以及专门影印书画碑帖的有正书局等也相继在琉璃厂开设了分店。印刷也不是木版一种，铅印、石印、珂罗版等在当时较先进的印刷技术也进入琉璃厂的书店，使印刷品更多样化。

琉璃厂的书商在清同治、光绪以前多为江南人，以江西人为多。以后逐渐为河北冀中一带人所代替，称为“北直书行”，如肄雅堂主人丁梦松是束鹿县人，文奎堂主人王云瑞也是束鹿人，松筠阁主人刘际唐是衡水人，来薰阁主人陈济川是南宫县人。其原因可能因太平天国革命，交通受阻所致。20年代前后，还有翰文斋、文光楼、宏道堂、邃雅斋等多家古书店。新书书店除商务印书馆几家外，还有神州国光社、直隶书局、文明书局等多家。

琉璃厂的书店，不论新书还是古书，都不是单纯售书，多是编、印、发行三位一体，一般是前店后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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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坊旧事

         姜德明

去年年初，我收到中国书店退休老店员刘殉先生给我的一封信，附件复印了唐弢先生于1974年1月13日致他的短函。这是一位新文学的藏书家与一位资深的贩书者之间的友谊见证，充满了书香氛围。原来刘先生久居北京东城西石槽胡同，这里要拆迁，他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唐先生写于三十年前的这封旧信。他说：“唐先生因病不能去书店访书，爱书之情，跃然纸上，令人慨叹。今寄上一影印件，请先生把玩。”出于我的职业习惯，我即动员他把此信和唐先生托他找书的事写出来，亦书林一段佳话也。可惜一年多过去了，毫无音讯，如今也不知刘先生迁往何处了。

刘先生一生经营外文旧书，当然懂外文，也熟悉民国版旧书。北京旧书坊的老店员中藏龙卧虎，像他这样的能人，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刘先生在西城中国书店，我是在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与他相识的，常从他那里听到一些书林趣话和文坛掌故。例如他过手的旧书，就有徐志摩送给陆小曼的签名本，也有光绪年间涉及我国最早出版法的刻本。我收藏的日本东京版增田涉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他帮我找到的。唐弢给他的信则是感谢他为自己找到了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英文本，信中说：“此书第一部分全为鲁迅作品，我想从编者的序言中了解他对鲁迅的评价，供研究参考之用。兹特送上书款五元，请即交来人带下为感!”研究家和贩书人的友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让刘殉更加感叹的是信中如下的话：“我因心脏病，久不出门，在家做些工作，如健康稍佳，当来看书，闻何其芳、戈宝权、孙用等同志言及，他们是常来的，并闻其芳同志收得不少德、法文版诗集，宝权同志且购有周作人之藏书，不胜钦羡。问老尚、老关等同志好。”后两人亦中国书店老店员。信中所述种种，我亦曾亲历，除了何其芳外，我在旧书坊还碰到过曹葆华、林辰、吕剑、林林等人。为了说明当时北京旧书业的实况，我愿摘引1974年5月9日何其芳致诗人方敬的一封信：

北京旧西书铺有些收缩的样子，西城的已和东城的合并了，只此一家……未合并以前，(西城那家)收了两个人死后的西书，一个章士钊，文学书很少，一个是盛澄华的，主要是纪德和象征派诗人的作品。我去的可能迟了一些，有名的大家作品没有怎么买到，只买了司汤达的三卷作品集，葆华来见到，说是法文书的好版本了。其实也不过印度纸精装而已，仍是普及本，算不上豪华本。诗集多是小家的集子，只买到凡尔哈仑的诗集七种，算是一次较丰富的收获。不过查书目，这个作者的作品还有好几种，盛澄华大概也没有买全。……回想起来，那是错过了一次机会，堆得地下都是书，不少人都挑着选，李健吾也去了……(见方敬著《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

“文革”后期，一批历遭劫难的文人，仍然奋不顾身地追求知识，他们寻访旧书的情景，实在令人难忘。

由四川来京的方敬也随何其芳去了旧书店，看到不少盖了“志摩遗书”章，以及贴有“褐木庐”(宋春舫)藏书票的外文书。他还听到有位老店员对何其芳说：“您老不来，就只这点老底了，挖完不就得啦。”方敬说：“这种滋味多年来已没有尝过。好像在隆冬严寒中忽然看见了一丝阳光的微笑。”我怀疑那位满口京腔的老店员，也许正是刘珣先生。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6月24日)

坊间书友何在

           徐雁

当我上世纪80年代初，从苏南北上求学，负笈燕园之初，其实并不认得线装书为何物，虽然我进北京大学读的专业是“图书馆学”。而图书馆，正是近代以来收藏着大量线装古书和旧平装书的地方。

所喜北京大学图书馆在那年头，还没有把馆藏线装书当作“国宝”来典藏。有几个阅览室贴墙就放着从不上锁的大书橱，里面就是《太平御览》、《渊鉴类函》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一个个蓝布函典藏着的线装书，读者可随意开门取阅。我那时正上着中文系的中国义学史课程，于是时常于课问转悠进去，挑出感兴趣的某一函胡乱翻看，摘抄一些资料卡片。

那时候的大学是有传统的，在制度上是很看重来读本科的大学生的。一张绿皮的本科生借书证，可以借出十本书，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清代以来的线装书也在外借之列。如今看来，却已是了不得的事!

我就曾通过学校图书馆的出纳台，借过好几函线装书到宿舍里，放在桌上枕边悠着看。大学三年级的春天，系里号召高年级学生为北大传统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准备“论文”。我记得无意中借过的一部《而庵说唐诗》，卷首卷尾各装帧着一页“万年红纸”，正好用来说明我要宣讲的中国古书保护技术中的“染纸避蠹”问题，于是把那清刻本再次借出来，并在讲台上展示给大家看，橘红色的染纸“万年红”很亮眼，虽然线装书叶上仍然有着蠹过的虫眼。从此老师同学都认为我在专业领域里，是要走古的那一路的。现在回头看去，果然如此。

其实那不过是大三年级的事儿，二十岁上下的年龄，谁就一定“决心”走“那一路”了?无非是在课上课下的潜移默化中，无形中“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儿”。由此想到线装书的流通与国学普及之间的关系，古旧书的易见易得，绝对是养育“国学种子”的一个“道儿”了。

在以往只有私家藏书，没有公益性的图书馆机构之前，寻常人家的学子往往是通过街头的书摊、坊问的书铺和都市间的书店来求知进学的。邓云乡先生在《鲁迅与北京风土》中说：

常去书铺，坐坐也好，谈谈也好，在答问之中，都有不少学问。如果顾客是位专家，铺主也就在买卖之中，顺便讨教，增长知识。如果买的人学识较差，店主也会娓娓不倦地向你介绍。这一方面固然为了做生意，另一方面也使你增长不少知识。经常浏览琉璃厂书铺，那便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与日俱增了。在琉璃厂书铺中，各个时期都有不少版本、目录专门家……那些一般的书店伙友，也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艺，才能胜任工作。

能够到书铺里坐坐谈谈的，其实已经不是一般学子所能为的，那至少得有个“文人”、“学者”的桂冠，至少也得有个“专家”、“教授”什么的头衔。否则，即使老板看茶上座，你大概也难得坐下来；即使偶然坐下来了，也不一定能够坐得住，坐得长。为什么?肚皮里的知识不足以从容答问呗!书铺老板的花茶，要是腹笥里不先有半斤八两的学问贮备着，是难得痛快喝下去的。

不喝那花茶也能看到书，不过得吃点苦，像那王充那样站着读，香港业界称为“打书钉”。

北平学子的福分在于每年正月间厂甸举办的庙会上。那十天半月的，卖古旧书的摊位多的是，喝着西北风就能把书给看了，学问长了。周祖谟先生晚年在自传中说，他家因为住在琉璃厂近旁，每年厂甸庙会上，经、史、子、集各类真是琳琅满目，无所不有，任人挑选。“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年这个期间，除了下雪天以外，几乎每天都要到书市上去看看。可尊敬的终身在传播文化的书商，是竭诚欢迎人来自由翻阅的。从十六七岁起，我就慢慢买起喜爱的古书来了。”

他说：“在买书看书的过程中，跟许多位年长的书商交往熟了，从他们的口里，又学得有关书籍的纸张和版刻的知识。如对连史纸、皮纸、官堆纸、开化纸，以及不同产地的竹纸和各省雕版字形的特点等都有所了解。这对我后来注意版本目录的学识大有裨益。”①

周先生说的“可尊敬的终身在传播文化的书商”，就是我们常说的书估、书贾，也就是“坊间书友”了。他们自有他们那一行的看家本事，或者说是“吃饭家伙”。梁实秋先生在《书》中，曾经生动地描述说：

旧日北平琉璃厂、隆福寺街的书肆最是诱人，你迈进门去向柜台上的伙计点点头便直趋后堂，掌柜的出门迎客，分宾主落座，慢慢的谈生意。不要小觑那位书贾，关于目录、版本之学他可能比你精。搜访图书的任务，他代你负担，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数，一有所获立刻派人把样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气气，书价嘛，过节再说。

其实，即使在现代有了图书馆以后，由于典藏管理制度的种种限制，一般读书人坚持自己淘书、访书、买书的，也大有人在。范用先生在《买书琐记》的前言中就曾说：“我爱跑书店，不爱上图书馆。在图书馆想看一本书，太费事，先要查卡片，然后填借书单，等待馆员找出书。上书店，架上桌下的书，一览无余，听凭翻阅。看上的，而口袋里又有钱，就买下。生平所到的城市，有的有书店街，如重庆武库街，桂林太平路，上海福州路，都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如重庆米亭子、桂林中北路、上海卡德路、河南路……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华夏大地虽然换了人间，但是集中在首都工作和生活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享受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策优越性，一方面仍然沐浴着“北平文化古城”的惯性氛围，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在精神生活上，感觉还是比较舒服惬意的。为本书题签的黄苗子先生就曾在《吴道子和唐绘画》一文中无比眷恋地说：

当时正是北京研究点学问条件最好的时期，琉璃厂和隆福寺的旧书店还是按老规矩给客人送书上门，伙计们都知道老主顾要什么书，他们一捆捆地放在脚踏车后面，送到你房里，一放就是一周半月，然后凭你选中的付钱，选不中或买不起的可以退回或赊账……在解放初的六七个年头，我享受了这种读书的乐趣。

当然随着旧书业整体的“公私合营”，后来的“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成为了“明日黄花”。黄先生在《旧书店》一文中无比眷恋地说：“北京那时不但旧书多，而且搜罗易，那时旧书店保留了一个优良传统即对熟悉客户送书上门……由顾主从容挑选，年节结账，落选的书，由伙计下次来时带回店去。便利学者，莫此为甚。”可惜“好景不常，‘文革’劫后，旧书遭了大殃，知识分子老爷，送书到门之福，也早已事如春梦了”。

1974年春，何其芳受方敬的委托，替他在北京中国书店的门市部留心购买几个特定类别的旧书。他发现，自从私营旧书业“合并”成为地方国营中国书店以后，已经很难碰到一次性出售章士钊、盛澄华等名家老屋中散出旧书这样的“盛况”了。他由此总结出一条当时买旧书的规律：“你计划要买的书总是难于碰到的，只有l临时见到有什么书就从中挑选一点。”这当然是对被钱穆称誉为“如一书海”的北京书业的一种揶揄了。

我是于1980年9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注册上学的。当其时也，偶尔去闲看一刻的主要是一狭长开间的中国书店海淀门市部，印象中线装书在门市上已是看不到的。可能是二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到北京开会，课后陪同他和妈妈一起到海淀街上去，他居然从中挑选了一摞子农学方面的旧平装书带回太仓家里去。

我个人开始逛旧书店淘旧书，主要是为了寻觅唐瞍先生的那部《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版)，因此才慢慢地对北京、苏州的旧书店开始有了一点感觉。不过就读者方面来看，那时候，买卖旧书的中国书店和专营新书的新华书店，在经营方式上的惟一差别就是开架不开架，因为你要想同这些中青年“伙计”谈谈，是绝不可能的。即使问一个简单的书名，也只能得到千篇一律的回答：“什么书?我怎么知道?自己架上找去!”记了，通县人。补出的“绣像”非常漂亮。

书店里的人因为卖书，天天和书打交道，日子一长，许多人成了版本专家。你别看咱们是教书的，遇到版本问题，不得不多向人家请教。人家卖一辈子书，经眼无数，版本知识不得了。在他们面前，咱们还不能端架子，要虚下心来，多问多受益。比如，有的师傅待顾客非常热情，你在那儿挑了半天书，末了想买一部，刚要付钱，他过来了，说您买的这部书不全，是八卷本，那边有个十二卷本是全的，您再看看。

除了刻苦学艺自求深造以外，启功先生还指出了当年旧书业者业务提高的另一途径：“书店的人，也常常给各个学校的学者送书。这些学者都是精通版本的行家，他们在挑书选书的时候，要对书的版本优劣作些评论，对书的内容进行考察，这样送书的伙计便能得到不少知识。知道哪个版本好，哪个版本是大路货，哪个全哪个不全，哪个是先印哪个是后印的，哪个遭过禁毁。”①

当年商鸿逵先生在《北平旧书肆》中也说：说到做生意方法，旧书肆与新旧出版家又大不相同。新书是要拉些有名作家作后台，旧书却全靠采护所得，大一些的书肆，差不多常年要派人到各省各县去收买，性质颇近古董商，有时虽一无所得，有时可获利无算……卖书还需有一种手腕，是攀交名流。名流作甚呢?名流能替介绍主顾，凭他一言，书既可留，价且多给，名流乐得接近他们，一来能借着多见些好书，长长见识；二来，高明些的书贾，他那点“横通”功夫，却真也“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章实斋语)……这般书贾的记忆力也特好，谁已有何书，谁尚阙何书，谁欲觅何书，谁不收何书，胸中都有个大概，他在收买时固早在留意，拿来时你也定会十九中肯。①

有心的坊贾，还在书里书外忙活之余，做了文章著成了书呢!

文禄堂主人王晋卿有《文禄堂访书记》，通学斋主人孙殿起有《贩书偶记》和《琉璃厂小志》，松筠阁主人刘殿文有《中国杂志知见目录》，天津古籍书店雷梦辰有《清代各省禁书汇考》，苏州古籍书店江澄波有《古刻名钞经眼录》，杭州古旧书店严宝善有《贩书经眼录》，中国书店雷梦水有《古书经眼录》和《书林琐记》等，这些书莫不是他们在日常经营之余，以自己的有心、用心、苦心和恒心，为中国学术文化史作出的知识积累和资料贡献。

话休絮叨。且说当年在新华书店挑书买书，是要隔着至少半米宽的柜台，脖子须得像北京挂炉烤鸭般伸长了才能望见一排排书脊的；而在中国书店各个门市部的书架前，却毋须如此，而且记得那里的店员是从来不赶人的——这就是我上世纪80年代记忆中的“坊友”了，不，是地方国营中国书店店员的印象了。

“坊”是中国民间一个古老的概念，在《礼记》中，是与“堂”并举的一种建筑物。到后来约定俗成为都邑居处称“坊”，田野居处成“村”以后，它便成为了十分基层的一个社区单位。

五代以后，民间书坊为市场翻版刻印的书籍，被称为“坊刻本”。不过在中国书籍史上，坊本却一向不能赢得学者们的尊敬。朱熹说过“误本之传，不但书坊而已”，毛晋说过“向见坊本混二书为一，十失其半”，缪荃孙更说过“藏书家不甚重之，坊贾又改头换面，轻易名目”之类的话，显然一涉及具体的书籍，学人雅士们从来是把坊本看作草率编书、马虎校书的一个坏典型的。可是在文献不足、传播不畅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坊肆却又是人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知识管道。如平步青曾为访一位乡先贤的著述书目，就不能不“访之丰城司空后人及省城坊肆，皆乌有”，于是怅怅。  欲求而不得，这就为书坊的经营提供了市场空间，于是职业性贩书的书贾得以见缝插针，由小而大地把这一行做了起来，甚至一度做得很辉煌。我生也晚，但还是有幸与最后一代坊友有过一点浅浅的交往，那就是雷梦水先生。

雷先生是河北冀县谢家庄人，生于1921年，卒于1994年10月间。这些个人信息都是我近年来从文章中读得来的。在今春出版的《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中，我曾为他做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人物小传，今儿个且来说说交往中的那一点故事吧!

话说1988年我主持翻译的《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与校点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合刊本在辽宁人民出版社问世后，觉着有关孙殿起等一些史实仍有向方家求教的必要，于是就寄赠了一册书给雷先生，他在1988年12月14日给我回了函，于赠书事逊谢数语后回应道：

又及，刘声木续《续藏书纪事诗》有目而未见其书，一般公私藏书目录亦未载入，疑未刊行。

关于孙师传记，拙编《孙耀卿传略》一篇，以及孙师口述稿《记伦哲如先生》一文，皆载入《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二辑内。又《何厚甫传记》，散见于孙师《琉璃厂小志》内，又拙著《王晋卿先生传略》一篇，载入《学林漫录》第九、十集之《书林琐记》内。

临末还关照一语：“吾兄日后需用何书或委办何事，不妨来函，吾当即照办不误。”这一句附言式的话，我如今想去，该就是“坊友本色”了吧?

有此一语，所以才有了我后来计划校点乡先辈潘承厚先生(1904—1943年)编纂的《明清藏书家尺牍》时，因借阅不方便，就起意索性收藏一部，并前往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一面缘。

那天我到海王村寻他，有店员指示说，人就在院内后楼一层的机关读者服务部。我走进往常几乎没有进去过的那座旧色旧香的小楼一层，记得正对楼门有一间大屋子，书架旁边有一张桌面向外的书桌，坐着一位土头土脑的老先生，穿着一身中国书店店员那时通行的蓝布制服。我走上去问过，老者站起身来应道：“我就是，我就是。”

话语间我顿时热络起来，声音回荡在那空落落的大屋子里。可是他似乎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也可能是书店的安静环境，或者长期与书本静物打交道的职业习惯使然吧，古旧书之外他并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把拜托求书一事情说过以后，他满口应承下来“找找”，便引我到服务部(那时规定：一般读者原则上是不允许到这里来选书的)书架前观书。

记得他当时还热情地介绍了架子摆出来的好几种线装书，我呢，一则那时囊中羞涩，心里怯弱，根本没有任何购买力可言；二则读过了图书馆学专业那些“死书”后“食而未化”，当时在观念上觉得无论什么书，都可以到图书馆借阅得到，所以根本没有把他的推荐朝自己的心里放。

我现在相信，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尤其是对话的功底不足，因此只客气了一句什么话，就回到案头忙他自个儿的事情去了。是1987年10月2日午前吧，他给我回了信，还在信末留下了他在中国书店业务室的联系电话号码：

日前吾兄嘱觅《明清藏书家尺牍》，当搜遍各库房无存书，今由收购部门收进一部，后并附《明清画苑尺牍》，计十册，定价二百元，珂罗版，书品整齐，合意与否，皆望抽暇示知，余言另叙。

要二百元?每册二十元!我当时便蒙了。因为那时节我每月工资不过一百五十元左右，至于在机关工作之余在专业期刊上写文章，每千字也只换得十来元稿费。要知道，那时候一年也就发个十来篇文章啊。以二百元买一部不到半个世纪的线装旧书，在我实在是过于奢侈了。

我大概为此犹豫了有个把月，终于计上心来，便给雷先生复了一信，大意是说我需要的只是《明清藏书家尺牍》，并不需要那部《画苑尺牍》，而前者只有四册，若能拆卖分售，那我就可用80元买下我要的那部分。也许这件事让他为难，因此记得在办公室接过他的一个电话，他客气地表示，那书就不再给我留了，我自然满口答应。但放下话机，心头不免张怅。

似乎是赌气，其实更是需要，我利用到南京办事的机会，找到位于城北颐和路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在阅览室看到了这部《明清藏书家尺牍》。原来这是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序次，搜集影印的明清两代藏书人士的书信手迹，总共有一百四十八人。由于内容并没有多少是谈到藏书的，所以计划为之校点的事也就作罢。记得走出馆外的时候，心里还闪念过庆幸，幸亏当初在北京没有咬牙跺脚地花那二百元!

然则天不转地转，古旧书发展到时下这种行情，却是任谁也预想不到的。因此，若今日要再咬牙跺脚的话，那可就是为了另外的那点“意思”了!

虽然《明清藏书家尺牍》最终未能买成，但因此而与雷先生有了一回浅浅的交道，使我切身体会到了坊友忠于职事、信于顾客的那点厂贾遗风。我想，正是这种“忠信”品质，才使得琉璃厂旧书业由小而大，并曾经做成了这个歆动中外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产业。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十年前姜德明先生写的《卖书人》(本集改名为《卖旧书的老人》)一文，其开篇和结尾写道：

1994年10月26日，一个卖旧书的人走了。

他来自河北农村，十六岁进京，在琉璃厂通学斋旧书铺学徒，掌柜的是他的舅父，著《贩书偶记》的孙殿起。解放后，他是中国书店普通的店员，又协助孙氏整理了《贩书偶记续编》、《琉璃厂小志》……

琉璃厂书肆培育了这位有教养的读书人。数十寒暑，清贫如故，爱书的心却没有变。好容易晚年有了新居，也享受了专家的待遇，他却去了。他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滚滚而来、又一本本从这里散出去的书。他为这古老的书坊留下些什么?以后人们还会记得他吗?

一个卖旧书的老人悄悄地走了。

由姜先生动情的笔墨，不禁想起了五年前鲍世远先生在《从买书想起雷梦水》文末的设问：“时代不同了，‘雷梦水’还会有吗?”

看来，曾几何时，雷先生已经成为坊间“学人型书贾”的一个精神象征了。

由此又不禁联想到两年前的8月26日，国家通令宣布从此废止的文件目录中，赫然出现了《关于加强古旧书业工作的意见》(1993年4月1日发布)——这是不是意味着连行业主管部门都失去了“加强”国营古旧书业的信心了?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半辈子竭诚为中国书店服务的店员雷梦水的生命价值何在?当古老的线装书流传稀少至为凤毛麟角的那一天，“人们还会记得他吗?”经过历史天空的反反复复，我们不禁要继续追问这一句：“时代不同了，‘雷梦水’还会有吗?”

《旧时书坊》是继《旧书业的郁闷》(晓雨、安然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之后问世的又一部新文集。2004年夏，江少莉同学自福建师范大学本科毕业，旋即研学金陵，注册吾门，有志于深造中国文化堂奥。于是指以“图书文化与知识传播”一途，嘱其读书作文，而坊间书友固中国传统文化之传播使者也。人秋，乃授以编校本书之任。

本书着意于从学人文士眼里的书坊、心中的坊友以及坊友自身的作为等角度选编文章，借此回溯了自清初扫叶山房以来，北京、济南、西安、南京、扬州、苏州、镇江、上海、杭州、长沙、福州、香港、台北等地旧书流通业的历史风貌，其中有关坊间书友的或长或短的记述，如清末以来的私营业者李光明、柳蓉春、王文进、孙殿起、董金榜、陈方恪、朱甸清、陈济川、陈乃乾、杨寿祺、郭石麒、徐绍樵、孙实君、孙助廉、朱惠泉、王富山、袁西江、王淡如、朱遂祥、张银昌、王继文、宋天霞、欧阳文利，以及长期服务于公私合营或地方国营古旧书业界的郭纪森、魏广洲、魏隐儒、徐元勋、张振铎、王松泉、江澄波、臧炳耀、王炳文、马春槐、蒋素华、魏克孚、马栋臣、吴青云、虎闱，以至黄裳先生笔下不知其名的“老板”，尤为中国旧书业不可多得的人物资料。

“雷梦水”们通过古老的书坊在人间“留下些什么”，也许人们借助这部《旧时书坊》可以获得些许答案吧。

2005年8月14日于金陵江淮雁斋

　　古书店的主人多是学徒出身，尽管读书不多，但由于经常与书打交道，用心钻研，大都精干版本目录学。有的还博学多才，著书立说，不仅与专家、教授有共同语言，很多还是要好的朋友。书店的经营作风多数是规矩的，对待客人是诚恳的，利润也是合理的，这是琉璃厂的一种好风气。

——郭子升《琉璃厂的古旧书店》

我至今怀念那时书店的布局和气氛：四周书壁，上可达顶，满室书香；屋子中间安一长桌，铺一白布，上有茶盘茶杯，两侧几把木椅。顾客可以随意从架上取书，坐到桌边不慌不忙地看，也可以请师傅代取，这时师傅还要给倒上一杯茶。有意购买，可以请师傅帮助找出其他本子以便比较；如不买，道一声“谢谢”即可离去，师傅还要送至门口：“您慢走，有功夫您再来。”

——许嘉璐《中国书店五十年》

书肆业，古已有之。据文献记载，汉时就已萌芽，至宋元而备盛。降至明代，由于士大夫极度崇尚宋元刻本，出现了“搜罗宋刻，一卷数金”的现象。更有甚者，著名藏书家毛晋，竟以页论价。常熟乡里由此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的谚语。高额的利润，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书贾队伍，旋即分化成二种经营方式：一为重营当代刻本者，一为专贩宋元旧椠者。后一一种书贾经营即成为现代意义的古旧书业了。

——褚树青《民国杭州旧书业》

“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日“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生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本篇通用“书估”，以括全体，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篇中有骗书、骗钱、打骂顾客、旧书“典当”等等故事，想阅众皆未之前闻也。

——周越然《余之购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