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从科学的视角，转向经济的场域，再从消费引导生产的角度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行诠释，使我们对技术、经济以及技术创新的理解，更加接近于技术认知的人文价值和人本内涵。

李昌与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研究(代序)(1)

第一编 开篇

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3)

第二编 直面科学和技术

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我们做些什么(45)

关于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几个问题(52)

科学革命的实质(62)

科学历史的辩证法与辩证唯物的历史观(80)

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89)

关于“潜技术”和“潜科学”研究(108)

技术科学及其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地位(118)

关于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及其导向(127)

航天技术与当代科学技术结构的更新(137)

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内容(151)

第三编 科学、技术与经济

科学在直接生产力中的体现(170)

面向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196)

关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概念(207)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内涵(223)

“科技兴省”的关键在于运行机制的“转轨” (238)

科技意识与商品经济的发展(249)

市场经济与科技一经济良性循环(260)

也谈方法并答《质疑》(279)

第四编 技术创新研究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和紧迫问题(292)

企业技术创新运行机制(306)

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分析与对策研究(321)

中间试验与风险投资(332)

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342)

制度、技术和创新(359)

技术创新中的信息问题研究(372)

从信息过程的观点研究技术创新(388)

基于消费动因的技术创新研究(399)

亨利·福特和他的T型车(410)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现状分析(421)

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机制研究(442)

有关技术创新的几个认知问题(462)

再论创新视野中技术与科学的关系(473)

跋我对技术的认知历程(489)

  关于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几个问题

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求我们学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指导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自然辩证法要肩负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特别是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的历史使命，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必须密切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扎扎实实地研究和解决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是证明自然辩证法学科有无存在价值的关键。

然而不能不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还远没有解决。正因为这样，过去国内外的自然辩证法工作都曾走过弯路，受过挫折，至今还拿不出足以证明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发挥了指导和促进作用的令人信服的成果。也正因为这样，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引起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重视，并赢得他们的信任。因此，提高我们的自觉性，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一些，就成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一 自然辩证法应该发展成一个科学门类

1978年初的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把自然辩证法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然而至今却很少有人注意“门类”这个用词的积极含义。我认为，不能把“一个门类”简单看成是“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分支学科”的同义语，恰恰是“门类”这个概念才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辩证法学科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在一百年前创立的。一百年来，自然科学经历了急剧的发展和深刻的革命。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不能仅仅归结为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单纯的量的增加，而且应该看到，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在机制和结构上也发生了改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用科学对生产的指导作用做个类比。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初期，科学对生产的指导作用是通过直接运用基础科学的基本原理实现的。但是随着现代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门化、越来越带有综合的性质，各门基础科学的基本原理虽然仍不失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总的一般性指导的意义，然而仅靠这种指导已经远远不够了。这样，就产生了运用基础科学的基本原理对各种工程技术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中找出它们所遵循的更加具体的规律的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现代自然科学对现代工业生产的指导作用不是削弱而是大大增强了。它的指导作用就是通过基础科学为技术科学提供基本原理，技术科学为应用科学提供技术规范，应用科学为生产活动提供工艺方法和设计方案等这样一些中间环节而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它们之间也需要建立某些中间环节呢?

我们只要对自然科学发展现阶段上提出的那些有关自然观、科学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复杂性作些认真的分析，便不难得出肯定的答案。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不能离开辩证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但只靠这些基本原理是不能直接对有关的问题作出具体回答的，还必须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充分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丰富材料，进行专门的、深入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而这些研究工作依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就可以形成包括在自然辩证法这个科学门类中的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学科。并且这项研究工作是任何个人即使投入毕生精力，也难于涉猎无遗和追踪不失的，这也需要对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进行科学的分工。

我们强调自然辩证法应当发展为一个科学门类，就是强调这种学科划分和科学分工的必要性。自然辩证法要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它本身也有一个现代化、科学化的问题。而使自然辩证法的理论研究工作学科化，则是使之科学化的必要条件。只有进行这样的学科划分和科学分工，才能使它逐步深入到自然科学的实际中去，切实研究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提出的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才能彻底改变目前仍然存在的那种只是在哲学一般原理的范围内打圈圈，在自然科学外围溜边转，研究工作一般化的状况；也才能使它真正与自然科学的实际相结合，对科学技术现阶段的发展发挥实际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从而完成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重任。P52-54

李昌与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研究

拜读过李昌校长《回忆哈工大》的长文，①又读了姜振寰写的关于李昌同志80年代初倡导在中国开展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研究的回忆文章，②关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李昌同志在哈工大大力提倡和亲自指导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那段历史的记忆，便从尘封中活跃起来，引出许许多多的感触。适逢哈工大迎来建校80周年大庆，受哈工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之邀，要写点回忆或纪念的文字，便想把这些40年前的往事，尽量地从记忆中寻觅、整理出来。但我不像振寰，历来没有勤于记录、善于收藏的习惯，能从记忆中搜寻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是些零落的片断了。

1958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未曾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后来人，也许更有权利和资格对它做出更加客观的评说，但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真正理解那段历史。当历史终于尘埃落定，亲历者也能冷静下来做些理性反思的时候，不管可能会得出或接受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在他们的心底，在更多是属于情感层面的记忆里，总还会留下几缕温馨——这是对于他们曾经体验过的炽烈的热忱和纯洁追求的一种怀念。

这一年，我只有23岁。还在哈工大电机系发电厂输配电专业读书。一面沉浸在“大跃进”的“热潮”之中，一面憧憬着毕业之后为发展大有可为的中国电力事业去拼搏一番的美好未来。可是，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党总支书记会找我“谈话”，让我马上到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去“报到”。这样，我这个在哈工大这所有名的“红色工程师摇篮”里已经“摇”了五年的人就被“摇”了出来，成了一名“哲学教员”。到了哲学教研室，才知道当时担任哈工大校长、党委第一书记的李昌同志，正在亲自给学生上哲学“大课”，需要一个青年教师为他上哲学课作些辅助工作。

1959年，我又从哲学教研室被调到常委“写作小组”。这小组，一共只有三人：一位是当时的学校办公室主任孟新同志，一位是当时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李晴同志，剩下的一个就是我了。孟、李二位都是现职领导，在这个“小组”皆属“兼职”，只有我这个兵才是“专职”的。为了工作方便，就让我搬到当时设在“专家宿舍”三栋一楼的李昌同志办公室里去办公。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才逐渐了解调我来此的缘由——李昌校长要在哲学教研室里找一个“不是学哲学而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年轻教员，担任他上哲学大课的“助教”，因为他历来主张“在理工院校讲哲学，必须与科学技术实践相结合”。他还提出，希望这个人最好还有点写作能力，以便也能参与一些报告、文件的起草工作。当时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洛支委员又曾兼任电机系总支委员的何德侠同志推荐了我，我就这样地被“选中”了。

那时，在李校长办公室工作的，主要有陈一鹤同志和我。陈是李校苌的秘书，统管李校长的一切党政工作安排。我则只管上大课和写东西，成了一个不挂名的“学术秘书”。

每天清晨，李昌同志都起得很早。早饭之前，他会在“专家宿舍”的院子里散步。说是散步，实则一边散步，一边在考虑问题、安排工作，陈一鹤同志总是大约六点钟便早早赶来，随侍左右。到了晚上，该办的事都办完了，该开的会都开完了，他又会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面思考着什么问题，一面自言自语地清理和建构着自己的思绪。每逢这个时候，我就得赶快抓起纸和笔来，全神贯注地聆听，尽量跟上他的思路，并把我听到和理解了的东西迅速记录下来。等到他的某个想法几经反复，几经推敲和掂量，终于比较成形的时候，就会交代给我：“先把它整理出来。”于是，我便得连夜加班，整理成一篇书面的东西放到他的桌子上，以便他第二天早晨随时会拿起来，再一句一句地推敲，一句一句地划掉，一句一句地重写。差不多所有的“文件”，都是这样写成的，在其中体现出来的，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李昌写东西的风格。

就在这段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着两个“运动”：一个叫作“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一个叫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从一开始，李昌同志就主张，必须把这两个运动结合起来——“双革四化”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指导“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中去才能被群众所掌握，也才能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于是，他提出，要在校内组织全校教师，特别是那些骨干教师，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尤其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同寻找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同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还要求各系组织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到工厂中去，到群众中去，一方面和“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师傅、科技人员一起投入到在“双革四化”中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中去，另一方面也把群众在工厂中的创造和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

李昌同志从这时开始，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他想通过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把哈工大推向前进的重要战略部署。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经过了十分缜密的深沉思考的。

哈工大作为一所自1950年从中长铁路接收回来以后，才得到迅速发展的学校，其教师队伍还十分的年轻。从1951年开始，陆续聘请大批苏联专家到校担任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和学校科研、教学主管部门以及各个系的顾问，执行的是当时中央为哈工大制定的“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学方针。到1958年，以前聘任的苏联专家皆已回国，中苏关系也已出现微妙的变化，而我们还年轻的教师队伍尚未成熟到足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闯出一条自己发展道路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李昌同志认为，提倡学习自然辩证法，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并把这种学习和他们在科研、教改中遇到的问题结合起来，将会帮助他们找到前进的方向和方法，也将使他们不断增强自己前进的力量和信心。

我对技术的认知历程

从几十年来已经在杂志、期刊上发表的东西中，选择一些，集结成册，自是对于以往留下的那些脚印的一次清理。辑成的，就是这样一本奉献在读者面前的小册子。得到的，却是对于自己所走过的研究道路的一种批判性的反思。

对此，在集子的最后，我想向大致翻过这个集子的读者们再作点交代的，就是我对技术的认知历程。

这里所说的“对技术的认知”，当然指的是对于技术整体的哲学的认识。

哈工大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是从探讨工程技术辩证法开始的。而我自己又是学技术“出身”的，本来就对技术情有独钟。所以，在我身不由己地进入科技哲学领域以后，技术，自然就成为了我最为关注的对象。

在我早期对技术的认识上，应该说，马克思的《技术史手稿》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它的中文版出版之前，我就在全集俄文版第47卷上读到过这部手稿。从一开始，我就被马克思为这些手稿所冠的独特的题名所吸引。这个题名竟然在题目的中间用了个句号，叫作：《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题名的句号前部分，是马克思所考察和研究的现实对象，即机器；而这个题名的句号后部分，则是他所考察和研究的抽象对象，即技术，或者说，是他所把握的机器和技术的实质。正如这部手稿中的那些札记和片段的内容本身所表明了的，在他看来，机器的实质，即在于它是“自然力和自然科学的应用”。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透过机器去研究技术呢?这是因为，从他重点研究的那个时代(18世纪)，到他亲自生活的那个时代(19世纪)，即在所谓“机器大工业时代”，只有机器，才是技术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典型性的历史形态。所以，如果我们把他对“机器”的这种认识，理解为他对一般的“技术”的哲学实质的概括，大概是不会远离马克思的本意的。

由于在18、19世纪以后，尤其是到了现代之后，所谓“自然力的应用”，又主要是通过自然科学的应用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地，可以更为简约地，把技术理解为“自然科学的应用”了。

这样，差不多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科学一技术一生产”就成为了我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主要思考路线。

但是这条思路，在随后的十年“文革”中，却被否定了，打断了，批判了。

“文革”之后，到了1978年，当邓小平在的“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应当属于生产力的范畴的时候，我是非常赞同也非常高兴的。于是我就到处讲“科学是生产力”的道理，不管对生产力的解读是“两要素”、“三要素”，还是“四要素”，“科学都体现在生产力的全部要素之中”。1980年，我在《哈工大学报》上发表《科学在直接生产力中的体现》一文，通过对生产力诸要素的分折，论证了科学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到1988年，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好和我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认识相一致。1989年我又发表一篇文章，对邓小平这一“伟大的科学论断”作了我自己的理论阐述，借用耗散结构理论对这个论断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篇文章获得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颁发的学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论文“一等奖”，还被中央广播电台学习节目全文连续播出。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去观察中国的现实，当时，我们似乎很容易地就发现了：在我们的现实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这就是：在我们这里，构成“科学一技术一生产”这条线索的各个环节，都是严重地相互脱节的。最为突出的，则是科技和经济的脱节，我把它叫作“科技和经济‘两层皮(两张皮)，”的现象。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就此，我发表了许多文章。那时，我们呼唤得最多的，就是要“转化”——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是

  于芝加哥要“长入”——要使科技长入经济，提高经济成长的科技进步因素。

而要实现“转化”和“长入”，最为关键的事情，也是我们最为缺少、最为薄弱的东西，便是企业的技术创新。80年代中，赵紫阳提出“依靠”和“面向”的口号(经济的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要面向经济建设)，我是十分拥护的。1989年，我参与了黑龙江省“科技兴省”战略的讨论和制定。1990年，由我负责筹备，召开了黑龙江省“科技兴省战略实施对策研讨会”。会后，又由我主编，出版了《科技兴省研究》一书。在收入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里，我就明确地提出了：“科技长入经济，是通过创新实现的”，“我国‘依靠科技振兴经济，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创新动力不足，尤其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这样，企业技术创新便又成为了我所关注的焦点。

1990年我去日本访问，拜访了提出“技术立国论”的斋藤优教授。1991年，我把斋藤优教授从东京请来，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企业技术创新研讨会”。在会上，我作了一篇题为“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和紧迫问题”的主题报告，特别强调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个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纲领。1992年，当我回访斋藤优教授的时候，在他的安排和帮助下，我用20天时间对日本的十几家企业进行了访问，其考察的重点就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当时我们想，能把企业技术创新搞起来，“转化”、“长入”的问题就解决了，“科学一技术一生产”的路子就打通了，科技和经济就会步入协调发展的过程。从此以后的十几年，我便完全地转向了，并且一直致力于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

从90年代初开始，我和我的课题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都是以企业案例为基础的。当时，我担任黑龙江省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哈尔滨市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曾组织了大量的对企业案例的调研。

可是，沿着这条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研究之路走下来，很快我们便发现，事情并非像我们理解和设想的那么简单。

原来我们未曾想到，在大量的企业中表现出来的，从根本上阻碍着它们进行技术创新的问题，其实并非来自于技术本身的限制，而是来自各种制度性的积弊。追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几乎都出在体制和制度方面。这对我们过去总是首先从“科技”出发来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路线，不能不说是一个尖锐的挑战。事实使我们看到，要进行技术创新，必须得进行制度创新。舍弃制度的创新，真正的技术创新是无从谈起的。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不从这个现实出发，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我们集中地、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96年。王大洲和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制度、技术和创新》的文章，副标题是“技术创新研究迫切需要开拓的一个新视野”。它所强调的就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的技术创新研究，必须和制度创新研究结合起来。1997—1999年，我又申请并完成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即关于“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机制的案例比较与跟踪研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学术视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科技”本身的界限。

我们的工作一旦深入到制度和体制的层面，在现实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大量问题，很快又使我们认识到：要变革久已形成的制度和体制，首先还得变革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其实，任何一种制度，都根植于一种认知模式。任何制度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体现。甚至，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观念，对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理论出发点，也必须重新加以审视，重新加以反思。这个问题的发现，对我们原有的那种认识，不仅是一次挑战，而且是一个否定。其实，在题为《制度、技术和创新》的那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提出：我们对技术创新的认识，还具有浓厚的“科技推动型色彩”。那种认为“技术创新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桥梁，”而“技术创新的研究就是去寻找‘架桥’的理论和方法并进行‘桥梁，的设计和建造”的认识，作为“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假设”，是“远不够完善”的。

由此再前进一步，我们就把思考的焦点，从“科技”转向了“经济”。实际上，这是对技术和技术创新认知的一种“格式塔”式的转换。

2001年，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暨“新世纪、新使命、新课题”研讨会上，我作过一个大会发言，题为《有关技术创新的几个认知问题》。在这个发言里，我直截了当地、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我们关于技术创新认知——或者说对技术认知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对科学和技术不加区分，或者，只是一味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完全不顾它们之间的区别?

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创新是否只是沿着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经济应用的线性模式展开的?能不能把技术创新只是看成“科技成果转化”或者“科技长入经济”的过程?对这两个相关的问题，我们给出的回答是：

在我们对技术创新的认知中，普遍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不分的现象。而且，“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在我国是经常被“捆绑”起来使用的。而实际上，从场域的观点来看，“科学有自己的科学场域，技术则是经济场域的内生变量”，两个场域各有自己的基本要素、价值导向、行为逻辑，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是不容混淆的。把科学和技术相混淆，对科学和技术双方的发展都将造成伤害。

从这个观点来看技术创新，我们过去一直强调，我国技术创新的最大障碍是长期的计划经济造成了“科技”和“经济”的“两张皮”，因而我们总是致力于在“科技”和“经济”之间“搭桥”、“修路”。现在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科学和经济“两张皮”，而在于我们把本来应该生长在经济这张“皮”上的技术，错植在了科学这张“皮”上。我国技术创新的制度障碍，不仅在于经济场域相对于政治场域缺乏应有的自主性，而且在于“公共科学”与“产业技术”(或“产业科学”，industrial science)的分化程度不足——从而使不同于科学共同体的技术共同体一直难以形成。

 由于技术是经济场域的内生变量，由于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引擎，而技术创新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风险过程，所以对创新的研究特别需要引入网络观念。并且，要把技术创新不仅仅看成一个技术网络，而是首先把它当成经济网络(交易网络)和社会网络去做网络分析。只有首先对创新网络进行经济的、社会的分析，才能理解创新的过程和条件，才能实现创新的组织和激励，才能使“科学／技术／经济‘界面友好’”的问题自然地得到解决，也才能找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解。反之，如果我们总是沿着“科学一技术一经济”，甚至就是从科技到经济的线性推进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会把本应用“网络”来描绘的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过分加以简化，就很容易陷入认识的误区。

基于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指出：一个是科技不分的观念，一个是科技推动的线性模式，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可以说已经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可以借用一个心理学概念，把它称为“科技情结”——它对许多人来说，确已成为了一种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东西。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么，这种“科技情结”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的回答，也同样的直接和尖锐：科技不分的观念，线性推动的模式，和它们所构成的“科技情结”，乃是“计划习性”的表现。我把这种“计划习性”在深层观念中的体现，叫做“理想的社会建构观”。

什么叫“理想的社会建构观”?它是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念或思路，是一种认知模式。早在90年代初，我就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这个问题。在这篇题为《市场经济与科技——经济良性循环》的文章里，我就谈到，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的：认为社会主义建立了公有制的基础，不再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束缚，便可以从全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实行高度的计划化，就可以通过计划分配、计划管理、计划调控，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和最有效的利用，从而使整个经济进入高度有序、高速发展的状态。然而实践的结果，却恰恰事与愿违。在中国是这样，在前苏联、东欧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概莫能外。这种认知模式，这种初看起来似乎很有些“道理”，而在实际上是把一个本来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因而也是实现不了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路，就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建构观。

过去，我们所受到的长期的“教育”，使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理想的社会建构观。这种理想的社会建构观，使人们总想按照自己的某种理性图解来解读和建构社会。而我们的这种理性图解，与社会的固有逻辑相比，却有可能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恰恰忽略了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些方面。

从科学到技术，到生产，到经济的线性推进思路，就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建构观。按照这种把非常复杂的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观念，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就无法得到解释，甚至是不应发生、不该出现的。譬如，美国作为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就不会经历前些年如此严重的经济不景气；而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获得在世界上几乎是“一枝独秀”的增长。

遗憾的是，即使我们如此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却依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把上面提到的这些东西重新结集出版，对我们认识走过的道路集中加以展示，借以再作一次认知模式的反思，或许仍然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使我们对技术的认知，从科学视野转向经济场域的，还有另一种可能更为深层的考虑。这就是关于技术和经济的社会-人文价值。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从“创新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创新?”开始的。

对于创新的哲学实质，我曾有个自认为很重要的论点。‘陈昌曙、运德玉提出个“过程论”的技术论。技术是个过程，创新也是一个过程。而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创新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什么东西使这个过程成为创新过程的?我的回答就是：创新是一个建构过程。它首先要建构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然后还要把这种可能性再建构成现实性。可能性的建构，主要在头脑中进行。现实性的建构，则必须在现实中完成。一个人在创新上是否高明，就看他能不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甚至连想都想不到的可能性；还看他能不能把别人认为本来是很难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真正变成为现实性。

那么，这种可能性又是什么的可能性，这种现实性又是什么的现实性呢?

我们通常想到的，可能是新的产品设计的可能性、新的工艺流程的可能性、新的材料选择的可能性，乃至新的市场组织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些，都是从生产的角度看问题的，都可以归结为“新的生产”的可能性。如果仅此而已，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学者重新开始的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直到90年代中期，还“只是回到了熊彼特或熊彼特学派的观点上去”。

1996年，我第一次有机会访问底特律。对福特博物馆(包括Ford．Museum和Greenfield Village)的参观，给了我以很大的振动。亨利·福特并不是一个发明家，他也不是最先在美国生产汽车的厂商。福特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创新家，并且绝对是一个大创新家，是因为，正是他，使汽车在极短的时间里进入了千家万户，使汽车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使汽车成为了一种新的“文明”。福特作为一个大创新家，他所完成的真正“创造”，并不是什么技术成果，也不是一种工业产品，而首先是一种新的消费条件和消费方式。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新的消费条件和消费方式，他才又创造了新的生产条件和经营方式(比如流水线的大量生产方式，泰勒制的管理，乃至代理经销商和分期付款的经销方式，等等)。所以，我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消费创新，和一个新的论断——正是消费创新构成了人类社会独有的进步机制和发展特征。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生产为中心展开其理论的。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生产的视角去观察社会经济现象，以生产为中轴去描绘社会经济运动，用生产决定论的观点去诠释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循此途径，并不足以对所有的社会经济过程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道格拉斯·诺思对经济史的分析，已经包含着在生产／消费这个着眼点上与传统不同的一种判断。在他看来，开始于1750年至1830年的经济革命和经济增长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的，不是别的，正是“西方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标准”①。

事实上，历史上的“现代化”过程，不是从“工业化”开始的，而是从“商业化”开始的。正是“商业化”，打破了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的模式和“庄园制”，才启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正是“商业化”，才把这种新消费“输出”到了欧洲之外。没有地理大发现，没有远洋贸易，没有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开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发生。有了16、17世纪的“商业化”，18、19世纪的“工业化”才成为需要和可能。而伴随“商业化”所发生的“城市化”过程，其意义也不仅在生产方面，而且在消费方面：正是城市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消费前导和消费平台，引导整个社会的消费踏上新的台阶。

实际上，在经济的发展中，并存着两种逻辑：一个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和这么多的生产产出，所以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和这么多的消费；一个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和这么多的消费需求，所以才有人去进行这样的和这么多的生产。显然，如果只有前一种逻辑，社会只能是保守的；只有有了后一种逻辑，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商业化”所改变的，正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在封建社会里，对生产者来说，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生产。它的消费是服从于生产的，生产多少才能消费多少；而在商品社会里，对生产者来说，主要是为了别人的消费而进行生产。它的消费是引导着生产的。消费需求是什么，消费需求有多大，才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就是为什么商业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要先于工业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说“消费需求一般来说比生产增长得快”①的原因。

其实，技术创新所创造的，正是新的消费方式、新的消费条件、新的消费空间。技术在经济场域的发展和应用，使新的消费方式得以出现、新的消费条件得以改善、新的消费空间得以拓展，消费才引导着生产，使生产服务于消费，使社会消费的不断提升成为可能。

在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的兴起，为其18世纪以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全新的人文基础。在美国，这段历史尽管比欧洲滞后了一段时间，但它的经济发展也是以一种牢固的人文价值为底蕴而展开的。它的移民史不仅使它充分吸取了欧洲的文化传统，甚至进一步地把这种文化浓缩和强化了。而在中国，最为缺少的，可能就是这种人本主义的文化视野。

我想要进行的尝试是，如果我们对技术的认知，从科学的视角，转向经济的场域，再从消费引导生产的角度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行诠释，是不是有可能使我们对技术、经济以及技术创新的理解，都能更加接近于它们的人文价值和人本内涵呢?

在集结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王大洲教授和他的学生们——李东升、龚玉环等，给了我以非常可贵的帮助。他们帮我把过去发表的那些东西重新作成电子文稿，帮我查对了我在这里无法查对的文献注释，大洲更是帮我对整个书稿从头到尾进行了校正和规范工作。在此，谨对他们付出的大量的常常是很烦人的劳动，致以诚挚的谢意。

 关士续

2004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