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研究的是19世纪末到1930年间“天火”——马克思主义早期传人国门的历史。那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宪法出现、共产党成立……可谓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思想意识最活跃的时代。本书向您展示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其文艺理论指导下革命文学的萌芽、发展、壮大，这幅壮丽的历史篇章。

本书的方法论不是描写历史，而是以坚定的史料证实历史，凡摄入书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社会运动或其组织状况，皆注以详明的资料来源。其征引之广泛，见解之深入，皆足为读者提供丰富而特别的收获。该书自1980年代初问世以来，备受海内外学界推崇。本次出版，增补了作者近二十年来相关研究的新论述，篇幅几与原著相等，内容更为丰厚。

1 再版感言

1 初版前言

1 本书引用书目索引

1  第一部分

辛亥革命——新学冲击旧学——白

话代替文言——文学改良“八事”——三

个推倒和三个建设——鲁迅与陈独秀的

异同——先驱者的努力——鲁迅的美学

思想——林纾译“泰西小说”否定自

己——分裂与净化——打开了世界之

窗——中国人知道了德国马克思

14 第二部分

阿芙乐尔号炮声——李大钊《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

动》——《新青年》的业绩——从理论宣传

到组织建设——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

义一一两次刊布《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

十大纲领——李大钊与《晨报》副刊——

“过激主义”来了一一两支队伍——提出

新兴文学的社会条件——一到苏维埃俄罗

斯去——培养干部一一恽代英与《中国青

年》——沈泽民与肖楚女的见解——瞿秋

白与《新青年》季刊——郁达夫论文学的

阶级性——蒋光慈论文学的阶级性——

从“二七”到“五卅”——鲁迅向军阀冲锋

陷阵的意义——未名社——鲁迅与《苏俄

的文艺论战》——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

出版物》第一次中译——文学研究会——

《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创造社否定昨

日之我——郭沫若“目的意识性”获得“剧

变”——茅盾在1921年——再谈《中国

青年》

73 第三部分

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大量译

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托洛斯基的

《文学与革命》——“同路人”理论与“第三

种人”——哈克纳斯也是“同路人”——批

判托洛斯基文艺理论中的错误——普列

汉诺夫的文艺理论——鲁迅译普氏《艺术

论》时的分析——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理论——创造社的贡献——《文学和出

汗》——重提文学的阶级性一一鲁迅“硬

译”了多少——1931年时无产阶级的革

命文艺运动一一苏联文学作品的意

义——提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题

材——瞿秋白的贡献——冯雪峰翻译得

最多——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日

本普罗文学运动与中国——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的成立

129初版后记

增补目录

131陈独秀的国势调查与新文化运动

163陈独秀与《新青年》说述

195中国奋起与“士”的觉醒

219重印本《独秀文存》序

256世纪末的纪念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两年，国际上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E-2：545)。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出现质变，新加入这个阵营中力主促进革命发展的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最终目的要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提出了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转变的问题。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这样的优秀分子就是在这场革命中走向或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也正因为这是一场涉及到世界观转变的深刻的革命，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营开始第一次分裂，胡适就是在这场分裂中走向右翼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上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E一2：689)本章在结束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时期文学运动的叙述时，简单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之前，在我国流传的一些情况。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段经历，是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形成，《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第一个宣言书发表于1848年，都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后不久的事。英美等西方帝国和俄日等东方帝国瓜分中国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传入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封建锁国大门，发展掠夺性的殖民工业，农村迅速破产。与此同时，原来十分薄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业生产，在殖民工业的竞争和刺激下，经过引进近代科学文化和生产手段的改革，获得了发展。在殖民扩张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型阶级——工人阶级(产业无产阶级)。但是这支队伍在其形成的初期尚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一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登上历史舞台担当起革命重任。这将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况且，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则是俄国革命的产物，是由列宁建树的。因此，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炮声，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是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的理论引进的。P10-11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

——鲁迅

本书初版于1984年，整整20年后获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重视，给予了再版的机会，高兴之余，也感到有些意外。

这些年来，曾经有人建议我对于本书截止1930年“左联”成立的历史叙述加以扩展，顺着史序写第二个10年(止于1937年)和第三个10年(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前三十年史”。这实在是个好主意，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决定保存原书不动，因为本书研究的是“天火”最早传播入国的历史，止于1930年是恰当的。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可以找一些正误交织的“史眼”作时代的标志：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新青年》创刊、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南北分隔的乱世，竟然出现了一部宪法，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史眼”虽然没有盘活这盘棋，但总算在震撼着全国，甚至是全世界。再深入研究一下造成这些“史眼”的社会思潮背景，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思想意识最活跃的时代：君主立宪、三民主义、托尔斯泰和平主义、新村运动、空想社会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迷信炸弹和暗杀可以救国的阴谋学派的恐怖主义、达尔文进化论，不谈阶级斗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最后终于显示出无限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而令人最感兴趣的倒还在于从任何角度都无法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文弱书生蔡元培，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实践动用恐怖暴力救国的始作俑者，而在这个群体中热中于斯的陈独秀10年后办起了《新青年》，在众多的主义群中从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转向马克思主义实践于中国的道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地成为指点江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是通过与三民主义即国共合作，完成南北统一的国民党的既定目标，再争取继续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E：2--678)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共被逼入地下成为“非法”之后，马克思主义才成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指导思想，经过两年的努力，到了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战线上，成为一支与国民党的统治文化——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传统文化畸形胶合的杂交文化，通常称之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相抗衡。此时“天火’，已经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这也是本书止于1930年历史描述的政治上的因由。

决定保留此版本不予修订的另一因由是：笔者认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学术的实践萌生了理论研究，既想总结过去又欲达到继往开来。本书已经铭刻在80年代的社会大背景中。不能再作跟随时代的需求而“整旧如新”了。几十年来，由于政策多变，不少作家(其中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代功勋卓著的老作家)，纷纷根据政治要求修订自己的作品，希望能跟上时代的脚步，然而效果适得其反，弄得说新不新，言旧不旧，为世所不容，尤其是历史类或理论类的著作，往往烙上很深的时代烙印，“整旧如新”的是丧失历史真相，违反了时代赋予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这种自欺欺人的教训是够多的。

《“天火”在中国燃烧》完成并出版于19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初期给予学术研究较为宽松的空间的产物。当然会因众所周知的时代局限，而在研究一段历史，评价一个人物时言不尽意，甚至会戛然而止，止于不该止的地方。这类“地方”很有一些，其中最至关重要的是对于陈独秀的评价。现在可以谈一谈了。

现在正面谈论陈独秀已经不成问题，但是在20年前——即本书开始写作的1982年，陈独秀仍然是“托陈取消派”的头头，而且还带着“汉奸”的帽子。但是，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新青年》，研究从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运动向6月3日发展为全国性的政治大运动时，不能不提到陈独秀的巨大的感召力——“六三”运动发生后的第8天，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引起带有政治骚动性质的营救运动。但是在权力部门对陈独秀一生没有向全国人民有一个比较公正交代的1982年，即便是笔者胆子大，似乎也难以下笔去研究陈独秀“天火”在中国燃烧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作用。因此，笔者在本书第一部分中写了陈独秀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也只止于文学，而未就《新青年》传播“天火”方面陈独秀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致使在阐述到李大钊宣告中国知识分子首次亮相“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向阶级斗争的方向发展时，也就是说，从1917年陈独秀掀起文学革命，到1919年李大钊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间两年，本书对于陈独秀的研究，仅限在新文学发展上，有违“天火”在中国燃烧的宗旨，这就是止于不该止造成的缺憾。

迩今陈独秀研究只剩下1927年大革命失败所负的右倾机会主义责任，这与马克思早期传播，与“天火”燃烧在中国的红色时代的历史已无关涉——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①，本书止于1930年，是止于该止之处了。

随着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势头，社会科学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笔者在嗣后的岁月里，顺着“天火”的轨迹继续深入探索，写了若干论文，现在从中选出与本书主旨密切相关的5篇论文作为附录。这些论文在我所研究的范围内可以作为一种补充，也可以作为某阶段的历史个案，因政策落实而作的深化研究。比如《陈独秀的国势调查与新文化运动》就是前“四五”运动时代的一个全面的国势调查，证明了新文化运动能够在1919年爆发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影响的综合国力调查。陈独秀不是经济学家，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上世纪初是很突出的。胡适写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哲学史作了启蒙。陈独秀的国势调查开中国社会调查之先河。

如今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中国奋起与“士”的觉醒》概述了瞿秋白从文弱书生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付出了生命，他的经历不能说是典型的，但他的心路历程，对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典型的。

本书能够再版，首先应当感谢陈思和教授对本书的重视。近几年来他一直在为本书能获得重生找寻机会，迩今终于成功。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编辑部周楠本、黄乔生两位副主编，及前副主编王世家兄亦一直关心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陈思和教授推荐下，慷慨接纳本书后，我遇上了主政本书编辑出版的杜桂玲女士，她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迅捷的时间观念，使我感动。看来，我真是卸掉华盖交上好运啦。

03 30 2005 于苏州河畔欣然居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但促使我考虑写这本书却是在1981年，这一年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诞生100周年。就在这两个百周年之间的198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纪念。这是引起人们深思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文明古国传播、萌生、发展的多么好的时刻!这一年，我省社联和文学学会召开了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为探本索源，我宣读论文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论文是今年上半年在上海搜集资料并完成的。丁景唐同志在我撰写论文时给予了热情的帮助。讨论会结束，一些同志给予了鼓励，说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有意义的题目”。于是就萌生了继续研究这一课题的意念，这就是写作这本《“天火”在中国燃烧》的缘起。

撰写本书的目的已经在前言中作了说明。在写完正文之后，还要在这儿喋喋者，若要说“卖瓜”之言，则一般说来，就这一专题所能遇到的问题，大体上都提到了，有的在理论上作了一定的探求。至于所卖之瓜是甜是酸，则只有吁请专家和读者鉴定并指正了。

本书是由家父王养清先生誊抄的，在抄清过程中还为之作了一些技术性的订正。他今年已75岁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退休在家，因热心公益被选为上海市一个区的人民代表，成天忙不得闲，但是近几年我出版的和即将出版的5册书(累计有80万字)几乎都是他抄于深更半夜的。记上一笔，算是报答舐犊之情，然而这里包含的不尽是什么父子情深之类的伦常道理，因为在建设“四化’，过程中，我们父子两代是懂得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而在拼命干的志同道合的同行者。

作 者

198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