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世界各地、肩负神圣使命的洋人，如何投入风云变幻、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真实而生动的记述，配以100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再现了中国革命史上这一鲜为人知的特殊群体，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机遇和磨难，中国历史的简单和复杂。

用你的眼睛和他们一起去感受非凡的世界，用他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澎湃华夏的心声。数百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再现了百余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交接。

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 维经斯基  ／1

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  ／18

苏俄派来的红色使者：鲍罗廷  ／36

北伐军中的苏联顾问：加仑  ／54

毛泽东称为“蠢货”的共产国际代表： 罗易  ／71

工农红军的洋顾问：李德  ／85

把革命的火种带到越南：胡志明  ／102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白求恩  ／121

定居北京的美国记者：斯特朗  ／143

美国的红色作家： 史沫特莱  ／156

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埃德加·斯诺  ／178

印度援华医生： 柯棣华  ／194

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名吴廷康，1893年出生于俄国涅韦尔市一个森林工场管理员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他便开始独立谋生。他当过排字工人，做过会计，备尝生活的艰辛。20岁时，他随家人移居美国。在美国，维经斯基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并加入了社会主义政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维经斯基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一样心潮澎湃，渴望返回祖国。1918年春天，维经斯基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途经海参崴(现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他加入了俄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苏维埃中工作。后来，又被派遣到鄂木斯托克。在鄂木斯托克，他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匪徒的斗争，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服苦役。在这里，他联合岛上的政治犯举行暴动，并一举成功而声名大振。重获自由后，维经斯基加入了共产国际，并被指定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这时，维经斯基已成长为一名忠诚、勇敢而又能担当重任的革命者。

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

1920年3月，苏俄和共产国际得知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亟须了解中国革命状况，以求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互相支持和帮助。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派遣维经斯基一行密赴中国执行共产国际的一项神圣使命：考察中国革命形势和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时与维经斯基随行的有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等。经过周密的准备，同年4月，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来到了中国。

维经斯基来华后，首先到了北京。初次来华，人地生疏，开展工作有很多困难，他便想方设法与革命分子取得联系。很快，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的介绍，他会见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李大钊久仰俄国十月革命，热情地接待了来自革命圣地的维经斯基一行。在李大钊的安排下，维经斯基一行与中国进步青年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演讲会。中共早期党员罗章龙在回忆中描述了当时座谈的情形：“(维经斯基)文质彬彬，学者风度，能操英语、德语交谈。在谈话中表示他来华前对中国问题做过充分研究，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通过座谈，维经斯基介绍了苏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政策，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维经斯基适时地给予指导。热情奔放的维经斯基辩才横溢、思想进步，一系列座谈大大开阔了中国进步青年的视野。维经斯基就像来自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革命的火种，并开始在中国大地点燃。经过接触，中国进步青年更明确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用社会主义革命，走俄国人的路。P1-2

“外人”来中国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汉代。公元前53年，也就是西汉甘露元年，罗马帝国动用了7个军团约4.5万人，发动了对古称安息今称伊朗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罗马军队侵入伊朗后，遭到伊朗军队的围歼，6000余罗马军队突围，逃至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公元前33年，西汉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率军西征，与该罗马军队发生了遭遇战，将之收降，并带回中国，安置在永昌县。后来这些罗马军人渐渐改称汉姓。虽经1000多年的同化，但现在永昌地区部分原汉代罗马军人后裔，特别是宋、张、曹、蔡、李等姓的罗马人后裔，其相貌仍然具有典型的地中海人特征。

在汉代，除了上述罗马军人来华，其他的来华“外人”都是东方的亚洲人，主要是印度的僧人或西亚的商人，还有西亚国家来汉的使者。欧美的那些蓝眼睛、红头发的“洋人”来华，目前还只能追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时代。

在中国古代，中国人一直狭隘地认为，中华本土以外的人都是愚昧野蛮的未开化“蛮夷”。对于“蛮夷”，古代的统治者通常妄自尊大地以鄙视和屈尊的态度对待。即使明智的君主，也通常以怜悯和仁慈的态度，或赠送玉帛，或御赐封号，来对待“万方来朝”的“化外之民”。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近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真正的大批的“洋人”来了。虽然鸦片战争失败了，清政府领略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一系列必须处理的中外事务也摆在面前，但清政府鄙视“外夷”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仍将西方来的“洋人”称为“夷人”，将所办理的对外事务称为“夷务”。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败，对“夷人”、“夷务”这一鄙视性称呼极为不满的西方列强，乘着清朝再次战败之机，强迫清政府于1861年在北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虽然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清廷官员不再对西方人以“夷人”相称，但私下里仍是旧习难改。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大学士贾桢、户部尚书宝鉴、吏部尚书文祥等上奏，仍将所汇编之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一年的内外臣工奏折、义民信札、所有对外事务文件，共80卷16函文献，毫不客气地称之为“筹办夷务始末”。民间的“夷人”或“蛮夷”称呼，更是普遍。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蛮夷”、“夷人”和“夷务”的称呼才逐渐消失。

1840年至1919年期间，来华的“洋人”主要是外交往来时的官方公使、战争时期的军队、来东方淘金的商人、走乡村串城镇的传教士。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来华“洋人”多是以侵略者、掠夺者、剥削者的身份被中国人民所认识的。

进入民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不断向中国共产党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代表，一些友好人士也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前来红色区域，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有不少国家的政府代表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对中国革命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加，其他领域的交流，如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也在“洋人”来华上有较多的体现。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来华“洋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百年来，“洋人”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人民对洋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客观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也是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历程。这里，我们选取30多位对百年来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来华洋人，对其在华事迹进行图文并茂式的叙述，力图立体地刻画人物形象。

在对人物的描述中，我们既要深刻地反映历史，又要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做到理趣兼容，赏读两宜。或许她不够完美，但我们衷心地希望读者喜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