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统考察了清代名人钱大昕在史学、方志学、经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及诗歌创作等众多领域的卓越成就，深入探寻了其经史考证成果中的经世意识和义理内涵，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地诠释他经史并重、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展现他学究天人、博综群籍的学术风采，彰显他淡于荣利、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揭示他在中国学术发展、思想演进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

钱大昕是清代中期的著名学者，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广泛搜求、认真解读各种相关资料，充分吸收、借鉴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简要梳理了钱大昕从江左才子到一代儒宗的人生轨迹，系统考察了他在史学、方志学、经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及诗歌创作等众多领域的卓越成就，深入探寻了其经史考证成果中的经世意识和义理内涵，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地诠释他经史并重、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展现他学究天人、博综群籍的学术风采，彰显他淡于荣利、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揭示他在中国学术发展、思想演进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引 言

第一章 从江左才子到一代儒宗

 一、嘉定“神童”

 二、北上进京

 三、返乡执教

 四、流誉后世

第二章 钱大昕的史学批评

 一、扭转重经轻史的学术偏向

 二、追求历史的真实

 三、“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

 四、史法义例与史文繁简

第三章 钱大昕的宋史研究

 一、对《宋史》的纠谬

 二、论《宋史》之《艺文志》、《道学传》

 三、有志重修《宋史》

第四章 钱大昕在元史领域的贡献

 一、力斥《元史》之误

 二、广泛搜求元代史料

 三、重写《元史》的努力

第五章 钱大昕的方志学成就^

 一、关于方志的性质和价值

 二、关于方志的体例和内容．

第六章 钱大昕的经学研究

 一、治经强调以训诂求义理

 二、客观评价以往的经学发展史

 三、《易》学研究

 四、《诗》学研究

 五、对其他经书和经学问题的认识

第七章 钱大昕的语言文字学成就

 一、文字学成就

 二、音韵学成就

 三、训诂学成就

第八章 钱大昕的文献学研究

 一、目录学研究

 二、版本学研究

 三、校勘学研究

 四、辨伪学研究

第九章 钱大昕的金石学成就

 一、钱大昕承接的金石学遗产

 二、在金石学领域的主要贡献

 三、钱大昕金石学研究的成功经验

第十章 钱大昕的天文历算研究

 一、考论中国古代历法

 二、注重研究数学

 三、正确对待西法

第十一章 钱大昕的诗歌创作

 一、钱诗的基本内容

 二、钱诗的风格特征和主要价值

第十二章 钱大昕经史考证中的义理内涵

 一、“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二、社会政治思想

 三、对佛教轮回说的批判

 四、坚持传统道德规范

参考书目举要

索 引

 人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嘉定一地，为“濒海小邑，无名山大川之胜”，“且建县于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学士故家流风之遗也，士大夫多循谨朴鲁，仕宦无登要路者”。嘉定之学大体兴起于明朝嘉靖、隆庆年间，当时徐允禄、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严衍“诸君敦尚古学”。其后黄淳耀“文章气节，照映千古”。人清以后，更从这里涌现出张云章、孙致弥、张鹏翀等不少“或湛深经术，或树帜词坛”的学士文人。这样，“以乡之多善士”，嘉定“邑虽僻小，其名犹著于海内”。应该说，嘉定学人崇尚朴实、讲求气节的文化传统对钱大昕多有沾溉和濡染。

钱大昕的祖先原本不是嘉定当地人。明朝正德年间，常熟双凤里的农民钱锱来到嘉定盛泾的一个姓管的人家，人赘为婿，后因没有足够的资费回常熟，便在盛泾定居下来。虽然夫妻二人只有四五亩土地、两间房子，但日子过得倒也和和美美，其乐融融。钱锱死后亦未归葬常熟，就在当地埋葬，是为钱大昕的始祖。此后钱家子孙繁衍，并以耕起家，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断积累而逐渐富裕起来。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一个家族人丁众多时就会分门立户。这样，钱家到了钱锱的孙子辈的时候开始分家，分为两支，一支居于外冈，一支居住在望仙桥。迁居望仙桥的就是钱大昕的高曾祖，名叫钱炳。钱大昕的祖父钱王炯是县学生，父亲钱桂发是县学附生，都做过课徒自给的乡村塾师。钱王炯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六十九岁时，赶上朝廷恩诏赐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粮食和布匹，同乡中有不少人通过虚报自己的年龄来领取赏赐。有人劝钱王炯也这样做，钱王炯却态度严肃地声言：“寿命由天，人可欺，天可欺乎?欺天而罔上，吾不为也。”钱王炯在教授弟子时还曾引《管子·枢言》“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引《淮南子·诠言训》“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体现了一种无私无欲的境界。钱王炯年过八十仍读书不辍，并说“一日不读书便俗”。父亲钱桂发同样“性耿介，不妄与人交。友朋有过失，规箴必尽所欲言”。

父祖辈的精神品格和生活作风，对后来钱大听的人生道路、学术历程产生了潜移默化、刻骨铭心的沾溉和影响。而这种沾溉和影响，在钱大听自己所写的饱含深切感情的回忆性文字中，也很容易感受得到，而且其晚年所著《十驾斋养新录》之“养新”二字，还是来自祖父钱王炯的书斋名。钱大昕在《养新录自序》中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张子厚《咏芭蕉》句也。先大父尝取‘养新’二字，榜于读书之堂。大昕儿时侍左右，尝为诵之，且示以‘温故知新’之旨。今年逾七十，学不加进，追惟燕翼之言，池然汗下。加以目吒耳聋，记一忘十，问字之客不来，借书之颓久废。偶有咫闻，随笔记之，自惭萤爝之光，犹贤博篡之好，题日《养新录》，不敢忘祖训也。”这些文字，即使现在读起来，也仍然是十分感人的。

P6-7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多年来，笔者一直从事中国传统经史的科研和教学工作，重点是在先秦两汉，尽管曾经阅读、整理、征引过钱大昕等清代乾嘉诸老的学术著作，却也谈不上有什么系统、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然而，笔者始终不忘前辈学者这样的教诲，即，要搞好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研究，必须吃透两头，在研究先秦两汉时，应注意清代，而在研究清代时，也应该重视先秦两汉。面对这一学术高度，笔者自知生性愚钝，才学疏浅，实在难以真正企及，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力以赴之。

笔者自2002年正式承担本书的撰写工作，尽管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完成预定计划，交稿时间被迫一拖再拖。在这种情况下，笔者邀约邓声国博士参与本书的撰写。在较短的时间内，邓君即拿出了有关钱大昕经学、小学、文献学、天文历算和诗歌成就的初稿。其间，好友刘心明博士又出手相助，撰写了钱大昕金石学成就的稿子。这些稿子再由笔者进行必要的订正补充，加工润饰，纳入统一的体例之中。其中钱大昕的诗歌成就一章，曾请博士生袁法周同学代为修改充实。经过上述一系列努力，这部书稿尽管不够理想，但也总算有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在这里，笔者谨对邓声国、刘心明、袁法周诸君表示衷心感谢。尤其是刘、袁二君，虽然未能在书中署名，但却依然尽心竭力，使本书得以最终完成。还要感谢袁伯诚教授，袁教授对书稿中钱大听诗歌成就一章的修订也给予了不少帮助。一直致力于钱大昕史学思想研究的王记录教授，曾向笔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资讯，这也是本书能够较为顺利地完稿的因素之一。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汪学群研究员，亦对本书的撰写提出过一些中肯的改进意见，使笔者颇受教益。上述友人的高风亮节、深情厚谊，笔者将永远铭记在心。另外，董焱、孙锡芳、范丽敏、汪鹏、王珊、史海威等几位同学不辞辛劳，或帮助核校本书的引文，或为提要和目录作英文翻译，多费心力，在这里也要表示感谢。

本书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完成，始终得到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支持、理解和指点，得到刘家和先生、陈其泰先生、陈祖武先生等学术前辈的关照、教诲和勖勉，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我们特别是笔者本人水平有限，加上本书的传主钱大昕是一位在多个领域、多个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通才通儒型、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宗师，把握起来殊为不易，深感力不从心，所以在撰写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不少理解上、表述上的错误和疏漏之处。这首先要由笔者本人来承担责任。恳请各位读者、各位同道批评指正，使我们在学术上不断迎来新的机遇，得到新的发展。这里我们还要先道一声：谢谢啦!

                          张涛

              乙酉年中秋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