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集古典诗歌大成者唐代诗人杜甫的评传。杜诗主要记载了安史之乱前后李唐王朝由盛入衰的社会现实及诗人颠沛流离的个人生活，有“诗史”之称。本传即从杜甫的诗作入手，并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诠释了杜诗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并探寻诗作所传达和反映的诗人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道路，颇具文学、史学价值。

杜甫(712～770)，字子美，号少陵野老。盛唐诗人，与李白齐名，世称“李杜”。杜甫一生作诗一千多首，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表达了对底层劳动人民深刻的同情，被后人公认为“诗史”。在艺术上，杜诗以锤炼谨严、沉郁顿挫著称。本书以详实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并结合杜甫的具体诗作，记录分析了“诗圣”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及其思想感情的嬗变，不失为杜甫传记中的上乘之作。

第一章 忆昔开元全盛日(712～746)

第二章 西归到咸阳(746)

第三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755)

第四章 中兴诸将收山东(759)

第五章 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759)

第六章 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760～762)

第七章 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762～765)

第八章 云安有杜鹃(765～766)

第九章 故园不可见，巫峡郁嵯峨(766～768)

第十章 此曲哀怨何时终(768～770)

杜甫和李白一样，是第八世纪中国的诗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不是劳动人民，更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新兴的阶级，但是在他们的诗歌里，特别在那最好的见解一部分，他们能够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因此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人民的诗人，这是他们不同于当时一般诗人的。

从第九世纪起，就有人把杜甫和李白比较，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中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是扬杜抑李的，但是他称道杜甫的只是“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还没有能够作出全面的评价，因此后来的元好问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诫硖。”元好问认为杜甫的五言长律，只是他的一种表现形式，倘使专从这一项判定李杜的优劣，那就不正确了。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把杜甫的五言长律说成是硫硖，也不免是过分的贬低。

唐代的韩愈，在《调张籍》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琅。”这里他对李白、杜甫，一并极端地推重，特别在比划这两位大诗人创作的几句，他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可是他并没有交代出一个谁高谁低。

从今天看来，李白、杜甫在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方面，都有伟大的成就，但是这里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李白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没于肃宗宝应元年(762)；杜甫生于玄宗先天元年(712)，没于代宗大历五年(770)。李白出生早了十一年，去世早了八年。在正常年代里，无论十一年或八年，关系都不大；但是在庞大的大唐帝国解体的年代里，八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人民的血泪更能激起诗人的沉痛和悲哀。李白比杜甫早生了十一年，但是这十一年是在欢愉中度过了，印象并不深刻。天宝十五载(756)，庞大的帝国开始解体了，国家是在一年一年地瓦解，人民是在大批大批地死亡，这个情况一直蔓延到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杜甫创作的年代，主要是在天宝十五载以后的若干年里，恰恰在这个大帝国的动乱当中。在这以后，他为了挣扎，从当今陕西到甘肃，从甘肃到四川，尝遍了流离漂泊的辛酸，他的生活和劳动人民接近了，思想感情也和劳动人民交融了。不错，他在成都、在梓州，有过一些比较安定的日子，但是时间没有多久，他又走向云安和夔州，在夔州的年代里，他得到地方小军阀的照顾，但是正如宋代诗人陆游说的，他的生活好比九尺丈夫处在矮檐之下，是异常委屈而痛苦的。杜甫不是劳动人民，但是他正过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从夔州经过公安、荆州、岳州、潭州，最后到了耒阳，在一叶扁舟里结束了他的生命。他感到生活的艰危，想到现在的广东、广西保全他的余年，但是来不及了，他在耒阳的荒野结束了痛苦的一生。是的，李白的最后几年也是在艰险中度过的，但是时间短得多了，痛苦少得多了，在他的诗篇中所反映的艰辛，远远不如杜甫，在这一点上，他和杜甫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还有一点，李白虽然做过翰林待诏，官虽然也是官，但是究竟没有参预中央的大政。杜甫就不同了。他在天宝十五载以前，已经进入中央，虽然只是一个起码官，已经和中央政权发生了接触。安禄山叛军入京的年代，他在长安度过了艰辛的月日，及至肃宗李亨在灵武称帝以后，收集西北的军队向风翔进军，杜甫着了麻鞋破衣也到凤翔，官虽然只是八品的左拾遗，但他和当时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房瑁取得联系，事实上成为参闻中央大政的一员，他的地位比李白重要多了。这就是说在这个大帝国大动乱的前后几年里，杜甫在中央度过，在他的诗篇里都得到充分的反映。  杜甫所处的地位和他在诗篇里作出的反映，都比李白重要得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当然有人说李白的天才远远超过杜甫，这个我们不置一辞，因为我们对于天才无从衡量；也有人说李白不是儒家而杜甫是儒家，因此李白比杜甫高明得多，这个我们也不置一辞，因为李白求仙受篆，是一位道家，道家的脱离劳动人民，并不比儒家高明多少。事实上，李白、杜甫都不是劳动人民，但是，只要他们的某些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对于这些作品的评价，就应当远远高出其他的篇什。

这里我们不需要胶着于李白、杜甫的比价，而应当重视他们如何反映他们的时代，如何反映大唐帝国的繁荣和解体。这是摆在读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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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习传记文学的，也写过五六本传记，但是由于自己的政治认识不足和写作能力不足，不可能有较大的成绩。

关于杜甫，我曾经考虑过写一本比较完整的传记，多少年来没有动手。有一些问题经常对我提出，例如李姓王朝和吐蕃王朝、回纥王朝的关系，杜甫作品在唐诗中的地位、杜诗的发展及其创作道路等，不断地在胸中来回。最近对于这些问题有了某种程度的解决，因此我写了这本书。

是不是可以称为《杜甫传》呢?我想应得审慎一下。五十年代冯至教授发表了《杜甫传》，虽然简单一些，对于杜诗的创作和转变也留下了尚待补充的余地，但是不失为一本有意义的作品。我这本作品是不是也称为《杜甫传》，值得考虑。

我把这本作品称为“叙论”。中国古代的传记本来称为“叙”，《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三国时有《马钧叙》。“叙论”的本意就是评传，我这本书对于杜诗的发展讲得较多，实际上是杜甫的评传。由于有些人把评传写成对于作者的片段叙述，例如作者的家世，作者的人生观等，我的意见不同，所以这本书不称为评传，称为“叙论”。

书中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请读者加以指正。

朱东润

197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