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谁的事情？大陆的导演们不仅要感到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更要感到已经踏上了不归路的近似天罚的悲哀。电影是我们的梦想能够生长、并且飞翔的天地，我们需要等待多少年，才能够看到想像的翅膀轻轻舒展，在光影中挽留一段时间，在记忆里书写优美的一页?

引言：“不是我没有嘴。而是我不想说话”

第—辑七宗罪

进城——我们都是乡巴佬

我们需要力比多

“猛兽”还是“虫人”?

想像力——叫狗吃了吗?

老虎吃豆腐

商业，抑或艺术：牌坊不过就是个招牌

箍桶匠的活儿

第二辑看哪，这些人

借鸡下蛋的最佳摄影师——张艺谋

陈凯歌——戏梦人生

霍建起——乱世中的暧昧神话?

冯爷小刚——幽默是一种罪过

向独立导演——姜文致敬!

管虎——青春从来就是用来践踏的

青春无聊物语——闹说第六代

相看两不厌，女人拉洋片

附 录

正在享受着非凡日光浴的张艺谋

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周渔的火车》：灵与肉的无聊物语

《站台》——回忆是一种奢侈

当代电影感言二题

跋：为何我们如此寂寞

大陆电影的进程在走着中国现代革命赖以成功的老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然而农村无命可革的时候，进城的道路似乎仍未平坦，城市之于导演的意义俨然犹如不敢触碰的乌托邦。农村是否果然消失于历史以及影像的过去?城市是否果然等同于没有意味的白日梦对象?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进城——我们都是乡巴佬

城市，对中国人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资源，有谁还记得当年许许多多的农民兄弟削尖脑袋往城里钻的状况?“农转非”的意义及其难度，比起同时期的“出国潮”更胜一筹。参军——立功提干，求学——鲤鱼跳龙门，招工——甩掉泥腿子，穿上工装裤，成为国家领导阶级的一员(下岗失业者也是领导阶级中的一员，好比古代官员的“赋闲”)，等等吧，都是进入“城市”的途径。还有一条小路，比较类似于“死魂灵”，即顶替将死或已死的城市居民的户籍，姓其姓，名其名，不过要想法“勾兑”一下年龄问题。其用心良苦，局外人难以深刻体会。

有一个农民小兄弟，其父母发誓宁死不可当农民，于是想方设法，让小儿子往城里钻，东奔西跑，终于落户城里，儿子成了“城里人”，他们也自然也成了“城里人”的“爹娘”。进城招工，又是托人送礼，几乎倾家荡产，在交了若干若干元的“基金”之后，终于进了工厂，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工厂破产，儿子下岗，第三年城市扩容，由县改市，凡是交两千块的一律可以进城。儿子却又回来，不过已经无地可种，于是跟随众乡亲，“进城”打工去了，挤进了工人阶级的第二梯队——民工。

唉!

——我是多么希望能看到类似题材的电影作品，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农转非”是多么典型而鲜明的素材!可惜，这并不入我们导演的“法眼”，也许，只是因为，首先中国的作家就不怎么关照吧。P19-20

跋：为何我们如此寂寞

我常常为汉语感到悲哀，这门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如今的排列组合何其幼智低俗，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我好伤心”，“我好好感动”，“我好好好可爱”——再加个“耶”——你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吗?你连繁体字的自己名字都不懂!

孔乙己那叫真有文化，素质高低不以贫富贵贱而论，不像现在某些高官大员或富商巨贾，一开口就是要“卧养天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万万没有想到，提倡白话文，提倡了不到一百年，全国民众的水平居然排到了孔乙己的后面。

这种环境，你能指望我们的文学能有什么滋味吗?翻翻报刊，看看电视，听听广播，真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同一种文字，曾经产生了《诗经》《离骚》，产生了唐诗宋词?知道白话诗的鼻祖沫若同志晚年怎么写诗么?——人民铁道长又长，汽笛声声多嘹亮。

一年一度过央视春晚，全国人民已然味同嚼蜡，看了就骂，骂了还看，这个逻辑充分证明，收视率有时只是说明了影响力，跟质量本身毫无关系。大年三十，不看又能做什么?其实掐指算算，春晚不过二十年的时间，在几乎所有与春节有关的民俗被“革命”之后，区区一个央视春晚要想成为替代物，那无异蚍蜉撼大树，蚂蚁扛泰山。

我现在终于明白，有什么样的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我们昔日文化的辉煌，根基于农业文明的丰沃土壤之上，在工业文明彻底取代农业文明之前，这种尴尬与无奈仍将存在——另一个原因其实正好相反，两种文明冲突融合之际，本是文化大创造之时，但是这个时代就是不行，这就像“春晚”，中央电视台办可以，其他省市台想办，掂量掂量自己的位置吧!

所以我们注定寂寞。寂寞也挺好。许多人的智商位于孔乙己之下，并不觉得如此，他们以为，麦当劳的营养强过窝窝头百倍。

这本书是扯电影的，所以前面那些废话权当说书人开场前的打趣，相当于如今流行的“买一送一”吧。

吴宇森前时来北京筹拍《赤壁之战》，说现在中国的电影问题不是大陆与港台间的竞争比较，而是整个华语圈与西方文化的较量——大意如此。中国人民盼望西部大片的心情，无异于迎接全国解放，我们的导演既眼红又气急，毕竟自己不够雄起，自卑之后倒不是自强，是自戕——就像毛主席当年指示，要把黄河治得像长江一样清爽，执行者后来大概是这么想的，既然我们不能把黄河治得像长江一样，但是可以把长江搞成像黄河一样呵。

《泰坦尼克》是美国人送给全世界的一个巨大的香气诱人的汉堡，依然没有营养，依然赚得钵满盆盈，美国人是这样推销的：不吃汉堡，就不懂时尚。他从来不会说：不吃汉堡，就不会有营养。傻子都清楚，中国的烧饼夹肉要香过汉堡百倍。可是我们并没有相应的烧饼夹肉，韩国有，波兰有，波兰的《塔杜施先生》在本土的观众是《泰坦尼克》的七倍。

电影是什么?

在好莱坞，是商品；在欧洲，是艺术品；在中国，是什么?

不要指望中国的导演能像韩国一样，剃个光头就管事，实际上，你就是把身上的毛剃光了裸体晃荡，也无济于事，聪明点儿，就像第六代，投诚呵，浪子回头呵，是最好的出路。这真让人怀疑，第六代的声名麻雀起，纯粹是个阴谋。

中国电影有个金鸡奖，有个百花奖——民众的跟专家的，其实足够了；再搞个华表奖。三个奖就把中国电影分成三部分，不过共同点都一样，自娱自乐。

电影是工业社会的发明，但是电影应该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民族性格，举凡各国电影佳作，无不如此，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多半是邯郸学步的结局，虽然，模仿总是超越的第一着，但是学习必须摆脱模仿，而且先要自己扎好马步。

我的真实意思是，我们这个民族与社会正处于话语模式的转型期，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较好表达自己东西的话语方式。这种寻找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我们曾经最熟悉最得心应手的是空洞化的表达方式，奥威尔称之为“新话语”。具体而微，五四时的白话文根于中国古白话，但是如今的白话受两方面的影响最大，一是新闻时政语言，一是欧化语法，与古白话的距离却是最远，民族文化的传承大打折扣，如今汉语之所以苍白轻浮，这是重要原因。《大明宫词》里那种莎士比亚式的对话，实在是对汉语的莫大污辱。

我们不得不承认，民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断层，一个“文革”，真的革了文化的命。看着革命样板成长的导演与观众们，对“红色经典”情有独钟，虽然翻拍变味，豆腐臭了更惹人爱；而听着流行歌曲过来的新锐们，对东方一知半懂，对西方不懂装懂，仗着血气方刚，仿佛程咬金的三板斧，只能见好就收。侯孝贤、杨德昌以及李安，他们走上国际影坛，没有民族文化作底蕴，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对于大陆导演，无异于一种奢求。当然，不只是导演，更重要的是编剧，还有观众们。东西总是配套的。中国新文学的最高峰，是五四时期：中国电影的最高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这些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其产生甚至还要早于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

我们曾经饱受束缚之苦，一旦获取自由，即使是相对自由，反而变得无所适从，哑巴如果会开口，精神病如果恢复正常，常常是语无伦次。也许，学会沉默和内敛会更好些。

中国当代电影的不尽如人意，传媒必须承担一定责任，我们的电影没有理论批评，只有舆论炒作。即使这种炒作，媒体也是丧失自尊的。“捧臭脚”的现象比比皆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也屡见不鲜。媒体工作者似乎面临着一个荒唐的窘境，跑文娱口的记者要拼命跟大腕导演及制作人们搞好关系，生怕得罪了他们再也获取不到新闻资源，记者居然害怕剧组的封杀!——这关乎自己的利益和饭碗呢。

少有独立的立场，少有理性的解读，少有精辟的分析，甚至连公正客观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有益的启示和深远的推动了。我们的电影多的是宣传报道，评论是少之又少，最多的就是导演和制作人在那里洋洋得意地自诩、吹牛，市场好了就说市场压倒一切，市场不好就说整体行业不行。“知耻近乎勇”，在中国电影从业人员的词典中，“自知之明”是不存在的。

法国的“新浪潮”直接诞生了特吕弗、戈达尔这些大师。我们已不奢望导致理论与实践均获如此大成的电影批评，但是眼见着娱记们一点一点用拙劣的文字瓦解着观众的智商，打着号称艺术的三色旗引领我们的目光穿越一堆又一堆垃圾，而真正的理论批评反无容身之地，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我们期盼中国电影繁荣兴旺，也许写实主义是最有效的捷径，当然百花齐放更好，时代毕竟在前进。我们热爱我们的电影，就像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民族以及文化，爱之愈深，则恨之愈切，无论如何，批判应该还是第一步。

是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