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了胡应麟等四五十位作者的文章，分为三部分：劫中的书与人、劫后的书与人、旧书业的郁闷。作者绝大部分为现代及当代人，为中国的古旧书业畅所欲言。

劫中的书与人

晚明旧书业  胡应麟

清代典籍梗概  章钰等

晚清吴门书坊之盛衰  叶德辉

“一·二八”：中国典籍大劫难  刘作忠

哀焚书  邓之诚

读书人的厄运与书的厄运  吴晓铃

旧籍当前之厄运  蒋复璁

旧书之灾  朱光潜

“书肆的灾难”三题  姜德明

漫记苏州当年旧书肆  高泳源

《从晋西南新收复区采集图书归来》   姜德明

劫后的书与人

书的故事(外一篇)  黄裳

在“废纸”中检选古旧书刊  上海市文化局

成都“废纸”清理的经验与收获  林名均

书缘两题  陈寒川

苏州古旧书业“社会主义改造”历程  江澄波沈伟民钟尚康

上海古旧书业“社会主义改造”历程  俞子林

古旧图书不应再任令损毁  《光明日报》社论

“厚今薄古”与古旧书业  郑振铎

20世纪50年代的苏卅l古旧书业  侯怀仁 钟尚康

“文革”对私家藏书的冲击  范凤书

焚书和借书  肖复兴

十年“书荒”记事  王稼句

“书的故事”两题   臧克家

我的藏书之厄运与幸运  涂宗涛

书缘  冯亦代

劫中书话  林斤澜

“文革”书香  方鸣

关于五六十年代的初版本  周继烈

走过“文革”的苏州古旧书店  江澄波 沈伟民 钟尚康

上海古旧书业在“文革”后的恢复与重建  俞子林

中国书店古旧书业的拨乱反正  周岩

中国书店古旧书业的自救图新  王大庆

旧书业的郁闷

古旧书业风雨录  张恬

“关于琉璃厂”两题  黄裳

“琉璃厂寻梦”两题  姜德明

琉璃厂  陈平原

唐弢藏书的命运(外一篇)  韩金英

“上海旧书业”三题  陈诏

静得风月两书店  龚建星

解放后宁波古旧书业兴衰起落  袁元龙

江南采书记  田涛 李祝环

魂兮归来，旧书铺!  周劭

古旧书业令人焦虑  郑国华

救救旧书业：中国书店四十周年感言  萧乾

旧书店  黄裳

尴尬古旧书店  许俭 刘一丁

申城古旧书业举步维艰  钟晖

从长沙旧书业看旧书店为何衰落   段炼

济南古旧书店归去来  廖东

古旧书业：无可奈何花落去  赵乾海

“怀念古旧书店”三题  林伟光

振兴古旧书业弘扬中国文化  金开诚徐敏沈望舒郑宝瑞

2004年古旧书业发展研讨会言谈录  郝荣斋吴凤祥俞子林等

旧书业有大市场：访全国政协委员王晓秋  李琼

抓住机遇努力振兴古旧书业  周岩

古旧书业期待振兴：古旧书市场现状的调查  李婷

图书聚散三人谈秦杰元尚许志杰

“君闻新书出，开卷旧书读”(编后记)  徐雁

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诗，“冷摊负手对残书”，未见全诗，也不知作者，但确是写出了旧时代知识分子某种生活情趣的一句好诗，使人不易忘记。诗句虽然有些萧瑟，还散发着一点儿酸气，但它所烘托的意境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已经不再有书摊，人们也少有负手闲行余裕的今天，也还是可以引起某种联想与憧憬。

人们为什么喜欢逛书店，跑书摊，大约总是为获得新知识、新信息的愿望所吸引。这无论对新刊旧印都是如此。一般说来，新书是可以在新书店里买到的(可惜这一点今天也很难办到了)，而有些绝版或罕见的书册，就只能求之于旧书店和书摊。人们走进这些场合时，大抵并不抱有必得的奢望，只是闲闲地游览，而在这种场合偶然获得未之前见的书册，就往往有意外的惊喜。于是读书人就有不少上了这种瘾，几天不去书店就忽忽若有所失；至于因此而增加了 意外的开支，弄得“室人交责”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能写出这种有趣的记录的是郑振铎，还是(有)阿英。郑作“劫中得书记”，里面就多有}己录得书辛苦与愉乐的小文，都是极好的散文。在有的人看来，逛书店与书摊简直就与吃饭睡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不是不可理解的。

可惜的是，上面所说的这些，都已成为不可重温的旧梦。书摊固然没有，就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旧书店也只是寥寥一两家。有的虽然挂着“古籍”的招牌，卖的却全是新书，偶有一些所谓线装书，也只是近时的印本，缩在冷落的一隅，也没有人过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自然是十年的灾难，全国的旧书算是经历了一场浩劫。线装书的来源枯竭了。更令人担心的是从事古旧书刊业务人员的后继无人。P218

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求学，至1952年8月，随我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后毕业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本以为就此可以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坦途上前进了，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谓的“同人刊物”问题，与乐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开诚等人一起被诬为“右派集团”而身心俱受打击。

195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被贬逐至商务印书馆。我在北大是教书，只不过三四年，而且那时只是个助教，跑腿儿的机会多，真正上堂讲课不过少数几次；到出版社是编书，倒是每天与书打交道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除外)，编书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但现在稍稍作一些回顾，编出的书真能惬意的，却也似乎不多。能说得过去的，我觉得只有《学林漫录》丛刊那一种。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自我感觉似乎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在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帮手，也或许看到我刚从大学出来，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件事。

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越缦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遗漏的部分。李慈铭也可以算是我的乡先辈，大学念书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了，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虽然头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时对脑子里的“东西”却似乎还拘查得不严。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儿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长，1958年7月，由于几个老牌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确定，我又被调转至中华书局。随即转入纷繁的编书生涯，“商务”那段短暂而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从此，“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

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告诫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是懂得爱惜专业人才的，并不让我去“下放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书稿中，专致于编辑业务。我为审读有关书稿，就上自《诗经》下至《人境庐集外诗》地翻阅了不少书。我在《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的序中有过回忆：

按照我当时的政治处境，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我白天审读、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书。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提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自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

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点。我没有荒废时间。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应当说，中华书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学问的底子。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初版，2003年5月重印)的“重印题记”中说过：“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时间读书作文。”

不过，头几年的事务也确实丛杂得够呛。

刚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 “美化封建社会”，对今天的读者毒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来加以“消毒”。新编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既然反旧编之道而行之，旧编“美化封建”，我们现在就要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间作品为主，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以及民歌民谣优先选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鹤等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编辑室内屡次为某些作品入选与否争来争去，编辑室一位副主任，可称“三八式”干部，后来总结这次新编的工作，认为自始至终贯串“两条路线”的斗争，无疑是把我和其他几位列入错误路线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邓拓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请邓拓当顾问，这本“新编”的前言即出于邓拓之手。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时，把《新编唐诗三百首》也揭发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人，是借此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还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静寂时，读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揭发批判文章，真是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明明白白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只不过选成后邓拓看看，怎么忽而变成是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了!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个农家的昏微灯光下，面对着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新编唐诗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间结束，随即转入杂务。记得我刚进中华书局时，一位编辑室主任曾给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写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枢垣初刻》，叫我写一篇“出版说明”；后来还经手过顾颉刚先生标点的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第三部是《顾亭林诗文集》，除了通阅、标点外，还要各写数千字的有评析的说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间文教战线“拔白旗、插红旗”，北大中文系师生编了一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编辑室领导又命我做该书的责任编辑。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这样的一种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锻炼”，但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我在理智上觉得应当把它做好。

而对于《学林漫录》，则完全是出于一种趣味上的爱好。1979年至1980年间，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交友面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一样，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编者的话”所说的缘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至于编选的宗旨，仍用“编者的话”说便是：

《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不怎么经心了。这是不是谦词呢?不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脚，恐怕是合适的。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启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启功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有建树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这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

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近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子，不作姿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问世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代史编辑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史编辑室的许逸民两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请的写作者一般都是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日久，了解自深，行文又自然、真挚，读来使人倍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前后所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位人物。

《学林漫录》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两三千字，是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阅读负担。有的还仅数百字，如俞平伯先生的《德译本(浮生六记)序》(第八集)和钱仲联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记》(第十二集)。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后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两篇都用文言写：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一如晚明风格；钱先生的记则奥义丽辞，直追六朝译经。

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文章，一是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开拓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为由向张、许两位推荐，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的旧作，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介绍，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读(学林漫录)》，见《书品》1987年第四期)。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学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请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蘧常、任继愈等，这也是别具一格之处。封面设计也是一贯的素雅沉静的风格。

自从1980年6月出版《学林漫录》初集以后，就进度和印数来说，可以说每况愈下，特别是在1988年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1980年出，印了三万多册；第二、三、四集是1981年出，第五、六集是1982年出，第七、八集是1983年出，第九集是1984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数千册。1985年倒也出了两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1985年以后，1986、1987两年都是空档，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两千五百册。

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的出来否?有的开玩笑地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

结果第十三集于1991年5月出版，印一千册；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册。后来又把它们集合起来，换了封面重印过一次。中华书局拟陆续新编，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编辑新集了。

在编辑《学林漫录》的过程中，我对于那些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就十分有兴趣，先后主张刊登过《傻公子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许寅)和《书林琐记》(雷梦水)等，但毕竟侧重点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编纂《中国藏书通史》问世以后，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曾经有过多次学术合作的徐雁教授谈及，在此领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筹划一套《书林清话文库》，大可裨补学坛，沾溉书林。我以为文库的立意颇佳，有关各书的选题，如韦力先生的《书楼寻踪》、曹培根先生的《书乡漫录》、孟昭晋先生的《书目与书评》、刘尚恒先生的《二馀斋说书》、谢灼华先生的《蓝村读书录》、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以及来新夏先生的《邃谷书缘》、徐雁先生的《苍茫书城》、虎闱先生的《旧书鬼闲话》、林公武先生的《夜趣斋读书录》、胡应麟等的《旧书业的郁闷》、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续编》，都极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文选》卷二十三)；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书林清话文库》即将付梓，按例不能无序，但又苦于事冗少闲，商诸徐雁君，徐君嘱以缀合旧文以为“代序”之法。四五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著述的两种书，如今又将印行本套文库，可见其赞襄学术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我谨致以谢忱。

2004年10月于北京西城六里桥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