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认同”是什么？现代认同即现代主体(包括民族国家主体与个人主体)身份的建构，这无疑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化诉求。而“性别表述”指文化本文对男性、女性的性别象征意义(性别符码)的编述和解读。也就是说，本书关注的是关于性别的话语而不是性别本身。在本书里读者可以通过讨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叙事文本对性别的表述，来探究性别的文化象征意义是如何被纳入现代认同的框架中；换言之，“男性”、“女性”的性别符码是如何进入不同时期现代主体意义生产的场域，抑或前者是怎样成为后者的符号资源。

本书所进行的并非女性文学研究，而是以性别为中心分析范畴(但不是唯一范畴)的女性主义的文化研究。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后半叶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叙事文本——既指涉女性文本也指涉男性文本。

总序/钱谷融

序：对旧文本独具慧眼的新索解/丁 帆

前言

导论：从性别视域介入现代认同的可能性及研究路径

上  编

第一章 原初的宿命：中国现代性起源语境中被叙述的性别

第一节 晚清现代性话语中的性别表述

第二节 镜像错置：“娜拉”在五四语境中的接受

第二章 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上)

第一节 新的性别象征生成的知识背景

第二节 现代性焦虑与“厌女情结”

第三节 “改造+恋爱”叙事模式的文化权力意函

第四节 “改造+恋爱”叙事模式的多元权力纠葛

第三章 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下)

第一节 “新时代的女性”的象征意函

第二节 《青春之歌》：询唤与匿名

下  编

第四章 新时期文学的个人主体话语与性别政治

第一节 现代中国的个人认同机制

第二节 “大写的人”的性别

第三节 寻找女人

第五章 知识男性的主体身份

第一节 知识男性的“身位伦理”

第二节 张贤亮的意义

第六章 “外来者”故事：时间、空间与性别

第一节 关于空间与性别的世纪寓言

第二节 《爬满青藤的木屋》的深层文化指涉

第七章 “父子场景”：主体成长与意识形态隐喻

第一节 “父子场景”与现代认同

第二节 寻根：男性主体的深度建构

第三节 父子秩序的颓圮与重建

第八章 自我的边界：被叙述的男性身体

第一节 身体的意识形态

第二节 身体的焦虑及其超越

第九章 日常生活叙事中的性别政治

第一节  日常生活：超越与滞守

第二节 现代性叙事的性别歧途

结语：现代认同的建构与性别政治

参考文献

后记

一如世纪初性爱关系域事实上成了启蒙唯一有效的叙事场域。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外来者”故事中，穿越时空的启蒙、救赎之所以可能，同样离不开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爱情。文明与进步的召唤同时也是爱情的召唤，女人们离开愚昧而无爱的世界，奔向爱情同时也奔向文明。她们因为爱情而获得救赎，或者说爱情是她们获救的唯一途径。她们倚仗文明使者们的导引、救赎，得以逃离黑暗、落后的，在时间向度上属于过去的传统世界，奔向文明、幸福的现代生活、未来的世界。例如，盘青青、小月，烟烽，阳春。但也有人与这样的救赎失之交臂，她们失去了爱情或压根就与这些文明使者无缘，因而也就无从拥有通往文明、明天生活的入场券，被留在了昨天的黑暗中。她们“徒有反抗旧习俗的勇气却没有走向新生活的条件，最后只好退回到旧的生活方式中去”①在《那遥远的绿色山寨》中的竹娥虽然无限憧憬“山那边可是海，海那边可是洋。”但知青们离去了，除了留下一些“新鲜的名词”和“一阵骚乱和不安”外，一切又归于平静，等待她的依然是地老天荒的抢婚陋俗。索米娅在白音宝力格离去之后独自走向草原妇女古老的宿命；高加林的离去使刘巧珍又返回了昨天的黄土传统中，她最后嫁给了她原本拒绝的马栓，那场惊天动地的古老婚礼，已然是“铁屋子”中无望救赎的女人的祭仪。

而有关“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神话在新时期的女作家那里则获得完成不同的讲述。也许我们可以将上述模式化的情节与铁凝同一主题的小说《哦，香雪》做一个比较。②象征现代文明的列车每天光临偏僻的台儿沟一分钟，这一分钟对香雪和她的小姐妹们就如同过节一样。与列车同时光临的还有一个高大英俊列车乘务员小伙子，说一口让香雪们羡慕不已的漂亮北京话(规范、标准的普通话对方言的征服，这是现代性的经典细节)。姑娘们便称呼他“北京话”。“北京话”当然引起姑娘们的兴趣，但只是作为一道新奇的城市风景，一如列车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城市细节。“北京话”并没有被叙述成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启蒙者，甚至在主人公香雪的视线中他的形象还相当模糊，香雪对文明所有的向往清晰地聚焦于一只自动开合的塑料铅笔盒——象征知识与高层次现代精神文明的“宝盒”上。在香雪的心目中：只有这个“宝盒”(而不是男人、爱情)才能将她带向明天文明的新世界：“这是一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叫人瞧不起”这同样是一个知识就是力量、文明战胜愚昧的现代神话，但假借知识、现代文明来完成启蒙与救赎的是女性自身，无需男人的中介。当然，这样的叙述并没有构成新时期文学有关“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叙事主流。

P159-160

这部书稿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写成的，它虽然在林林总总的博士论文评选中没有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但是，我一直认为它并不比那些已经获得此殊荣的博士论文差，在我心目中，它始终是很优秀的!

这是一部与一般女性主义研究不尽相同的学术著作，因为作者不是在生吞活剥西方理论或拾人牙慧的基础上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而是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出发，借鉴和比照已有的中西方理论，根据自己的生存经验、社会体验和阅读经验，来建构一个新的经验世界。

这部书稿前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几经修改，可谓披阅六载，终成大器。

想当年，王宇在和我讨论这个论题的时候，其规模没有如此宏大而系统，所开掘的理论范畴也没有如此精深而有创造性，但是，她的毕业论文仍然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一致好评，连一贯十分挑剔的王彬彬老师也对她独辟蹊径的“十七年文学”文本的分析夸赞不已，将其中一部分收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沉甸甸的学术著作，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学术著述中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吗?我以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最起码，这部著作的两大特点和优势是空前的：它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它的文本分析刷新了旧有思想套路。

所谓研究方法的创新，就在于作者在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这一时空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进行重新清理的时候，并没有被西方变幻不定的新方法所困，尤其是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红极一时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风行大陆，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趋之若骛，就着那半生不熟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方法的佐料，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进行回锅炒作，难免生出一些风马牛的事件来。针对这一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弊端，王宇试图站在一个超越狭隘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格局中，对20世纪后半叶的大陆文学文本进行超越性别的研究。这一点她在“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本书所进行的并非女性文学研究，而是以性别为中心分析范畴(但不是唯一范畴)的女性主义的文化研究。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后半叶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叙事文本——既指涉女性文本也指涉男性文本。”本着这样的研究理路，作者的切入点是女性主义视角，最终却是落脚在宏观的文化研究上。这样的研究方显示出一个研究者超越性别的宽阔胸怀。其实，任何方法只不过是“器”，它最终还是为思想的阐释而服务的，因此，作者的终极指涉是十分明晰的：“‘现代认同’即现代主体(包括民族国家主体与个人主体)身份的建构，这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化诉求。而‘性别表述’指文化本文对男性、女性的性别象征意义(性别符码)的编述和解读。那也就是说，本书关注的是关于性别的话语而不是性别本身。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讨论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叙事文本(主要是小说，同时也指涉少数戏剧影视文本以及流行文化、生活方式等非文字性文本)对性别的表述，来探究性别的文化意义是如何被纳入现代认同的框架中?换言之，男性、女性的性别符码是如何进入不同时期现代主体意义生产的场域，抑或前者是怎样成为后者的符号资源?”

无疑，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学术姿态是超越性别的。作者“关注的是关于性别的话语而不是性别本身”，这就与一般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有了本质性的区别。其区别就在于这样的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并非建立在一己的经验之中，以研究文本为壳，来浇胸中之块垒；而是从大的历史背景中高屋建瓴地俯视性别文本，从中找出“民族国家的现代认同”的文化意义来。因而，她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与一般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不相同的——“前者(女性)是怎样成为后者(男性)的符号资源的”，“探究‘女性’这一性别符码是怎样被纳入现代性民族国家的主体认同的”。从技术层面和工具层面的分析切入，从而进入思想领域和学理领域的阐释，不局限在那个狭小的研究格局与偏枯的思想暗隅之中，也许是王宇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吧。  所谓文本分析突破了旧有的套路，就是说在所有的关于20世纪后半叶的文本分析中，王字另辟蹊径，从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叙述角度——“民族国家主体的认同”——对女性“他性”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同时，对现代性认同的另一个层面个人主体的“男性”性别的剖析同样是令人折服的。于是，在文本的归纳和凝练的概括中，便有了许许多多精彩纷呈的新观点凸显出来：“他者的女性化和女性的‘他者’化”——辨证地阐释了强国之梦中不可达到的文化语境；“镜像错置”——论证了“娜拉”式的女性解放在中国民族国家认同中的破灭；“历史与现实交叉中的‘差异与平等”’——揭示出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女性在民族国家认同下表象与实质的悖离现象；…厌女情结’与现代性焦虑”——发现了追求女性的“雄强美”是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诉求相一致的真谛；“‘知识分子改造’叙事将女性的‘他性’与知识分子的异质性的重叠编码”——在两者的比照中寻觅到了一种价值确定的新路径；“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复杂的权力纠葛”，尤其是“权力的‘毛状形态’——从大量的文本概括和分析中论证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简单文本背后极其复杂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对作品的控制；“新时期文学的个人主体话语与性别政治”——从背景描述中来印证“‘寻找男子汉’与寻找女人”的本质主义性别话语的虚妄；“性资源的重新配置及意义”——洞穿了新时期文本对女性描写的致命伤痕!“从‘地母’到‘象征之父”’——击中了张贤亮们女性价值观中本质性的弊端!“‘外来者’叙述结构”中“性别政治与现代性叙事”的关系——可谓高屋建瓴地将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新时期的典型文本进行了总结，“文明与愚昧的)中突实际上是一个世纪性的命题，而这个命题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有关空间的寓言……在新时期文学‘外来者’的故事框架中，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被叙述成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启蒙与被启蒙、施救与被救的故事，甚至是一次代表着文明与愚昧两种力量的两类男人间对女人的争夺。女人被先在派定在被动的、客体的位置，她们无从成为历史进程中或新或旧的主体，只能是标示着男人在新与旧、文明与愚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人与自然等等二元对立秩序中位价的标签。”此外，“寻根文学的“父子场景”、“男性躯体的修辞与对女性躯体的修辞形成深刻的互动”、“日常生活叙事中的性别政治已然严重侵蚀了叙事主体经由对日常生活的正视和体验、批判和重建来抵达文学现代性的基本命题和精神实质。”等等论述都不乏精辟的论断。凡此种种，可以看出王宇建立在学术和学理层面上的深刻思考和不流俗的“异端’’理论，她那内里的一种脱俗和桀骜不驯气质和素养就渗透在字里行间了。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她“更愿意追求一种深刻的片面。”虽然，“一次深刻的‘洞见”同时也是一次深刻的‘不见’。”但是，我以为学术的发展只有通过一次次“洞见”的积累，才能抵达真理的彼岸。

王宇在此书的副标题中用了一个“索解”作动词，其中的含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其一，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深知学海无涯的历程艰险，所以，此一谦词乃包含着她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其二，是标示出她对自己所做的这种具有空前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充满了自信，名日“索解”，实乃对自我研究的一种激赏，这一点我能体会出来，因为没有这个自信，王宇就不是那个充满着强大内驱力的王宇了。

王宇是一个聪慧的女子，这一点我在她进南大攻博的第一学年中并没有发觉，只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刻苦勤勉的人，及至后来她和我讨论许多选题，拿出她新写的文章时，我才看出了她的睿智和才华，看出了她不同反响的思考力。世纪交替的年代，我给博士生开了一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文学选题”的新课程，这门课旨在开阔博士生们的学术视野，从大的文化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这一时空中的文学文本。作为一种讨论课，在那热火朝天的辩论中，王宇的发言并不多，但是，我注意到她每次发言都有文字准备，且次次语出惊人。我和她交往并不是很多，然而，我发现她柔弱的外表中潜藏着的是一种坚韧的性格，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但凡做每一件事情都希望追求完美。正是这样的执着，才可能造就一个不平凡的学者。

王宇今后的学术之路还很长，有这样好的基础，我以为她是能够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学者的。

是为序。

              丁帆

              2006年2月1日于月牙湖畔

本书是我在原来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也是我对自己近年来读书思考的一个总结。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从与导师商定选题、讨论构思直到整个写作过程一直是非常顺利的。因此，答辩完我原以为再花上一段时间，这本书可能很快就可以面世，未曾料到竞拖到现在。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望着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博士论文，心中有说不出的怅然，不禁回想起渐渐远去的南大岁月，一个人能不受干扰安静地读书、写作，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在别人也许是唾手可得的幸福在我却总是在水一方。流年匆匆，生命中已渐渐滋生出一种东西，它坚硬如水。那就是宿命——你无法选择、也不让你选择，不管你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

当我在日渐浓郁的2006年春节的气息中杀青书稿之际，感到的不是轻松、快乐，而是难以言说的沉重。这本书构架太大，我力图将性别作为一个断裂点去触及百年文化现代性进程中一些根本的命题，文化精神的走向，而不仅仅是关于男人、女人的问题。尽管一些命题的思考和材料的积累我自觉还比较成熟，但真正敷衍成章，实际上需要更细致的实证工作，更充分展开的理论范畴、更严密的知识谱系疏理。这一切都需要假以充裕的时日。而本书的整个修改、扩充过程依然太匆忙。我坚信假如能给我稍微充裕的时间和心情，这本书的面貌一定要比现在好些。但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随着书的出版，书中的诸多遗憾也将一同成为定格。这也是我今后长久不能释怀的。但毕竟书出来了，为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学术成长过程中扶持过我、给过我关心、帮助的老师们：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导师、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帆教授。没有他的悉心指教与鼓励就没有这部书稿。记得那时每一次与我们见面时，他总要兴致勃勃谈起最近又读到了我们发表的哪篇文章，文章写得如何如何。每每这时我常常既惊讶又感动，因为他每天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与非学术的报刊、杂志不知有多少，竟然还能如此细心地去查阅我们的那些文章。三年来，导师关注着我每一点的学术成长。读博期间我发表和没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几乎都非常认真读过，并提出切中肯綮的意见。他以学术勇气和思想的锐气浸染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博士阶段能遇到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的幸运，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迫使我们每一个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纵然愚钝如我辈，也在勤勤恳恳中渐渐有所收获。今年春节前夕我将书稿寄给他写序，我原想一个月后再向他索序，未曾料到一个星期不到他就把序发给我，他竟利用大年七天长假来阅读书稿、撰写序言、书评，我这个学生居然让老师连过年都不得安生。他序中有许多溢美之词，让我非常惭愧。我知道他用心良苦。他深知我一贯缺乏自信，于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激励我，使我坦然迈向未来的时日。

我还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光明教授。从本科时起，他就一直关注着我的学术成长，也正是他将我引领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时至今日，他依然经常在百忙中抽空阅读我的论文。作为一个著名的汉诗学者他对我的研究领域并不感兴趣，但却总能提出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鞭辟人里。

我还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许志英教授、吴功正研究员、孔范今教授、朱晓进教授、沈卫威教授以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的肯定鼓励和建议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还要感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中文系的领导朱水涌教授、周宁教授对本书出版的关心以及“厦门大学预研基金(后期资助类)项目”的资助。

最后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编上海三联书店的陈宁宁先生，虽然我们素昧平生，但他却为本书的出版不辞辛劳，这让我十分感动。

                  王宇                    2006年2月4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