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总括而言，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具体而言，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颇的影响的“古史辨”的运动的主将。作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本书的特殊意义。我们从中既可看到这位博涉子多个史学领导、亲历子多项史学活动、交接了多位史学名家、编辑了多种史学论著的奠基人对学科和同行的观察与评论；也可看到这位主将以特别的篇幅对他领导的史学运动所作的阐述与估价。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作反思 与总结的时候，“古史辨”的影响——包括其正与负面——是不能忽视的，而本书的有关部分，正是出自当事人一份直接亲切的概要。

本书近百年的断代，以作者卒年为准。有时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卒年不在百年范围内者，亦加略述，但以超过不远为限。 本书有时为方便于叙述起见，一书或同见于两节中，如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既见于断代史研究节中，复见于旧形式的撰述节中。

前言／王晴佳／1

凡例／1

引论／1

上编 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5

第一章 史籍的撰述／7

第一节 当代史的撰述／7

第二节 旧史的补作与改作／8

第三节 旧史表志的补订／11

第四节 学术史的撰述／14

第五节 谱牒与方志／15

第六节 地理学的著述／18

第二章 史料的整理与辑集／20

第一节 当代史料的整理与结集／20

第二节 正史的补注与校订／21

第三节 旧史料的辑佚／22

第四节 古史史料的整理／25

第三章 金石学的兴起与研究／27

第一节 碑志学的结集与研究／27

第二节 金文的结集与研究／28

第三节 吴大激与孙诒让／29

第四章 元史与西北地理的研究／32

第一节 元史史料的整理与元史的改作／32

第二节 洪钧及其《元史译文证补》／34

第三节 西北地理的研究与撰述／35

第四节 域外史地史料的整理与撰述／36

第五章 经今文学的兴起与贡献／38

第一节 经今文学与辨伪学／38

第二节 廖平与康有为／40

中编 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43

第一章 甲骨文字的发现与著录／45

第一节 私人的收藏与集录／45

第二节 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博物馆的殷虚发掘／47

第三节 外人的收藏与集录／49

第二章 钢器群的发现与考释／51

第一节 新郑与浑源铜器群的发现与考释／51

第二节 洛阳铜器群的发现与考释／52

第三节 寿县铜器群的发现与考释／53

第四节 安阳铜器群的发现与著录／54

第五节 溶县铜器群的发现著录及其他／55

第三章 考古学的发掘和古器物学的研究／57

第一节 史前遗址的发现和研究／57

第二节 日人的考古学侵略／59

第三节 古器物学的研究／61

第四章 西北文物的发现与著录／65

第一节 中外考察团在西北考古的成绩／65

第二节 汉晋简牍的发现与著录／70

第三节 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71

第四节 宗教典籍美术遗物的发现及其他／73

第五章 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与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与著录／76

第一节 内阁大库军机处所存档案的整理与著录／76

第二节 太平天国新史料的发现与著录／77

下编 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81

第一章 史籍的撰述与史料的整理／83

第一节 近代史的撰述与史料的整理／83

第二节 通史的撰述／85

第三节 文化史及专门史的撰述／86

第四节 断代史研究的成绩／88

第五节 沿革地理的研究与成绩／94

第六节 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97

第七节 旧形式史籍的撰述与整理／100

第二章 甲骨文字与金文的研究／102

第一节 《契文举例》与《殷虚书契考释》／102

第二节 王国维郭沫若等的研究与贡献／103

第三节 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发见与文字考释／104

第四节 金文的研究与断代／106

第五节 铜器的收藏与结集／108

第三章 元史蒙古史中外交通史的研究／110

第一节 元史蒙古史研究的成绩／110

第二节 中外交通史的研究／112

第四章 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114

第一节 小说史的研究／114

第二节 剧曲史的研究／115

第三节 其他俗文学史的研究／117

第四节 美术史的研究／118

第五章 古史的研究与《古史辨》／120

第一节 古史研究兴起的背景／120

第二节 古书著作年代的考订／121

第三节 古代民族史的研究／125

第四节 《古史辨》与古史传说的研究／127

第五节 《古史辨》与古书的研究／131

方志之作，古已有之，其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如冀、幽、齐三州图经、常璩《华阳国志》、陈寿《益都耆旧传》、圈称《陈留风俗传》等。虽无方志的名称，但分地记载其风土人物，实即等于后世的方志。自宋以后始有正式的方志出现，如《咸淳临安志》、《嘉泰会稽志》等犹存于今。自清以来，凡文化较高的地方，其长吏、士绅莫不以修志为事。但今存方志，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纂修，徒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注意方志编纂方法的，实自乾隆中叶始。李文藻的《历城》、《诸城》两志，全书均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谢启岷修《广西通志》，首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旧作，合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的缘由，而认修志为著述大业。然真能说明方志的意义的，只有章学诚。前此之为方志的，皆为图经的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之地理书而已。学诚则谓方志必立三家之学，仿正史纪传的体例而作志，仿律令典例的体例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的体例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其晚年总湖北通志局事时，即实行其理想，分为《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可惜为人掣肘，不终其事，仅有副本一部分流传至今。在近百年中，方志之佳者有：阮元《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卷首一卷，陶澍《嘉庆安徽通志》，李兆洛《嘉庆凤台县志》十二卷及《嘉庆怀远县志》(董士锡续成)，林则徐《道光湖广通志》(俞正燮为总纂)，张澍《道光兴文县志》、缱光屏山县志》、《道光大足县志》、《道光泸溪县志》，吴荣光《道光南海县志》，方履钱《道光河内县志》三十六卷、《道光永定县志》、《道光武陟县志》三十六卷，黄培芳、曾钊《道光新会县志》十四卷，莫友芝、郑珍《咸丰遵义府志》四十八卷，陈澧《同治番禺县志》，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一百五十卷序图一卷卷首三卷，陆心源《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五十二卷，黄彭年《光绪畿辅通志》三百卷卷首一卷。

P17

四 亦书亦史、价值独特

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评论。依笔者管见，本书在观念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本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奉历史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有待改造和改进，另一方面则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内在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既能使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又可以为其现状的落后而忧心忡忡，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正是由于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种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孰不知，由此角度来比较文明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的方法可以各个不同，如果纯作外向的比较，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值的全面认识。

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战胜利之际出版此书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开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当时的顾颉刚认为，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本身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顾颉刚眼里，后期史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科学方法运用之成效，在于发现和扩充了史料。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虽然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主要归功于西洋的科学治史方法的输入，但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金石学和碑志学的研究。在他看来，西洋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学者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而没有完全取代以往的成就。因此他的史学观，也表现了五四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复杂特征。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

（前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