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蒋氏本人被视为“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又被视为“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作，“放言论证，毫无顾忌”。又被视为“族国主义”的代表作，是“族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

本书适合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学术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光学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化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本书以恭亲王奕诉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方案……

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这本书被称为“史办有名的小书”，“学术含量很高”，“在史学界早有盛名”，“众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传世之作”，“诺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玑，让人叹绝”，“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本经典”，“史学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比后来大多数同类著作都要高明”、“开了风气之先”，“眼界开阔，独辟蹊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对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小书大历史”，“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一部有分量的史学著作”……

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前言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阅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瞳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伸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糜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与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强的：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作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追，投入英军作苦力。到了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成立《南京条约》。

P9-10

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有过长期的从政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这本著作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议。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诚如陈旭麓师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写的《重印前言》里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1]。现在，“存其文”已经做到，“原其人”则有待努力。考虑到大家对蒋廷黻知之不多，这篇“导读”就多写点蒋廷黻其人，进而论蒋廷黻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以有助于大家“知人论世”；第三部分，从近代通史体系的发展变化角度，进一步说明蒋著《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现状，以加深对蒋廷黻学术成就的理解。

（前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