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威家长制文化
日本古代政治文化因地理位置的关系显著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对中国政治文化做了全面吸收。因为两国都属于东方文化系列,所以新的文化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抵抗,而旦经过岁月的流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日本固有政治文化融为一体,日本政治文化呈现出了东方文化所具有的很多特质。其中最中心的一点是家长式权威对社会秩序的支配。
受到中国的显著影响,日本近代社会并没有产生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而是由家族主义为纽带结合在一起。大化革新之前,氏是日本国家的社会基本单位。大和国家内部宛如一个父系家长制的大家族,以有权势家族的首长为最高统帅,由他统治着血缘亲属和无血缘关系的成员。到公元9世纪武家势力开始抬头时,这种家族式的社会结构开始清晰化,并在幕府统治时期时逐渐发展到顶峰。幕府的统治在本质上是武家政权统治:“家与国同构,家族与幕府为一个统一体,国家是大写的家族或部落共同体;反过来说,家族或部落共同体是小写的‘国体’。”
在这种家族式的结构中,“权威”与“恭顺”成为维系其运作的基本原理。因为对于家族制度最重要的就是秩序,而要维持稳定秩序的关键就是权威,即家长对人们精神上的最高绝对权力。”权威又进一步直接导致人们对作为家长象征的官员及政府权威顺从的传统,人们更倾向于让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方面承担一定的家长角色。正如日本著名文学家司马辽太郎指出:“自太古以来居住在这个岛上的居民都有一些与阿Q相似的地方。自古以来理想的政治就是‘帝王何为,与我何干’。古代中国的‘牧民’思想将人民视为家畜;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如同牧官和羊的关系。……日本也因而被称为‘羊国’。”因此,以“牧民”和“唯上意识”为主要特征的官僚政治,构成了日本古代政治史的基本特色。日本人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自己是命运的主人意识,关于政府的事,宁愿交给少数权势人物去主持。国家的官吏被称为“牧民官”,官吏们以“公”的权威为背景,包揽了国家事务的决策和执行。
另外,日本民族文化中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神祇崇拜,它进一步强化了家长式权威的统治。神祇崇拜是以“原始的家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背景而衍化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神的原型就是家族的先祖或村落的英雄”,他们“被神化以后,即作为神的化身”,升华为一个家族、村落和集团的最高精神权威。神祇崇拜在古代社会中成为一切政治活动的基础,有时甚至就是政治活动本身。在日本列岛统一后,天皇成为“最高的神与最高精神权威的化身与代表,成为统治权力得以层层施行的最高依据。天皇的产生与神化使权威政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固有的内涵”。共同祖先的认同与崇拜进一步增强了家族成员的共同体意识与家族式的社会关系。江户中期后,以家为基础的祖先观在民间信仰中诞生。以家的祖先祭祀为中心,与同族的血缘集团、部落的地缘集团的守护神结合在一起,使得集团成员的相互结合更加紧密。
P16-P17
前言
第一章 制度与文化——概念、理论与方法
一、本书的主旨
二、制度、文化及其互动关系
三、主要研究路径
第二章 挑战与回应——明治宪法的制定
一、日本传统政治文化
二、选择立宪:新思想的引入
三、文化冲突与宪政制度的诞生
四、传统与现代的嫁接——天皇文化在制宪过程中的作用
第三章 明治宪政的发展与崩溃
一、高扬的天皇旗帜
二、民主宪政的发展
三、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
四、明治宪政的崩溃
第四章 占领下的立宪自治——和平宪法的诞生
一、外来冲击还是自主立宪?
二、和平宪法的诞生——日本本土意志的反映
三、传统与现代的嫁接——天皇文化在制宪过程中的作用
第五章 和平宪政的成就、局限与前景
一、复活旧制度的企图与象征天皇制的扎根
二、权威专制文化的束缚及其面临的挑战
三、“政党邪恶观”的阴影
四、“家”统治理念的桎梏与突破
五、新闻自由的发展
第六章 日本宪政的回顾与展望
一、回顾:和平宪政的两面性
二、展望:和平宪政的流变
参考文献选编
序
韩大元
随着中国宪政建设的发展,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在有关外国宪法的研究方面,学术界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具有系统性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宪法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多一些,对非西方国家宪法制度的多视角研究相对薄弱。在研究方法上,有些研究成果只是描述宪政制度体系,没有从历史、现实与文本角度进行动态性研究。魏晓阳博士撰写的《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一书运用历史学、宪法学与政治学等综合知识和研究方法,系统地探讨了文化与制度模式中日本宪政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过程、结构与社会功能,较充分地揭示了日本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中宪政发展的基本特点与经验。
日本宪政制度的研究中首先遇到的理论难题是如何揭示文化对宪政制度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宪政制度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出现差异的深层次的原因并不在于制度设计本身的多样性,而表现为文化传统与功能的影响。日本的宪法文化既不同于西方宪法文化,也不同于东方宪法文化,它具有价值混合的特点,构成日本宪政制度内在的特殊性。本书的重要学术价值在于,力求从政治文化、传统文化与宪法文化的角度揭示日本宪政百年的发展历程。作者的基本学术立场是:从文化与多元主义的视角评价在东方文化背景卜积淀下来的日本宪政经验。为了说明文化在日本宪政变迁中的特殊功能,作者对宪政框架内外存在的文化涵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澄清了学术界长期没有解决的概念与术语的混乱。在对制度、文化、宪政与宪政制度等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把本书中使用的文化概念严格界定为:“特指和宪政相关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制度和文化是一致的,它们共同维护着同样的社会价值选择”,并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对其动态平衡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在作者看来,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知识、信仰、法律、道德、习惯等复杂的综合体。对明治宪法制定和新宪法制定过程的分析中,作者提倡的“文化—制度互动模式”得到了具体的运用,提出的学术观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比如,过去日本宪法的研究过程中,虽也有一些学者谈到文化与宪法的互动关系,但在具体制宪过程的分析中对文化的功能缺乏深入的理论说明,对制度的复杂性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缺乏有深度的理论解释。本书作者在理论分析中始终以文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原理为基础,在文化价值中揭示制度的特点,在制度的建立与运行过程中揭示文化的价值与多样性。在文化与宪政制度的关系中,作者注意避免文化或制度的“决定论”,认为“两者并不是谁决定谁的简单关系,而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没有文化的支持制度无法建立,而没有制度的实践,也不可能完成文化的转变及变迁”。
第一手资料的把握与具体运用是研究外国宪法制度的基本条件与学术要求。由于宪政制度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如果没有对该国历史与现实制度的深刻认识与体验,不可能作出合理的学术说明。作为专门研究日本宪政制度的著作,本书的理论命题和论证建立在日本宪政文献的系统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在客观上增加了学术说服力。特别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有关制宪、文化冲突和宪政变迁的分析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准确地梳理了庞大的制宪史方面的文献资料。由于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作者通过历史事实揭示宪法原理时,能够把宪法价值与事实、规范与现实、文本与解释活动结合起来,勾勒出宪政存在的完整的形态。据我了解,作者在本书的写作中参考的文献是日本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研究成果,能够反映有关宪政史研究方面的整体水平。在掌握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作者根据所要论证的学术命题,按照学术逻辑,严格选择与命题相关的文献,从文献中提炼学术问题,在学术问题的论证中具体运用文献,不是照搬文献,既尊重文献,又不迷信文献,根据学术命题的客观性选择文献的范围。
作者在研究明治宪法制定过程、当代日本宪政中的西方和传统因素等问题时,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必要的更新,提出了综合性研究方法。作者在本书中力求“突破传统研究模式”,把达到研究目的的切人点放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作者在学术命题的发现和论证过程中,将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综合性知识结合起来,“叙述”宪政历史过程,并非“解释”宪政历程,通过叙述潜在地预设某种因果模型。同时在具体分析中把理性选择等新的方法置于理论论述过程中,丰富了论证学术命题的基础,使学术结论接近客观事实,具有相对合理性。如在文化与制度模型中,作者并没有把文化因素作为唯一元素,而忽视其他因素对宪政制度的影响。如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因素对宪政制度也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在充分掌握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既重视学术思想的传承,同时也努力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学术“创新”。如在新宪法中保留天皇制的原因分析、中日两国立宪过程中公众心理转换机制的比较、“挑战一回应”模式的解读、亚洲宪政共同性的经验与文化相对主义、和平宪法历史命运的评价等问题上提出了值得学术界深入思考的理论命题,并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思路。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学术界专门对日本宪政制度进行研究的专著尚不多见,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完善中国的宪政制度,推动外国宪法的研究将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
应该指出,本书所探讨的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中的宪政制度是难度比较大的研究课题。一方面,该问题涉及到日本百年宪政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时间跨度比较大,难以保证研究内容的均衡;另一方面,该问题涉及宪法学之外的其他知识体系,对研究者的理论储备要求是比较高的。作者对有难度的理论课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命题,但书中尚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在日本,修宪的社会力量与动力来源的多样性之间是什么关系?根据什么标准评价修宪的社会力量?明治宪法与和平宪法的历史联系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国家主权理论与宪政变迁关系、明治宪法对亚洲宪政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另外,在叙述宪法变迁时,如能多运用宪法意识调查、社会意识变化调查等方面的实证资料和代表性的宪法判例,有可能增加学术论证的说服力,丰富理论命题的内涵。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
是为序。
本书通过研究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探讨了日本宪政制度的发展过程,本书试图突破传统研究模式的窠臼,使用挑战与回应模型,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和政治多元主义等理论,以解释宪政制度突破与传统文化变迁的复杂互动关系。在历史上,日本曾面临过两次不同宪政制度的抉择,并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两种宪政制度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产物,而是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新制度在引入后即遭到传统文化的抵制和制约,但与此同时,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并改变了既有文化。本书尝试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和斗争过程,进而揭示宪政制度和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
本书运用历史学、宪法学与政治学等综合知识和研究方法,系统地探讨了文化与制度模式中日本宪政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过程、结构与社会功能,较充分地揭示了日本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中宪政发展的基本特点与经验。该书试图突破传统研究模式的窠臼,从多元主义的视角评价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积淀起来的日本宪政经验。全书大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内容丰富,论述严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