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国之安，必积德义
贞观十一年(637)，魏征向太宗上书说：
“我看，自古以来，凡是承受天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他们驾驭英才，治理天下，都希望自己的品德像天地一样深厚，光辉像日月一样明亮，政权巩固，统治长久，帝位相传，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然而，善始善终的少，衰亡倾覆的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前朝亡国的教训不远，可以引以为戒。
“以前隋朝统一天下，兵强马壮，三十余年，声威远播，震动外邦，一旦将其抛弃，全为别人所有。隋炀帝难道不想让天下安定、国家长久，故意要推行桀、纣那样的暴政，弄得自己国破人亡吗?他是依仗国家富强，而不考虑后患。他驱使百姓顺从自己的奢欲，搜刮全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挑选全国的美女，探寻远方的珍宝。宫苑装饰华丽，楼台构筑峻伟，徭役无穷无尽，战事无止无休。外表威严庄重，内心猜忌险恶。奸佞邪恶的人必定得到他的好处，忠诚正直的人连性命都难保。君臣上下互相欺蒙，离心离德，百姓不堪忍受，国家分崩离析。于是天下最尊贵的国君，竟死在匹夫手里，其子孙也被斩尽杀绝，为天下人耻笑，能不令人痛心吗?
“皇上乘着机缘，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使倾倒的八根天柱重新端正，松弛的四条地维重新绷紧。不超过一年的时间，便使远近人民安居乐业；刑罚废弃不用的安定境界，也无须百年便可达到。现今宫殿观阁、楼台亭榭皇上都已拥有，奇珍异宝皇上都已收藏，佳人美女都已侍候在皇上的身旁，四海九州的人民都已成为皇上的臣属。如果能借鉴隋朝亡国的历史教训，思考我朝得天下的成功经验，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功德而不自恃，烧掉鹿台的宝衣，拆毁阿房宫的宫殿，居住在峻伟的宫殿里心里便警惕危亡，居住在简陋的房舍中却感到心安理得，这样就能与天地的神明在冥冥中贯通，从而达到无为而治，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如果顾惜现成的东西不忍毁坏，那就让它们仍然保持原貌，要免除那些并不急需的供奉，享乐要再三裁减。即使是茅屋与豪宅共存、玉石台阶和泥土台阶并用也无妨。要使人民心甘情愿地效力，又要不用尽人民的力量。要常想到自己享受的安逸和别人劳动的辛劳。这样，老百姓就会自愿服役，他们依靠天子的恩德而安居乐业。这是德行的中等境界。如果是唯我独尊，不计后果，不善始慎终，忘却打天下的艰难，认为有天命可以依傍，抛弃住陋室时的朴素作风，追求雕梁画栋的华丽装饰，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要扩充，广加修饰，其他事情依此类推，不懂得节制，人民见不到国君的恩德，见到的只是无休止的劳役，这是最糟糕的德行。这样的做法就好比背着柴草去救火，搅动开水来止沸，是用暴政来替代暴政，与先前的乱政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后果不堪设想，后世子孙将如何看待你的事迹?没有可观的政绩就会天怒人怨，天怒人怨则灾害必然发生，灾害发生就会引起祸乱，祸乱一旦兴起，要保全身家性命和美好名声就很难了!顺应天命，改朝换代之后，大唐将有七百年隆盛的国运，将江山遗留给子孙，相传万代。江山难以获得却容易丢失，能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吗?”
这个月，魏征又上书说：
“我听说，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必须使树木的根扎得牢固；要想让河水流得远，必须疏通它的源头；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多积累道德仁义。河流的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树木的根基不牢却希望树身长得高，道德仁义积累得不深厚却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像我这样愚昧的小臣也知道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国君呢?国君掌握国家大权，居于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有至高无上的威严，永保无边的福禄。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不能力戒奢侈而提倡节俭，不能广积美德，不能战胜欲望，这就像砍断树根而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而希望河水长流。
“大凡开国的国君，承应天命开创基业，没有一个不是小心谨慎而功业显著的。但一旦大功告成，其德行就衰减。能善始的人很多，能善终的人就很少了。难道夺取政权容易而守住政权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力量有余，而今天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在创业时，心里常常怀着忧患，必然竭心诚意地对待下属；一旦功成名就，就会心高气傲，放纵感情，看不起他人。用诚心与人交往的时候，即使是极其疏远的北胡、南越，也能够亲如一体；当轻视他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之亲，也会变得形同陌路。即使用严刑峻法来监督，以威胁愤怒来恐吓，最多让人们尽量避免不触犯刑罚，而内心并不认同，表面恭顺而心里不服。怨气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心的背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应该加倍小心。用朽绳烂索去驾驭飞奔的车马，这种危险岂可置之不理!
“作为国君，在见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时，就该想到用知足来自我警戒；将要大兴土木时，就应想到适可而止，以求安定人心；念及地位高有颠覆的危险时，就应想到谦虚自制；害怕骄傲自满时，就应想到要有像江海容纳百千条溪流一样的度量；沉溺于游乐打猎时，就应想到古代的帝王一年只许出猎三次的限度；
P7-9
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金熙宗
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
——明宪宗
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日：贞观之治盛矣。
——清高宗乾隆帝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这部书以记言为主，言简意赅地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以及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等。
《贞观政要》不按时间顺序，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正处于“开元盛世”，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吴兢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益彰、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
书中全面而详备地记述了封建政治问题。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引用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安定百姓，就要轻徭薄赋；正自身，则以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为要。
关于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正所谓：“大厦之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吴兢还总结归纳了太宗朝的大政方针，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贞观政要》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后世帝王多将《贞观政要》视为政治教科书和资治手册，尤其是一些较有作为的皇帝，更将它视为座右铭。
唐玄宗就是直接受益的第一个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出现了著名的“开元盛世”。唐朝末期，宪宗李纯、文宗李昂、宣宗李忱等都奉《贞观政要》为经典。其中，宣宗李忱还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他们通过阅读和研究此书，慨然仰慕祖宗的辉煌业绩，从中获取鼓舞的力量，力图奋发有为，挽救业已走向衰败的大唐帝国。
唐朝以后的历代封建君主也对《贞观政要》备极推崇。宋仁宗赵祯看完此书后，非常赞羡唐太宗以“德行学业为本”的任人原则。元朝皇帝曾多次请当时的儒臣讲解《贞观政要》的内容。明朝进一步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要请侍臣教授《贞观政要》。明宪宗还特别重视《贞观政要》的刊行工作，曾亲自为该书作序，以示尊崇。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也很熟悉《贞观政要》的内容。在乾隆御制的《乐善堂集》开卷首篇中就有吟咏《贞观政要》的诗章，他还由衷地赞扬道：“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日：‘贞观之治盛矣!”’这些帝王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本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感悟到《贞观政要》确实是一部有助于治国安邦的教材，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统治经验和有效的统治权术，可以用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
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独步千古，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楷模。《贞观政要》深入探讨唐太宗与群臣共同打造繁华帝国的重要关键，其中包括领导之术、人才之育、决策之方和修养之要等等，既是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建立空前强大的天可汗帝国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全方位展示封建时期典型的“和谐社会”——贞观之治的成功实践：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君臣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外交和谐等等，这一切至今仍然值得所有中华儿女引以自豪。
直至今天，《贞观政要》依然可资借鉴，它能够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提供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集中描述太宗皇帝与群臣共同打造繁华帝国的重要关键，其中包括领导之术、人才之育、决策之方和修养之要等等，既是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建立空前强大的天可汗帝国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由于这部著作具有教科书的性质，因而“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许多励精图治的皇帝反复研习，以为治国的楷模；不少积极进取的官僚士子更是认真诵读，以为行动的准则。
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可资借鉴，它能够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提供强国富民、经邦济世的具体措施；有助于领导者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
本书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这部书以记言为主，言简意赅地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以及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等。这本书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