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似地走过生命的路程，却顾所来径，却能有多少事物人情还有着焦距对准的明晰?多数是一片模糊，就算曾经有过，因为有得那样的不彻底，和不曾有过又有什么不同?也许只有那缓慢的凝望，是我们真正的救赎。只有凝望的眼神能让我们对人对事产生切身的悲悯。只有真正细观过一朵花的人，才能爱惜所有的花朵。”凝望，也许正是苏友贞之写作的一种特质。这位旅居美国的女作家，对欧美文化加以深入的透视，直逼细节；同时，以感性中充满反省的眼光，回望中国文化。本书搜集了作者近年有关阅读、旅游、回忆的散文。由此形成一种通融的视野，将知识与人生——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花朵——尽收眼中。

本书搜集了作者近年有关阅读、旅游、回忆的散文，适足以显示她这方面的特色。这本书的书名脱胎自原籍伊朗的英国文学教授纳飞滋的畅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序

<辑一>想象上海

从圣路易到中国

 ——项美丽与葛尔红速写

也谈项美丽与邵洵美

 ——一桩越国情史的文化解构

续说项美丽

张爱玲怕谁?

是借用还是抄袭?

云雨上海

 ——一部“推理小说”的读法

想象上海

<辑二>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

点燃美国浪漫主义的三姐妹

狂啸的沙漠

观蝶者

 ——伍尔夫与福斯特

纪实的虚构，虚构的纪实?

普鲁斯特：终极的博客?

历史与个人的临界

极南的岛屿，原乡的方位

初恋的缪斯

小哈利·波特所不能承受的重

异国情调的符码

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

〈辑三〉  阅读，行旅，忆旧

时尚阅读

言教与身教

快乐的心

在水一方

失乐园 

威瓦尔第时刻

来自童年的旧戏

追忆吴老师，鹿桥先生

追逐书香的日子

—怀念侯健老师

木盆之梦

铁马上的骑士

阅读，行旅，忆旧

<辑四> 再做一个你

接受的艺术

名字的困扰

除了那只火鸡

水牛与永生

慈恩

最缓板

再做一个你? 

后记

我能找得到的有关项美丽的中文资料，当然都是谈她如何成为邵洵美的妾的事迹。毛尖女士写的《邵洵美和项美丽》一文里，谈到东西方对这个爱情故事不同的着眼点，说得十分贴切。中国人写的传记里爱强调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并刻意强调这位白人女子只是一位中国男人的“妾”，好似其中有说不出的得意。(在项美丽的自传及英文的传记中，她绝不是一个“被养着”的女人，她不但一直在经济上供养着邵洵美及他的妻小，并对邵洵美反复向她索钱有过多次的描写，完全颠覆了中国男人“养妾”的怡然自得。)毛尖又说在白人男子(指项美丽传记的作者肯·卡斯贝森[Ken Cuthbertson])的笔下，邵洵美却成了被“西方女性所欲望的‘美人”’，毛尖引了传记中长段对邵洵美容貌的描写为证。这个观察自有其意义在，不过此处可能有点误引了。那描写邵洵美容貌的段落，并非卡斯贝森的文字，而是出自项美丽自己的一篇小说，所以大概并不能算是“白人男子”的观点。但是依循毛尖女士的取向，对照中英文的资料来看这一桩越国的爱情故事，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两方不但在事件的记载上有着极大的出人，在情绪上更凸显了许多东西方各自的一厢情愿。这些有趣的对比，可能值得另写专文讨论。

项美丽在到中国以前已有不少文章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也写过几本小说，但她真正成功地建立起文名，却始自《宋氏姊妹》一书的出版。这本书的写成，完全靠了邵洵美的牵线。邵的一位亲戚是宋蔼龄的闺中好友，经由那位亲戚的引介，项美丽得以和宋蔼龄见面，并由宋蔼龄劝服了另两位姊妹让项美丽写她们的传记。她花了几近两年的时间在香港与重庆两地和宋美龄共处了长段的时间，三姊妹中除了宋庆龄外，另两位都和她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和葛尔红不同，项美丽对宋美龄非常有好感。她在自传中描述宋蔼龄对她的情谊，读来也十分动人。因为对宋氏姊妹正面的描写，使项美丽在美国极受左翼分子的攻击。

《宋氏姊妹》于1904年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到底那时美国有关中国的书籍并不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知识也十分肤浅，《宋氏姊妹》出版样书寄到香港时，项美丽赫然发现封面那个大大的“宋”字居然印颠倒了，出版社急忙重新装订才没闹出一场大笑话。《宋氏姊妹》之后，项美丽又将她在上海、重庆以及后来香港的战时经验写成了另一本畅销的自传《我的中国》。

和葛尔红一样，项美丽拒受传统制约，两人又都是才貌双全，自然一生绯闻不断，但她一生真正浪漫且彻骨铭心的爱情，应是和英国少校查尔斯·博克瑟斯(Charles Boxers)之间的恋情了。他们两人之间爱情的惊世骇俗，绝不输于她和邵洵美的关系。

博克瑟斯在战前即驻守香港，早在《天下》杂志中读到项美丽的文章，对她颇为仰慕，到上海时也特别前去探望她，当日却因其他杂务干扰，两人只匆匆相见无缘多谈。项美丽多年后在自传中写到送走博克瑟斯那一刻，自己没来由地觉得怅然。博克瑟斯回港不久就结婚了。

两人后在香港重逢时，博克瑟斯的婚姻虽已出现裂痕，但仍是已婚之身，所以他与项美丽不久之后即展开的恋情并不为舆论所容，等到项美丽怀孕的消息传开，那就真的成为丑闻一桩了。战事急转直下，香港沦陷，博克瑟斯伤重，生命危急，后又成为战俘，数年生死不知，项美丽和女儿回到美国后痴痴等待，一场一幕，真可拍成一部高潮迭起如歌如泣的电影。这对恋人最终克服万难，缔结了长达50余年的婚姻。

葛尔红与项美丽两人的生命有太多的平行处，但除了在文坛互闻声名外，两人却可能并没有过什么真正的交集。在我找到的资料里，两人唯一见面是1941年，葛尔红与海明威在香港等着去重庆时。那时项美丽未婚怀孕的消息尚未完全公开，海明威曾自愿出来承担他是“孩子的爸爸”，好使博克瑟斯免受军法制裁。  除了在政治上左右不同的倾向之外，葛尔红与项美丽文风也很不同。葛尔红的文字犀利严苛，几近冷峻，但对形势大局时有一针见血的灼见，所以她的文字常被收入各种语录。项美丽的文字则舒展铺陈，有很大的亲和力。而且她又有几近暴露狂的自白倾向，周围人事一网写尽，不给作传者留下任何空间。这也和葛尔红对私事的洁癖形成强烈的对比。葛尔红拒让任何人写她的传记，她说：“作者是让人读的，不是让人写的。”(A writershould be read not written about．)

两人对故乡圣路易也有迥然不同的态度。葛尔红对圣路易有着极大的反感。项美丽对圣路易却一直有一份难忘之情，晚年还曾回到故居凭吊一番，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正是我自己迁居到圣路易的时候)，圣路易已是今非昔比，她那一度是圣路易最高级住宅区的故居所在，已沦为贫民窟，老房子被一分为四，供四家共住，但她仍写了一篇长文，怀想她在圣路易所度过的快乐童年。

现在读葛尔红与项美丽作品的人不多了，即便是在和她们有深厚关系的圣路易，她们的书也少有人借出图书馆。2003年卡罗琳·莫尔海德(Caroline Moorehead)写了一本厚达500页的葛尔红传记，对葛尔红的一生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是一本极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也许这本书可在读者群中激起一些对葛尔红作品的兴趣。当然，这两位作家在本质上是和新闻挂钩的叙事体作家，她们作品的生命自然与时事同起同落，不过她们文字中所表现出的优异文采，即使是时过境迁，仍有很大的阅读价值。但不可讳言的是，多数人对她们的向往，仍是她们在作品之外所活出的不平凡的一生。从她们传记的题目里——《勇者无事》(Nothing Ever Hap—pens fo the Brave)、《美丽的放逐》(The Beautiful Exile)、《没人说别去》(Nobody Said Not to Go)——我们就几乎可感到她们生命的质地——火热的生命力，不畏惧的精神，与拒绝不经思考地墨守成规。她们在生活与作品中所表现的独立精神，也早已远远地超越了那女性主义尚未萌芽年代。

P6-10

苏友贞是我的大学同学，刚认识她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台大”外文系一年级的新生。记得一天下课，“台大”罗斯福路车站上，一个穿蓝色格子衬衫的女孩微笑示意，我还没会过意来，她已经大力地自我介绍起来。这是友贞，爽朗明快，喜欢朋友，她的笑声、谈话声永远直来直往。比起来那个王德威还真是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了。而我和友贞也算有缘，因为我们的导师同是侯健教授，而我们两家竟然住在同一条巷子里。如此的地利人和，以后四年上课下课，当然成为好友。

友贞在高中就是风云人物。她的个头高，反应快，曾经是仪仗队队长，体育也十分出色。到了大学，她一样潇洒活跃，对文学艺术的热情决不止局限在书本上。但友贞和许多背景类似的同学也有不伺之处：虽然镇日是欧风美雨的熏陶，她其实有相当国粹的一面，这使她对人多了一份温润包容，对自己却难免委屈求全。毕业后友贞先是选择留在台湾，但终究不能免俗，来美深造。个中曲折，我日后才逐渐明白。

那时我已经在威斯康新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班，一日友贞联络上了，原来她计划到威大念比较文学硕士学位。老同学国外再度同窗，当然是难得的事，也因为这个机缘，我终于理解友贞的兴趣虽广，文学毕竟还是她的最爱。我总觉得以她的敏慧，念个博士学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她显然不以为意。她到是以无比的浪漫和决心，谈了一场曲折的倾城之恋，而且难得的以喜剧收场。多年之后我们回顾来时之路，她依然庆幸没有像我一样陷入了无穷尽的学术迷宫。相反的，她选择了作为一个随缘的创作者，和一个快乐的读书人。

这些年来友贞创作不辍，而且以中英双语进行。我有幸看到部分作品，深为她细腻沉静的风格所吸引。大学以来的科班训练还是印证在她的字里行间。但创作需要专注的心力，阅读反而更能凸显友贞对文字世界的好奇，和雍容开阔的想象力。《禁固在德黑兰的洛丽塔》搜集了友贞近年有关阅读、旅游、回忆的散文，适足以显示她这方面的特色。这本书的书名脱胎自原籍伊朗的英国文学教授纳飞滋的畅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纳菲滋这本书曾经轰动一时，并不只因为触及英美经典和另一种文化的艰难对话，也更因为它糅合了回忆、传记、文学批评、历史以及政论于一身，透过不凡的笔力，写出了一则有关“阅读”的寓言。阅读是冒险，也是奇艳；是耽溺，也是超越；是曲解，也是沟通。因为阅读，作品、读者、作者、世界间的关系启动，你来我往，文本的律动、旅行因此展开。

友贞必然看出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的寓言意义，可以延伸作为她个人阅读经验的注脚。而在她自己的文章中，她也展现了惊人的阅读兴趣，还有更重要的，思辨能量。试看由她各篇文字所累积的书单：由20世纪30年代项美丽、葛尔红的中国故事到当代旅美作家裘小龙的上海探案，由美国浪漫主义的琵琶蒂姐妹和霍桑的恋爱公案到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中的创作往还，由杜拉斯、费兹杰拉德的初恋史到张爱玲的《半生缘》，由亨利.詹姆斯到普鲁斯特，由莎士比亚到哈利·波特不过是荦荤大者。过目凡有会心之处，下笔尽成文章。

大体而言，友贞的阅读以19世纪和20世纪欧美主流文学为主，旁及历史传记、诗歌评论。因为没有学院八股的限制，她的行文一清如水，夹议夹叙，就算外行人读来也应该觉得趣味盎然。此中奥妙无他，她的阅读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根据材料做判断，无论面对虚构还是现实，不畏呈现一己之见。她讨论30年代项美丽和邵洵美情史的几篇文章，还有对晚近有关莎士比亚研究的看法，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的话题，学院派套用性别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异国情调、新历史主义莫不可以之乎者也一番。友贞不是圈内人，反而得以说出真心话。我无意吹捧她的洞见。所谓人情练达皆学问，她对理性与感性的平衡观照，对现代文化的古典意义的思考，还是透露出了她的师承——我以为不是别人，就是友贞和我大学的启蒙老师侯健先生。  友贞的阅读范畴既然宽阔，自然不乏触类旁通的机会。像她凭张爱玲短短的自白，竟然追踪比《再生缘》所本，美国作家马昆德的《普汉先生》一书。她仔细比对两者的技法和视野，初无评论高下之意，反而由此对东西方文学处理“悲剧”和“悲情”的异同，做出伦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考察。行有余力，更旁及究竟是征引还是抄袭的辩证；博科夫、莎士比亚也成为议论的对象。这样的研究不是当下胶柱鼓瑟的张学研究所能比拟，何况她的考证甚至延伸到张在60年代和马昆德的一面之缘，后者为英文版的《秧歌》出版曾助一臂之力。陡然之间，两位作家的形象都活泼了起来。出入文本内外而能尽得其情，这是治文学的乐趣所在了。

读书之外，友贞也“读”人。她侧写她的婆婆许慕贞女士的丰采，下笔就十分亲切可读。一位20世纪30年代上海小姐平凡的一生，如果仔细看来，竟然充满不凡的色彩，而且和民国文化史、政治史相互补充。那真是个传奇的年代．平白一个上海姑娘能够从无到有，也能和江青的政治冒险、徐志摩的爱情恩怨扯上关系。但一切不过是等闲之事。因为见过世面，所以没有小题大做的必要。友贞在这里写的不只是一位亲人的气度，也是一种海派文化的风格，隐隐之间，也不无自我期许的意思吧。除此，她对侯健老师、名作家鹿桥先生的追念，都在在托出她细腻敏锐的性情。

在老友眼中，友贞的爽朗浪漫一如往昔，而她对文学的爱好想来也会继续坚持。友贞定居在圣路易市已经多年，这个位在美国中心的城市曾经繁华一时，现在依然是工商重镇。但比起东西两岸的大城，圣路易不免显得安静了。但文学的版图何尝能为一时一地所限制?圣路易是写过《荒原》的艾略特的家乡；是奇女子项美丽和葛尔红走向世界的出发点。而《未央歌》的作者鹿桥半生行旅，选在这里落脚；华美文学的后起之秀裘小龙也以此为据点。圣路易的友贞是幸运的，因为她善于经营地缘，更善於从阅读和写作中不断开出新的天地。她喜欢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诗：

我们应该留在

随处皆可能是的家里吗?于是她写道：“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家，都可以是一个起点。即便是群岛锁链的末端，即便汪洋中的极南的岛屿。”诚哉斯言，而她这个家必因阅读和写作更为丰富起来。离开台大一晃三十年，友贞希望我为《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写几句开场白。展读书中各篇文字，我由是更理解她的才情，也更敬重她的志趣。聊述读后心得，兼记我们的同窗因缘。是为序。

这些文章的写成完全是个意外，也许正因为不是刻意的经营，这本集子的出版反而格外地令人觉得珍贵。

长年住在海外，在多年没有用中文写作后，又能重拾母语写成这些文章，简直就像奇迹。一切全从一张老旧的照片开始，这段缘分，我在《想像上海》一文中略做了描述。最初也只是和编辑有约，要以这篇文字交换他收藏的、刊有我婆婆美女照的旧书，没有想到文章刊出后竞引起了一些反响，然后又借着网络之便，而读到读者对我文章时有的讨论，在这些激励下，文章也就一篇篇地写出。自然没有任何出书的考虑，只随着自己散漫随意的阅读及思考一路写来，所以文章的题材看来杂芜无章，从古今到中外，没有一个中心主题可言。

但如今重读手稿，发现这些文章的题材虽然各异，但在关怀上，却有着某种一致性，文章之间也因此而有了彼此牵连的线索。

这本书的书名是线索之一。《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是这集子中一篇文章的篇名，那篇文章从一本新出版的书写起，而讲到了阅读这微妙又危险的事业，以一位伊朗籍的文学教授对包括《洛丽塔》在内的西方禁书的阅读为例，暴露出阅读中不为读者自觉的局限。即使如这位有经验且有学养的文学教授，一旦在某种文学以外的强烈诉求下阅读，也会不自知地牺牲文学作品的丰富与多样性，以将阅读物方便地套入了自己非文学的追求里，甚且固执地认为那是唯一的正确读法。

“禁锢”指的就是因局限而将文学意义僵化的阔读姿态。当然这种偏执也并不仅限于对文本的阅读，亦见于任何对文化现象的解读——这包括了对电影的观赏(如《异国情调的符码》所描述的，强势与弱势文化的对立，使艺术视景恒常地被“禁锢”在弱势族群伸张权益的政治框架中)、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如《也谈邵洵美与项美丽》所要彰显的，民族情结如何固执地将一段越国情史“禁锢”在中国男子养洋妾的病态窃喜中)以及对文学现象的定位(在《张爱玲怕谁?》与《是抄袭还是借用?》中，文学排行与影响焦虑如何“禁锢”张学，使张作与西方文学的对照永远不能有着健康与合宜的参照)。然而这局限的“禁锢”手势，除了是文化接受与解析活动中的常态之外，更也显现在文化创制的领域，而表现在书写的冲动里，如虹影在小说《K》中虚化真人真事，把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朱利安·贝尔“禁锢”在一个她所建构的故事里(见《纪实的虚构，虚构的纪实?》)。

所以“禁锢”有着众多的显现：以一己境况为取向的误读，一度空间的书写，一厢情愿的狭窄，或是意识挂帅的偏执但这却似乎是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化解读、文学批评的宿命，如我在《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一文的开始所写的：也许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反讽的是，这误读与误解，却也可能正是它们的兴味所在。也就是说，文学的生命其实是衍生于这众多的偏执，由透过这偏执的折射所反映出的光影组成。所以本集中的文章，旨不在追求阅读或书写的“正确”(就算那是可能的)，而是在描述各样的禁锢与狭隘，不论它们是出于不自觉，或是出于刻意的操纵。

把“洛丽塔”与“德黑兰”并列，用意是在衬托出文化交往中常有的隔异，而这隔异也不仅只是在地理方位上(如“洛丽塔”在遥远的德黑兰)，更也可能是文化上、政治上、种族上甚且是时间上的隔异。隔异强索著“跨越”——越过语言、种族、时代、地域的界限——以对“他者”(“洛丽塔”之于德黑兰，张爱玲之于马昆德，项美丽之于邵洵美，中国人之于西方情人，虹影之于朱利安，现代博客之于普鲁斯特，西方之于东方，东方之于西方)做越界的阅读与书写，而这跨越企图中的可能限制(与跨越不成而反有的禁锢)，似乎就是这些文章反复探讨的。

对这“跨越”议题不能休止的悬念，也许与我长年居住海外并用双语写作的身份有关，跨越时空与文化的阅读及书写，几乎是我生命组成的纤维，也使我对这议题有着一份特殊的敏感(或是另一种形式的局限?)。  集子中的文章多少都可在这样的架构下被阅读了，甚至连那篇最个人化、描写我婆婆及她的时代的《想象上海》，也可以看成是我这个西化的现代人，隔着时空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上海的所做的种种臆想(抑或是幻想?)。

          二00六年七月于圣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