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地区的县委书记中一度流行着一个观点:领导看不见的政绩不算政绩。这些垮掉的县委书记的用人模式是:把“县委组织部”的本质扭曲为“县委书记的组织部”。习惯性的场面是,书记把组织部长喊来,然后说:“坐下、拿纸、记录。”组织部考察干部的秘诀是,只考察“书记提名或授意的干部”;县委常委们举手只举“书记认为非提拔不可的干部”,常委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趁书记心情好的时候,也加塞式推荐一两个自己的亲信或心腹”。
本书作者以记者点评时政之资养,痛陈腐败现象之丑,深究权力腐败之变,疾呼人间正道沧桑,对所有县级领导干部而言,本书是长鸣的警钟。
本书是继《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之后,本社推出的又一反腐力作。
县委书记,处在县级政权“金字塔”的塔尖,与一县经济的兴衰、社会风气的好坏有直接的关联。但某些县委书记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谋取私利,大肆卖官鬻爵,甚至花样迭出。例如有人总结张华祺(安徽省颍上县原县委书记)的卖官之道:让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上能待多久,明天又可能待在什么位置。 本书通过剖析皖北近年垮掉的一批县委书记的典型案例,揭露了买官卖官的丑恶行径和卑劣伎俩,总结了某些“一把手”一手遮天的深层原因、灾难后果和沉痛教训,提出了规范和监督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措施。
“一把手”的权力不受制约到了何种程度?连伪造他的一个签名都能解决一些人朝思暮想的升迁难题;而看似铁桶般密不透风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有了这个伪造的签名,“铁桶程序”立即变成“纸桶程序”。皖北的利辛县人事造假案虽然荒唐透顶,却是很能说明某些地方“一把手”与制度关系的活标本。
对利辛县特殊历史阶段的情况有深入研究、已于2003年4月不幸因公殉职的新华社记者张曙光,曾向本书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200工年5月《南方周末》记者伍小峰、江鸟也以《拒礼金立新规重重遇阻,县委书记改革中道夭折》对“利辛风暴”进行了详细报道。
“利辛人事案”的爆发点有点像是“电影镜头”。2000年10月底的一天,刚任利辛县委书记一个多月的夏一松,因腿伤在利辛宾馆3楼的宿舍(记者曾数次被夏一松邀请进过这间注定成为见证皖北政治风云的小陋室)办公,一个乡镇领导前来探病,顺便汇报说:“夏书记,您让安排的学生的工作办妥了。”
夏一松颇为奇怪,因为他从未委托别人安排什么学生的事。事实上,他从皖北灵璧县调到利辛县工作后,在当地无亲无故,只与患病的儿子一起住在利辛宾馆的一个简陋房间里。儿子患怪症后不能多见阳光,夏一松那一阵子除了工作外,陪儿子呆在房间的时间较多,别说等待安排工作的学生,就是来看望他的灵璧县老部下,单独相处的时间也非常有限。当时他警惕地问:“你确定是我安排的吗?”
“报告上还有您的签名呢。”那个乡镇干部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夏一松沉吟半晌,怎么也记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签的字。他敏感地觉得其中“大有蹊跷”,便说:“你赶紧到县人事局,把那份有我签名的报告拿来。”夏一松谈起这件事时,对新华社记者张曙光感慨地说:“对人事问题,我的弦向来绷得非常紧。幸亏当时多了个心眼,否则后果可能要严重得多了。”
厚厚的一撂报告让夏一松目瞪口呆。26件已在县里各部门存档的批文,每一份有他清晰的“签名”。刚才那个乡镇领导提到的报告是一份某学生中专毕业欲进某机关的谋职申请。
一股无名的怒火烧得夏一松说不出话来。猛一看,这些报告上的签名笔迹跟他自己的笔迹确有几分“神似”,看来伪造签名者是下了一番“苦功”的。是谁竟胆大包天到在县委书记的眼皮底下如此胡作非为?为求得有说明力的铁证,他立即让县公安局把这些报告,送到安徽省公安厅的专业机构检验笔迹。结果是:其中23份批文上的签名均系伪造!据记者在与夏一松接触中积累的“感性认识”,他是一个出言谨慎的干部,在日常工作中更是极少“批条子”。在不同场合,他表示过对“乱批条子”现象的不满,称其为政坛一大公害。据记者从夏一松原任职的灵璧县和后来任职的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夏一松确实没有“批条子”、更没有为人事问题给下级施加影响的习惯。
到底还有多少阴谋未被发现呢?夏一松既大为恼火也自知事态重大,迅速将此事上报至亳州市委领导。很快,亳州市纪委、公安局分别立案,组成联合调查组奔赴利辛县。
据新华社记者张曙光的资料说,当亳州市纪委抽调的20多名纪检监察干部驻扎进利辛县时,肃穆的气氛着实让利辛县城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宾馆门口挂起了绿色检举箱,有专门的武警守卫,连路过的行人也骤然紧张起来。这一夜,小小的利辛县有多少人失眠?!不光是大量参与造假者、从别人的造假中获取了利益者,也包括对利辛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并盼望能“响一炮”者,大家都在复杂的心态中沉默地观望着。夏一松后来对张曙光说:“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不少人曾埋怨这是人为制造恐怖,造成不稳定,但我认为有更严重的情况藏在这冰山的一角之下,所以我一直认为这绝非小题大做!”
只要敢动真格,其实并不费神。伪造县委书记笔迹签名的人,很快被公安机关用专业侦破手段揪了出来。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犯罪分子竟是一个在县城不少人眼中还算“厚道的干部”——县计委机关分工委副书记张学勇。
顺藤摸瓜的结果更让调查组的纪检干部震惊不已。不仅领导签名是假的,追查这些报告,那些盖有钢印的所谓“大中专学生”的文凭、派遣证、档案统统都是伪造的。而这些报告竟然都“一路绿灯”,通过了县多个部门的审查。这批“假学历、假身份、假文凭”的人,如果不被挖出,就会堂而皇之地成为“身份合法的高素质国家干部”!
P75-P77
引子 政坛“地震”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在中国共产党人治国治党的方略中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同志曾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胡锦涛同志2005年1月6日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正确处理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的关系,正确处理抓好重点工作和全面履行职能的关系,正确处理履行自身职责和发挥好其他部门作用的关系,既要坚决惩治腐败又要有效预防腐败,既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又要重视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党中央清除党内和干部队伍腐败现象的决心世所瞩目,皖北地区“惩腐”的力度更是罕见。它所携带的“阵痛”是明显的,像凤凰涅磐一样,是获得新生之前的痛苦洗礼!
记者曾数百次赴皖北采访,与这块曾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像他们烧灼于心的渴望一样,希望皖北在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蛀虫”之后,从眼下的“塌陷地带”迅速隆起,恢复她在历史上曾经让人羡慕的光荣与梦想。
2005年末,一批贪婪的县委书记垮台事件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四川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创造了近年来的“贪额之最”:其因涉嫌受贿1859万余元、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田玉飞被扣押、冻结的财产总额折合人民币高达3361万余元。
2005年11月1O日被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该省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创造了一个“滑稽之最”:案发前他在全国媒体上引发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声称“为了怕受人陷害,不得不多年穿防弹衣上班”。“苦肉计”的背后,是其受贿、贪污人民币354.93万元、美元22.8万元的真实面目。
一些穷得叮当响的县,个别县委书记聚敛的财富却令人震惊,以至于“县委书记”成了一个令人焦灼、发人深省的社会符号。这个岗位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节点”,但用人不当、难于监督等弊端,引发了人们广泛的思考和讨论,其广度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皖北,是光荣与梦想之乡,也是令人心酸之地;是许多重要变革的源头,也是一些污秽的藏身之所。
秋日,穿越淮河往北,好一派平畴千里。原野丰沃、静穆,田垄色彩纷呈。
从安徽省最北端砀山县境内的黄河故道,到淮河两岸的辽阔地带,素称皖北,含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阜阳市、淮南市、蚌埠市及滁州市的凤阳、定远等县。这是一块曾被历史的荣耀深深浸润过的土地:它诞生过老子、庄子等思想深邃的先师哲人,管仲、曹操、朱元璋等谋略胆识超群的政治精英,曹植、嵇康等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华佗这样泽被苍生的千古名医,戚继光这样受人景仰的抗倭名将。大泽乡:中国农民首次揭竿而起的义旗举在这里;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干”秘密协议上摁下红手印、首创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突破口也在这里!皖北,它留在史册上的深重刻痕无人可以抹去。
这也是一块被灾难痛苦折磨着的土地:淮河以它桀骜不驯的脾性,造成了多少回哀鸿遍野、浮尸满河的惨景。从著名的“大禹治水”,到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灾难一次次激发出人们征服“灾河”的壮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阜阳为代表的皖北地区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这一次不是因为别的,却是因其官员的腐败问题。
2005年年底,人们把忧虑的眼光又一次投向了皖北!
比“名贪”王怀忠更高层的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被正式立案查处,濉溪县原县委书记唐怀民、利辛县原县委书记王德贵接踵落马,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徐波因受贿而被判刑。秋风中的皖北,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断传来。在纷纷垮台的“王昭耀系人马”中,他的妻弟、宿州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杨哲信最受人注目,仅他家一只王昭耀移赃的保险柜就收藏赃款500多万元,杨哲信同时使用的手机就有8部。一个组织部副部长何以奢侈、诡秘到如此地步?
王昭耀案发,是皖北政坛继王怀忠之后的另一场“大地震”。
2005年4月22日,曾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的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被告知“离职休养,讲清问题”,后又被纪检部门转为“两规”。王昭耀和已因腐败落马被杀头的王怀忠曾是“工作上的搭档”。王怀忠事发后,关于王昭耀的种种“腐败传言”从未断绝,在皖北地区更是一度“流言大炽”。4月21日,正率领安徽省政协法制委员会一干人马在安庆市调研的王昭耀,突然接到“谈话通知”。
当日下午,他从安庆匆匆返回合肥。22日上午8点半,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杨多良和省政协主席方兆祥共同与其谈话,话毕即采取措施:离职休养,讲清问题。同日,在安徽省政府行政事务管理局任职的王昭耀妻子被“两规”,办公室被查封,她被有关部门带离安徽。
毕业于北京某学院水利系的王昭耀,从皖北的砀山县起家,1989年2月升任阜阳地委书记,1993年2月起任安徽省政府副省长,1998年12月起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的两个妻弟,曾分别任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和皖北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也皆被“两规”。
从阜阳前后两任市长肖作新、李和中的垮台,到震动全国的阜阳市原市委书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再到最近被“两规”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安徽省原副书记王昭耀,皖北政坛的“地震”一场接一场,“余震”不断:
颍上县原两任县委书记张华琪、徐波,蒙城县原三任县委书记王保民、孙克杰、孙孔文,阜阳市颍东区委原两任区委书记韩希鹏、赵光席,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邹新华,涡阳县原县委书记徐保庭,利辛县原两任县委书记刘家义、王德贵,阜南县原县委书记殷光立,原县级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原县级阜阳市委书记王汉卿,蚌埠市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张桂义,滁州市定远县原两任县委书记凌炳余、陈兆丰,濉溪原县委书记唐怀民纷纷落马。
皖北,在全国版图上只是窄窄一小块,然而,短短几年,已有18名县(市、区)委书记(或曾任)因腐败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密集程度世所罕见!其教训何其沉重!
由于县一级在中国政治框架中的特殊性,皖北也因之成为解剖县级腐败与“官场缺陷症”的最佳标本。
这些“死老虎”们早已不能为祸一方,但他们的名字,犹如响彻在耳边的暮鼓晨钟。
据史家考证,在古汉语中“县”同“悬”字。商周时代实行分封制,一些新辟之壤在被赐封之前被称为“县”。县,悬者之谓也,言其归属地位尚悬而未决。
春秋以降,有些诸侯国逐渐强大,开始发展中央集权,新开拓的疆土不再分封。于是乎县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秦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行郡县,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县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县作为一个基本的行政单元,职能不断强化,特别是近年来许多省市“强县扩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其地位显得愈发突出,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就施政特点而言,县一级具有体系的完整性、决策的自主性、横向的差异性、发展的连续性等明显特征,是国家行政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层次和单元。
我国经济社会中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新出现的若干突出问题,大多集中于县一级。县在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础。
世事白云苍狗。两千多年过去,县早已不悬,而目前我们的某些县委书记,却有点悬了。县委书记,处于县级政权“金字塔”的塔尖,其个人综合素养的高或低、“官德”的正或邪、“官风”的霸道或民主,事关一县经济的兴衰、一方社会风气的好坏。如何约束、规范其权力运行,做一个合格的甚至出色的县委书记,一直是社会的焦点话题之一。可以说,有一个像焦裕禄那样鞠躬尽瘁、一心为公的好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是全县人民之福;而像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这样的贪婪之徒担任县委书记,则是全县人民之祸。
每一个被查处的县(市、区)委书记背后,都拖着一串“长长的阴影”:最近利辛县原县委书记王德贵犯事后,他背后“腐败链”中的人惊慌失措,除原副县级贪官刘司晓、王亚军出逃外,仅初步核实的该县原建委主任张杰、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仇学忠、原交通局长、原卫生局长四人涉案黑金就达1000多万元。更荒唐的是,利辛县的一个镇党委书记孙某被纪委“请去喝茶”时,原本只想核实“8万元的问题”,不料惊慌莫名的他连夜让老婆上交了200多万元。纪委同志幽默地说:“想拔萝卜,不料竟拔出了大象!”
但愿皖北18名县委书记垮台事件的警钟,能“敲醒”一些在贪欲深渊边上徘徊的官员!
县,作为一级行政组织,在国家构架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石。而县里的“一把手”,肩负着领导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责,其核心所在,成败攸关。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县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突出抓好“一把手”队伍,事关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县级领导队伍的主流无疑是好的。他们政治坚定,作风过硬,栉风沐雨,埋头苦干,一大批优秀县级干部脱颖而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爱戴。但毋庸置疑,也有一些县级领导干部政治颓废,精神委靡,贪图享受,以权谋私,有的腐败至极,已冒天下之大不韪。本书作者以记者点评时政之资养,痛陈腐败现象之丑,深究权力腐败之变,疾呼人间正道沧桑,对所有县级领导干部而言,本书是长鸣的警钟。
腐败,历来是人类社会的阴暗面。从私有制产生以来,就有人用非法的手段掠取财富;而手中拥有某种权力的人更易于为自己换取不正当利益。缺乏制约的权力助长腐败,因为贪图享受的人,在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享受的条件下,会制造权力的“寻租”。观察这个社会现象,既要对过去、未来进行历史的“线型”思考,也要对东方和西方进行“横向”的比较。揭露和批判丑陋现象,是为了将其遏制乃至最终消除。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了新的战略机遇期,也进入了各种矛盾的凸现期。这对县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县级领导干部身处基层,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困难很多,在加强管理和监督的同时,理应给予他们特别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要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加快研究制定符合县级“一把手”岗位工作特点的考核办法,形成科学的用人机制和用人导向。在选拔任用干部、重大问题决策和廉洁从政方面,构建一套真正有约束力的管理机制。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的案头上始终摆放着《胡锦涛同志在会见中央党校县(市)委书记进修班时的讲话》。他在论述了县级组织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和县级领导肩负的重要使命后,对加强县级领导干部的综合水平和能力提出了历史性的要求。其重要内容正是本书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政治大背景下,在全国县级党委分批换届之时,本社应时应势推出此书,以期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为提高县级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为国家基层政权的长治久安,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