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在华日记。

1973年中期，美国在北京建立了对华联络处，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中国的最后一个领事馆关闭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一个外交机构。戴维·布鲁斯担任联络处第一任主任，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法国、英国和德国大使。他的日记记录了1973年到1974年间18个月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处于文化大革命晚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活的生动画面。

1973年中期，美国在北京建立了对华联络处，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中国的最后一个领事馆关闭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一个外交机构。戴维·布鲁斯担任联络处第一任主任，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法国、英国和德国大使。他的日记记录了1973年到1974年间18个月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处于文化大革命晚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活的生动画面。

布鲁斯日记表明了当时中国政策的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它记录了“四人帮”和邓小平为了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采取的策略，其中涉及到布鲁斯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交流看法的绝密电报，日记还可以使人们对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关于一些重大问题如台湾、贸易和战略核均势进行的会谈有所了解。

这本书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提供了关于这方面的丰富资料。尽管日记仅记录了18个月间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已表明两国在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关系逐渐取得了进展，尽管政府的态度有时也出现过动摇。这些进展是国际关系取得进展的真正的、持久的源泉。它们开始于戴维·布鲁斯的观察。

致 谢 

前 言： 布鲁斯在中国的回忆一一克莱尔·霍林沃思

主要人物表 

绪 论： 戴维。布鲁斯在中国(1973-1974)

第一章 “我开始把自己看成是马可·波罗了”(1973年3月-5月)

第二章 人住(1973年6月) 

第三章 走马上任(1973年7月)

第四章 “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依然是野蛮人”(1973年8月)

第五章 “我们在北京过得如此开心”(1973年9月) 

第六章 等待基辛格(1973年10月)

第七章 基辛格访华(1973年11月)

第八章 “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1973年12月) 

第九章 “我还没有交上一个中国朋友”(1974年1月-3月)

第十章 照常工作(1974年3月-5月)

第十一章 “一个参与者对一个巨大民族耻辱的感受”(1974年6月-7月) 

第十二章 告别北京(1974年8月-9月)

附 录1 上海公报，1972年2月28日(略)

附 录2 田中角荣一周恩来公报，1972年9月29日(略)

附 录3 蓬皮杜公报，1973年9月14日(略)

附 录4 北京公报，1973年11月14日(略)

今天早上，我与几位同事拜访了中国国家体委主任王猛。正如我所料，健谈、快乐的他谈到了《上海公报》的重要性，他还说，他认为中美两国间的友谊最有成效地表现在体育领域。他希望体育运动员之间应该增加交流。我们融洽地谈了一个小时，喝了好多茶水。

今天下午，我拜访了加拿大大使查尔斯·约翰·斯莫尔，感谢他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加密信息能使用他的通讯渠道。对他的成员来说，这一定是令人讨厌的过分的要求，因为在这周内，我们有时被迫在星期天、星期六和假日依赖他们传送信息，有时24小时发送信息。但是下个星期一。我们期望有我们自己的通讯系统。

斯莫尔，53岁，出生于中国，当时他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士，1973年10月成为加拿大驻华大使。1969年以来他担任过加拿大驻巴基斯坦高级代表和驻阿富汗大使，在伊斯兰堡有住处。

从安大略农业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和从多伦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49年他进了联邦贸易和商务部。在1955年他转到外交部前，他在海牙担任助理商务部长。在外交部远东司工作并在多伦多大学学习了汉语后，1958年他成为加拿大政府驻香港的贸易代表。在这期间，他参加了加拿大赴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团。1961年返回到渥太华，再一次在远东司工作，直到1963年他被任命为加拿大驻卡拉奇使馆参赞。1965-1969年，他担任加拿大驻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常驻代表。

斯莫尔对时事的分析能力和判断给美国官员留下了深刻了印象。他的妻子是琼·柯比·麦克尼尔，他有4个女儿。

我接见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学的赵元任教授，他由夫人陪同。这位知名教授在考究汉语书面语方面的观点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们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来自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周恩

P69来总理希望在晚上6：30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詹金斯、霍尔德里奇、普拉特和我大喜，并且准时到了人民大会堂。开始的时候，我们与他和他的同事一起拍照留念，之后，我们坐下来开始了相当亲切的交谈。

这位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的总理，是一位英俊、瘦削的人，长相出众，穿着浅灰色的、当时流行式样的制服(除了一个带子外没有其它的装饰)。他举止放松、得体，并且爱笑，幽默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对此人们不表示怀疑，据说他今天早上只睡了几个小时。他以有时看起来非常疲倦但思维从来不混乱而闻名。许多年前，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后曾评价说，周恩来总理是他交往过的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政治家。亨利·基辛格也这样认为，但是他还说周恩来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吸引力的男士。

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到了北京饭店，我们在北京饭店以非常低的价钱吃了一顿非常好的晚饭(中国的鱼子酱和伏特加酒)，与华盛顿的饭店的价格相比价格如此之低以至于我们都无法相信。

由于我们与这位伟人进行了会谈，我们感到非常得意，我们一直就盼望能拜访他。

P70

当1973年戴维·布鲁斯作为美国驻华联络处官员到达北京的时候，中国方面给予他的常规的“热情欢迎”是真诚的。尽管中国方面强调只要美国还继续承认台湾，那么，美国在中国的代表机构就不会是大使馆，但中国人还是将他称为“布鲁斯大使”。一个友好的表现是许多中国官员根据一部关于布鲁斯的、名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传记书籍称布鲁斯为“政治家和外交家”。毫无疑问，布鲁斯作为杜鲁门政府的美国驻法国大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美国驻西德大使和肯尼迪政府的美国驻英国大使的经历为布鲁斯赢得了极高的职业声望。

戴维·布鲁斯在战后不久作为美国驻法国大使开始了他的大使生涯，之后他就作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而闻名。他因为是第一个在二战结束时到达刚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巴黎远郊的美国人而在法国巴黎闻名。人们第一次注意伊万杰琳是由于她的美丽和自然的魅力，但是很快，这些优点由于她对政治的了解、睿智和杰出的谈话能力而暗淡。

作为驻巴黎的英国新闻记者，我是在一次特殊的午宴一一他们给予我的轻松的招待会上与他们相识的。不幸的是，在波恩我没有看到他们，但是我记得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热情地谈到戴维。在伦敦，他们作为外交家的成功和高效率达到了高峰。他们愿意与女王打交道，并且他们在那儿过得有滋有味，以至于他们在剑桥彼得豪思学院所属的皮卡迪利大街的静谧的奥尔巴尼大楼中租了一个小小的公寓。

无疑，他们令人瞩目的成功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戴维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方式，这些方式有时可以为他提供比他的同事更高水平的享受。尽管戴维和万杰得到当地人员的很好服务，但在危机的时候，他们两人也能从事繁琐的家务。我记得万杰在奧尔巴尼做烤饼和极好的下午茶的时候，据说，戴维在拖地板。

毋庸置疑，肯尼迪总统相信他们在伦敦工作得非常出色，伦敦大使馆的人也这样认为。令戴维的大使馆同事羡慕的是，戴维和万杰在巴黎和波恩的同事也这样认为。不仅一次地有报告说，戴维将成为国务卿，但是令伊万杰琳失望的是，戴维没有成为国务卿。然而，他们与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关系非常密切，基辛格博士经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拜访他们在华盛顿乔治敦区的家。戴维大使的官邸是我所看到的最有品味的一个。除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门和迷人的接待室，还有讨人喜欢的花园、游泳池、隐蔽的车库和供司机使用的小别墅。

当戴维离开伦敦的时候，似乎他的外交生涯结束了。但是国务院需要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家开始在北京联络处的工作。很明显，美国不能在北京建立大使馆，但是华盛顿与共产党大陆进行接触已经变得极为必要。最初的时候，尽管他们受到热情的欢迎，但是给予他们的是给外国记者类似的住宿条件。他们毫无抱怨地接受了，直到数周后，他们才搬到一个更大的、更合适的、距离市中心更近的地方。

万杰童年的一段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当时，她的父亲作为一位美国公使在那儿工作，这提高了她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我们多次走过她还是孩子时就熟知的地方。同时，戴维还同中国许多高级官员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包括与当时在中国非常有影响的周恩来总理的交往。毛泽东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那时他正处于他的妻子江青和“四人帮”的影响之下；那时，周恩来总理正艰难地领导着政治局和他的政府。

布鲁斯不得不应付一些难对付的访问者，包括《纽约时报》的赛。苏兹贝格。在中东战争时期，我就认识赛·苏兹贝格。赛。苏兹贝格与布鲁斯他们住在一起，期望得到与他在西方民主国家得到的相同的待遇。事实上，“邀请”他的中国人精心安排了一些特殊的旅程。我曾和他一起去了毛泽东的出生地，在毛泽东的出生地我们没做什么。当返回的飞机被延误的时候，他设法打电话给联络处并且向布鲁斯大吵大闹。有的时候，对布鲁斯来说，这种访问确实使得他与中国人打交道更为困难，尽管他们的名声不久就恢复了。

令人悲伤的是，不久就传来了布鲁斯将由乔治·布什代替的消息。当时，乔治·布什在中国还不是很受欢迎。事实上，一些中国官员后来向我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乔治·布什作为一位既没有影响力又不了解中国的高级官员能成为世界惟一强国的总统，而布鲁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却仅在布鲁塞尔从事一些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的工作，这证明民主还是有一些弊端的。

了解和崇敬戴维和伊万杰琳多年之后，使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对美国民主的贡献正逐渐赢得公众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