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正是针对这部分学生而写的。作者正视了这部分学生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受教育权利。作者指出,叛逆学生的挑衅行为是天性情绪或在压力作用的结果,是他们无法自我控制的,而目前教育界的一些做法加剧了这种挑衅行为。作者进而宣称,这些学生是可教的,能否使这些学生改变正是取决于教师们(包括家长)的努力。在作者看来,教育好判逆儿童不仅能使学生受益、家庭受益,而且能使教师受益。教育好叛逆儿童的教师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教师。
两位作者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一位从事了多年的儿童行为矫正工作,一位是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因此本书是一本具有很强实践性的指导手册。
本书应了时代的需求:对学校和教师而方,一方面,在如火如荼的课改中,尊重学生、尊重差异成为教师的行为守则,教师必须关注不同学生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社会规范逐渐模糊不定,学生无所适从,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行为失范,例如校园暴力、未成年人犯罪等比率都在不断升高。
本书致力于指导教师教育叛逆学生,使学生从绝望中找到希望,从愤怒中求得安慰,从失败中走向成功!它对我们的忠告是:
·理解叛逆学生行为,尊重学生个性差异
·保护叛逆学生尊严,让其自愿离开教室
·营造良好课堂环境,抑制叛逆诱发因素
·联合家长治疗学生,共探有效教育方法
·发展积极校园文化,确保学生身心安全
一则课堂事件
“贾斯汀,”老师命令道,“不要玩你的蜡笔,回去学习。”贾斯汀看都不看老师一眼,在课桌上滚着他的蜡笔,当蜡笔掉到地上时,他发出了愉快的尖叫。
注意到老师的恼怒,课堂的助教约翰逊太太伸出手恳求着,“贾斯汀,为什么不把你的蜡笔给我呢?”贾斯汀把蜡笔掷向约翰逊太太,击中了她的前额。
“贾斯汀!”老师惊叫起来。“够了!约翰逊太太,”老师对助手说道,“把贾斯汀带到办公室去。”
当约翰逊太太拽着贾斯汀来到办公室时,秘书伸手拿起了电话。“给他妈妈打电话?”她问道。不等约翰逊太太点头,贾斯汀从她手里挣脱出来,撞翻椅子,跑回到教室,而约翰逊太太在他后面紧追不舍。看到这场骚乱,秘书一把挂掉电话跑过去帮忙。
学校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贾斯汀这样的孩子。他们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叛逆挑衅的、反社会的、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ed)、行为障碍(behaviorally disordered)或严重的情绪困扰(emotionally disturbed)。无论被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这些孩子都有些共同之处。他们不听话,公开挑衅别人;一旦受到刺激,很容易发动攻击。20年前,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从未听说过这些被称为叛逆挑衅者的儿童,但今天许多班级里都有一位这样的学生。近年来出现如此之多的叛逆挑衅学生,不禁让人们怀疑情况是不是还会恶化。对这个问题有正反两个答案:“不,这不是事实”和“是的,事实确实如此”。
否定的答案(“不,这不是事实”)有一定的根据,叛逆挑衅儿童数量的增加只不过反映了术语上的变化。将儿童的行为界定为叛逆挑衅是1980年才出现的事情,那一年《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一次提到了叛逆挑衅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的诊断,并描述了与它相关联的行为特征。此前,表现出这些行为的儿童被贴上了其他的标签: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曾经认为这些儿童属于暴躁型人格异常(explo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ed);教师把他们归于捣蛋分子、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邻居们则称他们为被宠坏了的小鬼。被确诊为具有叛逆挑衅行为的儿童人数的增加,应部分归因于1980年更多描述性诊断标签的出现,也就是说,叛逆挑衅儿童数量上的明显增加是“新瓶装老酒”的结果。
肯定的答案(“是的,事实确实如此”)宣称得到广泛的统计支持。美国青少年的暴力行为在过去20年中急遽上升。今天的学校正在应付20年前闻所未闻的各种攻击性行为。阿肯色州的琼斯伯勒、俄勒冈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和科罗拉多州的利特尔顿等学校都爆发了恶性校园枪击案。此外,学校日常生活中不为媒体关注的学生违规、挑衅和攻击性行为正在迅速蔓延。正如利特尔(Little)所说的,“遍及各地,无所不在!”确实,从1976年到1986年,学校中情绪障碍学生增加了32%,此外,在富有乡村气息的佛蒙特州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发现,20%的日托班学生表现出经常性的攻击性行为。
斯道博(Staub)相信攻击性行为的流行源于美国典型的社会状况。具体而言,即单亲妈妈的家庭数量从1996年起增加了25%。1999年,新生儿中33%有未婚妈妈;6岁以下儿童中42%生活在贫困中或在贫困线上挣扎;而所有儿童中27%生活在单亲家庭中(通常只有妈妈)。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单亲或贫穷的父母更可能采取严厉的、反复无常的教养方式,而他们的孩子更可能变得违规、叛逆和富有攻击性。P1-2
“只有不会教的教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这是教育界许多理论学者所持的观念,但未见得能被所有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所接受。总有那么一小部分学生,让一些教师觉得无能为力,备感挫败。他们挑衅教师,欺负同学,甚至打架滋事,学业成绩更是惨不忍睹。教育是一个社会分流机制,学生往往在各种标准下被分为三六九等,因此有些教师也相当坦然地把这些学生划归为“不可教化者”,甚至在班级上公然宣称对他们的失望和放弃,承认“朽木不可雕也”,表示唯一的愿望是这些“害群之马”不要影响到其他同学。这种操作方法的结果是,被放弃的“朽木”在进入社会后往往也为社会所排斥。他们要么疏离社会,自我放逐;要么反抗社会,侵犯他人的安全和权利。总而言之,叛逆学生的人生往往走向失败。
本书正是针对这部分学生而写的。作者正视了这部分学生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受教育权利。作者指出,叛逆学生的挑衅行为是天生性情或外在压力作用的结果,是他们无法自我控制的,而目前教育界的一些做法加剧了这种挑衅行为。作者进而宣称,这些学生是可教的,能否使这些学生改变正是取决于教师们(包括家长)的努力。在作者看来,教育好叛逆儿童,不仅能使学生受益、家庭受益,而且能使教师受益。教育好叛逆儿童的教师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教师。
两位作者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一位从事了多年的儿童行为矫正工作,一位是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因此本书是一本具有很强实践性的指导手册:
1.建构了立体的教育方案。现实生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改变现实生活中的叛逆学生需要系统中各个部分的通力协作。有鉴于此,作者分别对教师、家长和学校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而且要求他们注意彼此之间合作,加强学生行为的概括化。
2.以三个案例贯穿全书。本书忠实地执行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所有的理论都不是泛泛而谈,总是围绕着一定的问题。在理论论证之后,作者必然佐以案例进行说明。书中涉及到多个叛逆学生,但贾斯汀(5岁)、卡桑德拉(10岁)和哈利(12岁)却是本书的主角,所有的建议都针对这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分别进行了说明,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3.贴近生活。本书难得的一点是,读者将会发现,所有的案例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当读到某个案例时,读者很可能会心一笑,或者惊叹:“原来可以这么做。”
除了以上这些特点,本书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作者是完全本着尊重学生的立场进行写作的,这体现在书中的许多方面(如第五章“让学生离开教室”)。又例如,作者非常务实地澄清了我们的一些误解(如第二章“常规方法为何失效”),启发我们必须针对叛逆学生的特点进行教育,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还有诸多优点,这里不一一列举,相信读者在书中自有体会。
本书应了时代的需求:对学校和教师而言,一方面,在如火如荼的课改中,尊重学生、尊重差异成为教师的行为守则,教师必须关注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社会规范逐渐模糊不定,学生无所适从,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行为失范,例如校园暴力、未成年人犯罪等比率都在不断升高。学校作为重要社会化机制之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部分教师已经发现,对于叛逆学生不能再放任不管,他们必须承担起重责。本书可以为这样的教师提供很多帮助。
对家长而言(尤其是城市的家长),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对唯一的孩子往往太过溺爱,形成了孩子异常叛逆的性格。与此同时,父母对子女又寄予了极高的教育期望,这构成了子女发展的压力,造成他们的反弹。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很可能从一个极端(溺爱)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严厉)。已有不少家长为此感到苦恼,我相信本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有效的策略。 本书的翻译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书中的语言和案例都让笔者感到亲切。但由于笔者的能力有限,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在这里向各位读者致以歉意,望各位在阅读过程中不吝赐教。
林玲
2006年春
童年,是保护儿童、满足儿童和教养儿童的时期,但这些都不是没有目的的。在这个发展阶段,儿童被期望习得知识和行为,与社会更大的信仰体系保持一致。在美国,教育儿童的责任被平等地授予家庭和学校——前者负责向儿童灌输价值观、道德、职业伦理和交往技能;后者负责教育学生如何阅读、写作和算术。在美国公共教育建立的最初300年内,分责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除了个别例外,家长将学生送到学校,学生也对逐渐迫近的责任通常抱着顺从、恭敬和上心的态度。学生来到学校准备学习学科知识,而学校中的教师以权威的姿态教育他们。等到学生从中学毕业,他们就准备接手成人的责任。
但是,随着近年来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5%~10%)来到学校,却没有做好学习学科知识的准备。当教育者试图进行教育时,他们就大发雷霆,拒绝合作。他们变得挑衅、不听话、好斗且有攻击性。他们不仅不学无术,而且具有很强的破坏力,以致对其他学生的教育活动造成了明显的干扰。即便这样的学生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行为如此严重,以致作为一个群体而言,他们已经成了教育中的危机。
教育者将会发现本书所介绍的技术,对解决叛逆学生问题非常有效。这些技术将通过为学生提供支持和组建体系来降低违规行为的频率和强度,也有助于教师进行班级的日常管理。但是,这些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学生之所以抵触学校教育的原因。这些学生因为不想学习学业技能而拒绝学校作业。他们离开学校时,缺乏必需的价值观、职业伦理、责任感和交往技能。因此,当教育者“教育”他们时,他们尖叫、抱怨、发脾气、扔东西……,以原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在他们识记其他的事实之前,他们希望确定当教育者在场时,他们的情感是安全的;在他们思考阅读小短文的意思之前,他们需要得到这样的保证,即他们是受重视的,是被接纳的;在他们写出一个故事之前,他们需要知道有人关注他们的故事。这些学生并不需要“教师”。他们需要教育者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主要是通过示范),如何建立和维系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谁会将这种关系作为灌输价值观、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基础。
正如教育者从1975年94—142公法中要求“教一切学生”的条文中受益匪浅一样,他们也会从学习如何有效地教育叛逆学生中得到“回报”。学会有效教育叛逆学生的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将发展出很高的情绪成熟水平。他们将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将使他们在课堂之外也能获益。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教育者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他们对自己班里品行障碍学生的生活影响甚微。学校并不是导致这些学生变得叛逆、挑衅的罪魁祸首。它只是对学生提出诸多要求的场所,迫使学生直面他们的人格缺陷。这样的学生需要综合的治疗项目,该项目除了为学生量身定做的教育服务外,至少还要包括家长培训、学生培训和可能的精神药理学支持。缺乏上述服务,叛逆学生极有可能长大后成为反社会成人。
不过,教育者对学生的关爱约束着他们。他们并不能置身事外,因为社区中没有一个机构或协会能够提供综合治疗服务,来满足叛逆学生的需要。学校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但学校最终会在为叛逆、挑衅学生提供的综合服务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