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合传统文献再了和考古发现，对先唐文学进行了双重论证。其内容分三编:文论编、文学编和评论编。通过对本书内容的阅读，我们将对先唐某些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王运熙序                       l

曹道衡序                       3

文论编                        l

 殷商甲骨刻辞文艺思想因素考论            3

 西周铜器铭文文学功能思想考论            42

 “诗言志”复议                   60

 先秦文论佚文考略                  77

 从几则佚文看先秦诸子的言辞观及其趋同倾向      97

 先秦至唐代比兴说述论                1ll

 上博馆藏战国楚简《诗论》作者复考          122

 上博馆藏战国楚简《诗论》简序复排与简文释读     137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新解           152

 从《原道》篇看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          158

文学编                        169

 《公莫舞》古辞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171

 蔡琰作品研究的世纪回顾               186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201

 20世纪最后二十年江淹研究述评            214

 顾炎武研究《昭明文选》的成就及不足         228

评论编                        247

 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解读            249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26l

 郑州大学古籍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述评     268

附                          281

后记                         285

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生命意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生死意识，二是人们实现生命价值的意识。文人是生命意识最活跃的阶层，魏晋士人又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一族。本文试图以《世说新语》为实证，对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作一粗浅勾勒，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我们的先民最初仅把死亡视作一种偶然现象，后来当他们醒悟到“人皆有死”时，便开始到神话中去寻找生命的永恒了。随着秦皇汉武寻求长生之举的屡屡失败和东汉谶纬之学的信誉扫地，东汉文人不得不拂去关于死亡的层层迷雾，再次正视“人生短暂”这个严酷而又非常明白的现实，所以，感伤人生短促便构成了东汉文人诗如《古诗十九首》的核心主题。如果说由于儒学束缚，东汉文人对死亡表现出的忧伤和无奈还有些难为情的话，随着儒学衰微和玄学的勃兴，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悲恸表现则要率真、任情多了。

据粗略统计，《世说新语》涉及自然死亡内容的三十余则故事中有十则与我们的论题有关，主要集中在“伤逝门”中。如第3则王济死时孙楚“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第4则王戎丧P201子，“悲不自胜”，山简“更为之恸”；第6则卫玠死时“谢鲲哭之，感动路人”；第7则顾荣死时“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第10则王漾死时刘悛“因恸绝”；第11则法虔死后，支道林伤心过度“却后一年，支遂殒”；第12则郗超死后郗倍“一恸几绝”；第15则谢安死后，其仇人王殉“直前哭，甚恸”；第16则王献之死后王徽之“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德行第一·29》载，王导的长子“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惑溺第三十五．2》载，荀粲“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如果把这些故事中各位名士为死者尽哀的行为理解为他们对亲人、亡友的感情真挚笃厚也不能算错，但我们却并不这样认为，因故事中生者与死者之间并非都有血缘或亲情关系，有的甚至积怨颇深。我们的理解是：其一，这些故事主要表现了魏晋名士强烈的求生欲望。尽管魏晋士人多有着深厚的老庄、玄学、佛学理论素养，能讲一通生死只不过是气之聚和散的大道理，但在本能和情感上他们却又对生命非常珍惜，对死亡极为厌恶，他们从死者身上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进而才“兔死狐悲”，为自己也将要走向死亡而悲痛欲绝；死亡甚至消除了他们之间的仇恨，因为从最原始的存活意识的公平性出发，仇恨在消殒的生命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人们的着眼点都落到了自然生命的存活与否之上了。其二，这故事还表现了魏晋士人任情率真的独特风采。正如王戎所官称的“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伤逝第十七.4》)。这些名士面对死者所表现出的看似失态的凡夫俗子般的恸哭、哀嚎的举动，正是一种至情至性、展示真我的“魏晋风流”，他们不愿意像礼法之士那样克制自己的情感。即便如桓温这样的铁腕人物，也不想掩饰自己乐生恶死的真情。北伐途中，他见到自己以前种的柳树已十围，不仅慨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而且还“泫然流泪”(《言语第二·5》)。他的泪水里虽有功业未就之叹，但更多的还是对人生短暂的悲伤。P202

在赴丧故事中还有比恸哭方式更能展示魏晋名士真我风采的怪异行为。如曹丕率众学驴呜而葬王粲(《伤逝第十七．1》)、孙楚仿驴鸣而悼王济(《伤逝第十七.3》)、张翰弹琴慰顾荣(《伤逝第十七.7》)、王徽之摔琴恸献之(《伤逝第十七·16》)等等。以常人看来，这些怪异的举动发生在宾客云集的吊唁场合，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当孙楚面对王济的尸体摹仿驴的声音放声大叫后，“莫不垂涕”的“宾客”们都破涕“皆笑”起来。然而从孙楚个人讲，他又是真诚甚至虔诚的。他认为王济生前最喜欢听自己学驴鸣，此时用驴鸣为朋友送别才是对朋友最深切的悼念。所以面对宾客的笑声孙楚勃然大怒道：“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可见。那时吊唁者的怪异举动都是为满足死者生前的某种爱好而作出的，这就潜藏着吊唁者们一种共同的心理期待：那就是他们希望人死后灵魂仍然有知，能感受生者的美意，说到底还是企求生命永驻，厌恶死亡的降临。P203

徐正英同志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论文集将于近期内公开出版，为之十分高兴。

正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执教于河南省安阳师专(今安阳师院)，着重教元明清文学。上世纪80年代进人复旦中文系助教硕士课程班学习，重点移至汉魏六朝唐宋文学与文论方面。当时我在该班任教，与之相识，他学习态度的认真坚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返回河南，不久即转至郑州大学中文系工作，担任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课程。上世纪末，又去西北师范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其方向是先秦文学与文论。去年，博士生毕业后又去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后，继续学习与研究。

正英同志的教学研究方向，由元明清文学上推至汉魏六朝唐宋文学，再上推至先秦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几个阶段，他都涉猎过了，并在某些点上作了深入钻研。这一过程不但使他视野广阔，而且培养了明晰的分析判断能力。收集在本书中的论文，上自甲骨、金文中所表现的文学思想，下逮顾炎武对《文选》的研究，是他近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写成的研究成果。他的论文写得认真细致，注意发掘搜集有关资料，进行仔细的剖析，不故作惊人之论，但论断大致客观合理，并往往有自己的使读者获得启发的见解。总之，论文内容使人感到充实、合理并有新意，这应当说是很不容易的。

正英同志为人热情豪爽，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业务执着追求。他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还时常在郑大文学院兼任一些工作，为此时常奔波于两地之间，辛劳而不叫苦。他在科研方面已经取得相当良好的成绩，但谦谦毫不自满，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这都令人感动，佩服。环顾当今国内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年轻学子在选择研究方向与对象时，往往希冀速成，避难就易，学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人多，学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人少，因为后者古汉语的难度要大得多。与此相反，正英同志搁置原先较熟悉的元明清文学，转攻汉魏六朝以至先秦文学，其舍易就难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相信他本着这种精神孜孜不倦地继续追求，今后一定会取得更加良好的成绩，并将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王运熙于沪上寓所，时年七十有九

二OO四年十月

出版论文集的本意，是想对自己过去二十年读书教学心得做个总结，以期结束学术上的纯粹积累和爬行学步阶段，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时期。既然是总结过去，因而决定收文求“全”，除知识介绍和赏析文章外，凡1983年大学毕业至2003年博士毕业晋升教授二十年间撰写并刊出的五十篇学术论文和教研论文悉数收人。但随着对打印稿的校读，内心渐渐不安起来。过去曾为之沾沾自喜的文章，今天读来却感到颇为稚嫩单薄，为了对读者负责，决定改变初衷，变“全本”为“选集”。经过几轮淘汰，初步确定保留二十五篇文章，后接受出版社关于选文时段宜相对集中的建议，又删除了唐代以后全部篇目，最终确定十八篇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学思想的论文人选。恩师曹道衡先生为该书取名日：《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因我的教学和研习经历是从元明清文学时段逐渐向上逆推的，并且先文学而后文论，因此收入本集的文章自然是近十年的成果，其“文论编”更主要是近几年的新作。故而本论文集的缺憾颇为明显，其未能人选自己前十年的研习成果(其实前十年也确有一些自以为质量较高的文章，如《韩愈柳宗元山水散文艺术比较》、《苏辙史论文的舒缓平和之美》、《长生殿主题矛盾辩》等)，为弥补这一缺憾，便将全部论文目录及所载刊物按时间顺序附于书后，以备有兴趣者浏览。

回顾自己二十年来的研习经历，不免有“沿波讨源”，迟入“法门”之叹。按治国学正道，当先从小学和先秦文献做起，打下坚实根基后，再量力而行，逐渐往下段推移，而我却正好倒了个个儿，大学时代喜欢现当代文学，大学毕业后服从教学需要重点研习元明清文学，进而唐宋文学，再进而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论，直到不惑之年，从恩师赵逵夫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才最后落脚到先秦文学与文学思想研究，而此时记诵原典夯实基础的年龄早已错过。所以，总有底气不足、力不从心之感。直至最终避熟就生，把研究重心放在先秦两汉出土文献和佚文方面才算找到了自己的“根据地”，终于有了学术上的归宿感。实践证明最后一步选择是正确的，围绕先秦出土文献和先秦佚文所做的博士论文《先秦文学思想考论》，不仅受到王运熙、曾繁仁、叶君远、张崇琛、霍旭东、俞绍初等专家的褒奖，被评为西北师大优秀博士论文，而且从中摘发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几篇长文多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这些鼓励使本人的信心增加不少。我将努力在这块属于自己心灵寄托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下去，直至有较大的收获。

拙集的出版得到不少师友的关怀与帮助，借此奉上我的真诚谢意。恩师王运熙先生、曹道衡先生乃当今学界泰斗，均以近八旬高龄为拙集赐序，其奖掖之情，没齿难忘；恩师杨明先生，热情为拙集联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其拳拳之心，令人动容；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先生，慨然允诺接纳拙集，其弘扬学术、扶植愚学之意，令人感佩；责编冯海荣先生，学富业精，纠谬指瑕，惠我良多，令人折服；郑州大学曹策问校长划拨校长基金资助拙集出版，倍感温暖；学生兼同事李琳、王士祥帮助审阅遴选文稿，并提出重要编选建议，学道不孤，颇感欣慰。他们的情谊怎一个“谢”字了得!

徐正英

2004年12月20日记于郑州雕虫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