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神秘面纱被无情扯落,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开始上演。在这部悲剧有条不紊演出的中间,却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非凡人物,减缓了“崩溃”的节奏。恍然间,帝国的荣光好似将被“复兴”。孰又料到,中兴变奏曲甫一开始,立告结束。时代的车轮轰然碾过,尚未展开的笑容被压成一道道形状诡异的车辙。多年後,烽烟渐散,风波已定;那些笑容(还有泪痕),那些生动丰富的往事,那些被称作“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後抵抗”的诸多细节,不能不被重新检视。《天下残局》看似皆小故事,但这种工笔描绘了晚清社会的一种氛围。或许看了这书未必知道晚清的大事以及年份,但可以知道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代表者是如何做事的,从这个基础所渲染的氛围中,有些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界在方法上开始了“向下看”的转型:注重底层经验和生活细节,从细小的人事入手“重写”历史,试图恢复历史曾经的鲜活与生动。相对于以往历史叙述注重“宏大”而言,这种讲究“微观”的方法,使人们对历史的印象悄然发生着转变。 《天下残局——断章取义说晚清》——一部有关晚清的“微观史”,采用的便是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书中讲述的人事,几乎全部出自细节——皇帝与大臣间的奏折、清史档案、挽联、书信、日记、时人笔记、乡间故事……作者谭伯牛,看起来是位颇为敬业的“细节爱好者”。 与历史课本上惯常使用的“宏大”条约、法规、条例相比,他使用的材料细微、真实、盘根错节,这也构成了本书最为迷人的因素。实际上,正是借由这些细节,我们看到,晚清时中兴英雄曾国藩,与读者想象的“大人物”不一样:即使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还是有点“看不开”:对青年时的“同进士”经历总是耿耿于怀(《如夫人与同进士》);部下对其娶妾一事进行质疑时,曾国藩表现得既“聪明”又有点“赖”(《娶个小妾挠痒痒》);他还因为喜欢给活着的好友作挽联而得罪了朋友(《二包公司》)……“不起眼”的细节,其重要性在于使曾国藩恢复了人的“本来” ——他有欲望、也窘迫、也痴迷、也有无法排遣的病痛。他既不是被民间图书神化的人物,也不是庸俗化的,劣质文化的代表者。 除去大人物的小事件,作者的细节爱好还显现在他对小人物的关注。在一篇有趣的《刺马》中,小人物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是故事的核心,作者以民间对张文祥刺杀动机的各种传言为背景,描述了一段晚清时政坛的风云变幻。老实说,与晚清时数不清的赔款、大大小小的战争相比,张文祥的故事真是微不足道。如果不是因刺杀两江总督,如果不是与曾国藩与慈禧有关,他的生活及命运怎么会被记起? 但正是这样的“有关”,作者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是一出政坛波动的“风眼”。曾国藩的狡猾、官场上的敷衍、各种关节交相织缠,使晚清政治的风云以“特写”形式得到还原。 而张文祥最后被杀害,则显现了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中的无奈。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所认为的,人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作为关系网中的一个因素,人,或者具体地说吧,一个小人物的际遇,折射的却可能是整个社会的符码意义。 如果说中学课本中讲述的、与屈辱、黑暗、恐怖和压抑有关的晚清史曾顽固地占领着我们的脑海,《天下残局——断章取义说晚清》的细节,则为我们记忆中的晚清图景提供了别样想象的空间。 尽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诸多历史细节如此生动,但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从浩瀚无穷的历史资料中寻找、发现“真正”的细节委实不是件轻松事。研究者之于历史,是对话,是探求,是发现,同时,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有关想象力的角斗。这需要花费苦功夫,亦需要洞察与穿透资料的能力。毫无疑问的是,本书作者具有了这样的能力:对人物行为合情合理的推断、对历史现场的感受、对细节的分析……事实上,他对史料之间关系的梳理,使得细节不再是散沙,而变成有意味的情节。比如在有关同治皇帝的讲述中,我们既知道这位年轻的皇帝喜欢光顾下等妓院、在北京城的某个地方他曾引吭高歌引起听众叫好的经历,也知道他曾去琉璃厂批发宣纸,冒充举人与当时的考生们套近乎……年轻的、受情欲困扰的同治皇帝,因为这些有意味的情节,显现出其性格中与“普通人”相似的一面:贪玩、不安分、好奇、渴望摆脱束缚。 当然,读过这本书的读者恐怕都得承认,晚清的人事看起来已然生长在作者脑海。说起每个人的故事,他如同讲述身边人的掌故一般信手拈来。——让作古之人事从史料中活起来,是本书最为生动与有趣之处。老实说,活起来的历史人物,带给读者以阅读的愉悦。
1912年2月12日,溥仪与民国政府签订《清室优待条件》後,正式宣布退位。清朝灭亡,直接原因是去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而辛亥年之所以有革命,多少要归功于十一年前的义和团暴动;暴动激成八国联军进京,加快中外接轨的速度,为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义和团暴动之所以发生,则有赖于前数十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为之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和腐朽官僚政治这两份催化剂。而看似突如其来的外患(鸦片战争)内忧(太平天国),则在乾隆朝以後便开始萌芽。道光皇帝旻宁生逢其盛,两件大事都赶上了。 旻宁熬到四十岁才当上皇帝。他上台後执政约三十年,其执政风格可概括为“老成持重、讳言变革”八个字,正如龚自珍诗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漫长而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谨慎、稳重的性格是旻宁赖以最终取胜的法宝,当上皇帝後,这种性格自然衍化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风格。将这种执政风格加以量化和制度化的功臣,则是军机大臣曹振镛曹文正公,今日不赘述文正公在军国大政方面的举措,只讲一条他在书法上的指导性意见,庶幾能见微知著,看出曹氏在政治学上的高深造诣。 如果说天下太平是治国的最高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表征就是太平无事。果若无事,反映在臣子们的奏摺中,便是报报流水账,说一说套话。经过十馀年努力工作,旻宁自信天下差不多已经太平,可是,京中外省官员们的奏折依然长篇累牍,批阅起来,不胜其繁冗。看来,不是天下不太平,而是大臣太RAP,怎么办呢?曹文正公出了个主意: 国家承平以久,天下本无事,但是,一些人偏就喜欢危言耸听,没事要找话说,小事往大里说,以博取善于办事的虚誉。皇上若因此怪罪呢,不免蒙上拒谏的恶名,他还捞着个敢言直谏的名声;但篇篇都看呢,实在又费时费力不讨好。我说哪,皇上今後看摺子,压根别看他内容如何、事情曲折,而是专挑那字体来看。凡奏折字体不用馆阁正体,学这个碑那个帖的,统统给他拈出来批评;要还有笔画错误、重字漏字的,就给他罚俸降职。他们若见皇上对字体纰漏这种细节都严格要求,自然就明白了皇上持重为体、不事虚言的心思,今後再有陈奏,必然深思熟虑,出言慎重,不敢造次了。 主意不错。旻宁依计而行,逮着幾个点背的重重处罚。杀鸡儆猴,立竿见影,此後章奏便“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了。通过奏摺看国势,俨然一副太平无事的气象,道光帝和文正公不由得相视而笑。 于是,在君臣愉快的笑声中,英国军舰“有事”于东南,洪秀全在南方小镇创立了拜上帝教。大清国,出事了。P5-6
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其次,是文体的杂,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
杂,所以不好取名。不好取名,就偷懒,取材于书中某文之题,小作改易,想了个《曾国藩叫我起早床》,如前撰之《战天京》,也是这般偷懒取的名字。朋友们更简称为《叫床》,大加好评,但是,策划人不同意,理由有二:一,“曾国藩”三个字,今已成为各类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二,近来好卖的历史类书籍,书名都很“大气”。“曾国藩”如何与假冒伪劣挂上钩,我所不解,“大气”是什么模样,更不可想见。然此说又不得不重视,盖因已是21世纪,各行各业都应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否则逆潮而动,是所谓“拍脑袋决策”,将被讥为土老财、暴发户之作派矣。然则怎么改?却没了主意,一球踢回策划人,彼心早有成竹,报日:天下残局。
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 “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天下残局两个词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烩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又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前谓甫闻“曾国藩”三宇成了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蒙所未解,稍稍一想,却又解了几分。策划人所说,无非是指打着曾文正公招牌的各类“权谋”、“秘术”的“成功学专著”。《挺经》、《冰鉴》之类,是假冒;自民国以来,市面上全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曾氏“心法”类书籍,不论分类辑录还是夹叙夹评,则是伪劣;只有两种例外,一是王定安《求阕斋弟子记》,一是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前者比次史料,后者兵家别裁,对读者来说,有利无弊。
假冒伪劣,实不足论,值得讨论的是,明明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却群趋若鹜,何解?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勘定大乱,本就是桩奇事,何况这桩奇事距今不过百余年,依能近取譬之旨,取之为素质教育、终生教育的教材,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梁启超、蔡锷、蒋中正、毛泽东等近代伟人都说过服膺曾氏的话,至奉为国人楷模,正合名入广告的通例,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社会人群之争竞,于今为烈,而人性莫不渴望捷径、乐闻秘技,恰有人投其所好,炮制出借名曾氏的成功指南,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有此三般不得已,此类假冒伪劣书籍欲不大行其道真不可得也。于是,造成了怪现状。一边是曾国藩被神化,其人之名号,几能点铁成金,促成书籍的畅销;一边,却是曾国藩被庸俗化,大书其名的印刷品,竟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他那幅头戴官帽的苦脸标准像,竟成了劣质文化生活的注册商标。曾氏地下有灵,将以为幸耶,抑为悲也?
当然,曾氏之灵的悲喜,不足概括世人的悲喜。鄙人之浅识,亦不足体会世人的悲喜。编撰这册小书,于世人之悲喜,亦无能增减之。更何况假冒伪劣之讥,实亦未自信能毫不领受也。但是,这些败兴话,还是得说,决不后悔,哪怕读者一朝省悟,误将鄙人也划入劣质书籍作者的行列。嘻。
牢骚发完了,读者请翻至任何一页,胡乱读之,聊当遣日。
是为序。
二月十一日,岁在丙戌。长沙谭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