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一书汇集了国内外对抗战文化颇有研究的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以史实为基础，对抗战时期“救亡与发展”的文化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这不仅是对抗日战争这段重要历史的缅怀，对抗战初期主要兴起于武汉的抗战文化的缅怀，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抗战文化的分析研讨，总结出有利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经验和启示。

本文集收入论文60篇，分别按抗战时期的学术和教育、文化抗战和抗战文化、中共与抗战、日本的文化侵华和奴化教育、抗战时期的经济和外交等主题编选，排名不分先后。

序

序二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新文化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主张及其实践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演化

党在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主张与实践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论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交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道德救国思潮管窥

抗日战争中的现代新儒家

抗战时期冯友兰的哲学转型

抗日战争时期京剧发展述略

抗战小说：叙述立场的三次变化

评爱国诗人王冷斋的抗战旧体诗

《财主底儿女们》：救亡背景下的国民性展示图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活动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一瞥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的教育事业

中英庚款“退款”与抗战时期的西北教育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湖北高等学校的内迁

车向忱与东北竞存学校的抗日救亡

抗战时期企业文化略论

抗战时期内迁企业员工的爱国精神

论华侨抗战文化的特点

抗战时期《东南日报》的南迁及其出版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的山东报业

罗家伦与中央大学的战前精神动员’

学术与抗战：《独立评论》对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理性主张

史沫特莱与中国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文化重心的变动

抗战时期的贵州民族文化调查研究

抗战期间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述论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文化基础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损失”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皇民化”运动及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

抗战时期香港教育简述

论抗战时期日伪在湖北沦陷区的文化控制模式

统制与附庸：沦陷时期武汉殖民文化教育的形成及其形态

论武汉沦陷时期殖民文化的本质与特征

沦陷时期日伪控制下的武汉教育

试析沦陷时期武汉(汉口)市教育局的演变

武汉沦陷时期张之洞的历史际遇

试论沦陷时期日伪在武汉的基础教育

民族文化认同困境：周作人附逆行为的后殖民启示

沦陷时期亲日派文人沈启无的文学活动

抗战时期鄂东日伪司法组织述论

抗战时期汪伪的重要喉舌——《中华日报》

毛泽东与武汉抗战-

论中共在抗战时期对农村的整合

论妇女运动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商入团体与抗战后方的经济统制

抗战时期火柴专卖的枢纽

战时日本对中国钨砂的劫掠与国民政府的应对

简论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形成的表现

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及其活动

抗战时期晋系地方实力派对蒙古族的研究及其

 宣传工作：以蒙汉同源说为中心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新疆的筹划

浅析1941年国民政府为遏制美日妥协谈判所

采取的对策

抗日战争学术研究与基础教育的文化断裂

近十年来抗战文化研究述评

后记

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过去，我们将这两个战场称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共所统辖的部队也曾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国民政府军事机构也曾辖有两个敌后战区即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也有相当一批国民党军在敌后作战。

两个战场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中对此作了精辟论述。历史事实证明，没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对日军进行牵制、打击，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所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反之，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国民政府各支部队与日军的多次大规模作战，牵制众多敌军，则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日军打击、摧残，将更严重。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价两个战场上国共双方军队在对日军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贬低甚至否定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的、不客观的。

两个战场的划分，主要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最初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均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共所属的第八路军(辖第115师、120师、129师)在正面战场配合友军作战。譬如在山西战场，在长城抗战、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中，第115师、120师、129师分别在国民党部队的侧翼配合作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山西战场的作战是国共双方军队相互配合最好的时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其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华北地区国土不断沦丧，中共改变战略，将主要军事力量挺进敌后作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其双方已经很少有战役上的配合作战了。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以数十万兵力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即豫湘桂作战)，国民政府的主要兵力已被压到华南及西南地区。这时，中共军事力量在北方诸省敌后牵制大量敌军，在大的战略上配合与支持了国民政府所辖部队在南方的作战。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主要进行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在世界战争史上，游击战主要对敌人进行骚扰、破坏等活动，对战争只起辅助作用。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它具有战略意义。中共兵力弱小、装备落后，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在其所进行的数万次大小战斗中，积小胜为大胜，起着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的重大作用。

而正面战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起着主战场的作用。在22次大战役中，虽然较多地打了败仗，但是也大量地消耗了日军的实力。有的战役，战略战术运用得很好，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如台儿庄战役是阵地战与运动战结合，实现战役胜利的典型，可惜这类战役在抗战时期太少了。也有些战役打得十分惨烈，如淞沪战役、忻口战役和常德战役等。我们经常批评的豫湘桂作战，虽然国民党当权者有消极避战思想，但是国民党的官兵作战仍十分英勇。衡阳战役，中方以1个军的兵力与敌4个半师团激战47天，我方官兵伤亡殆尽。国民党杂牌军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有种种矛盾，但是大敌当前仍能团结御侮。从民族战争的视野全面考察两个战场的关系并给予科学的定位，仍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P6-7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6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一场殊死搏斗，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打击日本侵略者，最终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用抗日战争的生动历史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对于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武汉作为抗日战争初期全国的抗战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哨，在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作出过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其中，主要在武汉兴起的抗战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平、津、沪、宁相继失守后，国民政府机关、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迁来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实际首都和指挥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前方将士英勇杀敌。这期间，全国各地文化界人士云集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经过爱国文艺界人士的共同努力，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周恩来同志到会致辞祝贺并当选为名誉理事，他还参加过“文协”的许多重要活动。“文协”成立后出版《抗战文艺》杂志，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响亮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地农村宣传抗日；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战文艺工作团赴西北、中原战场采访，出版《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提倡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这些，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抗战，支持和援助我国军队抗战，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救亡与发展”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旋律。正是抗战文化的凝聚和激励，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全国各族人民才会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抗战文化是救亡之源、民族之力、国家之魂，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在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一书汇集了国内外对抗战文化颇有研究的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以史实为基础，对抗战时期“救亡与发展”的文化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这不仅是对抗日战争这段重要历史的缅怀，对抗战初期主要兴起于武汉的抗战文化的缅怀，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抗战文化的分析研讨，总结出有利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经验和启示。

众所周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代先贤英烈的梦想与追求，为此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现在，我们要珍惜机遇，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

(刘善璧，政协武汉市委员会主席)

2005年8月3日一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江汉大学联合主办的“救亡与发展：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汉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教授主持了大会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主持了大会报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严昌洪教授主持了大会交流，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乔天佑主任主持了大会闭幕式。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新闻媒体都播发了会议新闻，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荆楚网、汉网、武汉政务网等网站转发了相关新闻报道，《光明日报》、《抗日战争研究》、《社会科学》、《江汉大学学报》等报章杂志刊发了会议综述，会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会议共收到论文102篇，本论文集编纂委员会对收到的论文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和筛选，最后收入论文60篇，分别按抗战时期的学术和教育、文化抗战和抗战文化、中共与抗战、日本的文化侵华和奴化教育、抗战时期的经济和外交等主题编选，排名不分先后。由于篇幅所限，未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与会的硕士研究生提交的论文及少数与会议主题完全无关的论文一般没有收入，入选论文也均被压缩，不妥之处敬请谅解。本着百花齐放的方针，各论文均为论者的观点，编者仅作文字上和格式上的处理。

会议筹备和召开期间，武汉市政协主席刘善璧，武汉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刘彩木，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李昌禄，江汉大学党委书记余茂才研究员、校长李进才教授等领导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主任乔天佑、副主任解家麟，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教授等领导运筹帷幄，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作出了圆满的安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严昌洪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张艳国研究员为会议的召开和主题的选定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殷小琴、肖引、邓正兵、杜鹃、揭光虹、胡鹏等同志为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邓正兵、赵炎才、张克兰、方秋梅、胡鹏等同志为论文集的筛选和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说明，并一并表示感谢!对人民出版社慨然应允出版本论文集，对编辑马长虹先生的努力和工作，也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论文集编委会

200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