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独立宣言》的作者，他是宗教自由的最初倡导者，他是路易斯安那的购买者，他曾将自己的当选称之为美国的第二次革命，他把权力当成他的敌人……他就是美国总统史上最富有争议性的一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本书为读者描述了这位美国民主的先驱。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他起草了举世闻名的《独立宣言》，以不可思议的低价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在政治舞台上，托马斯·杰斐逊可谓功盖千秋。但退隐山林之后，他却面临另一种生活境况。8年总统生涯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各种开销，反而使杰斐逊欠下5万多美元的债务。1826年7月4日，在《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的当天，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的家中与世长辞。

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一次决定性的选举

第二章 规范总统权限

第三章 在共和的形式下解释宪法

第四章 痛苦的连任

第五章 争夺西部

第六章 外交政策陷困境

第七章 关于托马斯·杰斐逊

后记

大事记

资料来源说明

1801年3月4日，一个50多岁的削肩高个男子从美国首都的一所大房子里走出来。他就是托马斯·杰斐逊，此时正赶去参加他的美国第三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不屑于高官与卫队的陪同，只和他的朋友以及支持者们一道迈步走向国会大厦——在那里，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将主持总统的就职宣誓。记录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只有亚历山大民兵分遣队的致敬和聚集在国会大厦台阶上的普通百姓的鼓掌声。并且，杰斐逊拒绝了四年前约翰·亚当斯曾炫耀地佩戴过的宝剑。这35年来，他一直是众人注目的焦点，而如今他将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治理这个国家。即使在今天，仍有近乎半数的选民认为他的理念是相当激进的。当杰斐逊宣布就职的时候，由于残酷的竞选运动和激烈的投票选举所造成的那些创伤还没有痊愈。

这天开始得并不顺利。早上，第二任总统怀着对自己失败的愤怒悄然地撤离了白宫，只给杰斐逊留下一张简短的便条，告诉他白宫的马厩里还有七匹马和两辆马车。在总统任职即将结束的时候，亚当斯曾指派许多法官继续监视他的继任者在白宫的生活。尽管杰斐逊赢得了选民们的广泛支持，但他现在仍然要面对来自最高法院和联邦党人内阁的顽固反对。

首席法官马歇尔是亚当斯所有午夜任命的法官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和杰斐逊一样都来自弗吉尼亚州，在即将就任的政府中都没有朋友。“今天……新的秩序开始了，”他那天早上这样写道，并不吉利地补充说，“民主主义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思辨的理论家，另一类是专制的恐怖分子。我不认为杰斐逊应被归入后者。”这绝不是新总统在饱受了选举的痛苦折磨之后所希望看到的人们对他的印象，但它确实是人们的真实反应。竞选运动已经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和恐惧感。在过去的lO年里，尖锐的政治斗争已经粉碎了开国者们对于所谓大公无私的国家领袖的幻想。

当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就任总统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党派斗争竟会威胁到宪法所竭力保护的公民和平。《联邦党人报》曾向民众列举过宪法的种种好处，它所推崇的其实是特定阶层的多数人参与竞选，而不赞成永远由多数人组织起来去赢取选举。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无疑都想将联邦党人驱逐出政府。但是，当他们因不满华盛顿政策的精英倾向而无形中向公众靠近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政党政治的先驱。他们猛烈抨击亚历山大·汉弥尔顿的财政计划，急切呼吁联邦政府改变对英国的倾斜政策，这些都暴露出他们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巨大分歧。在分裂的独立战争领导权背后隐藏的是更深刻的矛盾。很快，选民之间也出现了分化。我们倒霉的亚当斯就是在这种党派斗争的阴影下开始执掌他的总统权位的。这期间，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像台球一样彼此相互冲撞。《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的颁布，本来旨在限制新闻报纸发表对政府的攻击性言论，结果却惹起了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的决议案。而和法国之间的半战争状态又致使军备不断扩充，更遭到了纳税人的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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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的美国在政治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从欧洲众多的殖民地中一跃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一个君主制世界里的共和国，一个广泛建立在有产家庭农民基础上的独特社会。尽管奴隶在全国人口中占到了15％(在南部诸州则占到了40％－60％)的比例，但这个可怕的事实却无法阻止美国的领袖们热情洋溢地宣扬人的权利的不可剥夺性，并以此来为他们的革命进行辩护。独立给美国带来了自治政府，但自治政府不同于共享民主制，它要求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实行一种更彻底的转变。托马斯·杰斐逊继任总统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促成这样一种激烈的转变，以使美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虽然是一个容忍奴隶制存在的国家。

在领导美国走向民主制的进程中，杰斐逊也将他的自由信念赋予这个国家。他在成功地限制了政府权力的同时，也成功地保护了非官方的公众领域，使人民能自由结社、自由议政和交易。这些公共生活所涉及的诸多方面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以致我们往往想不出，正是这位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从美国诸种可能性的箭筒中拔出了这样两枝利箭——共享政治和有限政府。

正如21世纪的前10年一样，19世纪的前10年世界也处在深刻变化之中。不同的是，今天的全球化运动拥有许多的支持者，而在1800年则很少有人相信民主制度。在那个世纪之初，精英政治的论调盛行于美国上下。平等精神虽然使一些哲学家和改革家深受鼓舞，但周围的人却很少能真正理解平等主义究竟为何物。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独立战争的最高领导者——把政治的独立视作他们伟大的胜利。他们认为更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就是要着手改变社会的无序状态，结束这种自漫长的独立战争以来就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混乱局面。

人们习惯于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类：少数人和多数人；有才能的少数人总是领导多数人，而普通的多数人则总是为少数人劳动。特权阶级拥有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当他们走进房间或在路上与平民百姓擦肩而过时，平民百姓要向他们致敬。这种优越与自卑的观念从小就深深植根于儿童的心灵中，待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态度。在欧洲社会，大多数人生活贫困潦倒，衣冠楚楚之辈被视作一个不同的族类。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着特殊族类——他们是一群来自非洲的男奴、女奴和童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永无翻身之日。

杰斐逊始终坚信美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一点使他与那些经历过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区别开来。当然，这些领导者也信奉自由，并致力于组建能尊重公民自由、赢取选票的政府。他们也钦佩真正的美国人的坚强和独立，但他们仍然对统治阶级世俗的等级观念念念不忘。在杰斐逊的美国贵族同僚中，只有他一个人对民主时代抱着热切的期望，并竭尽所能使它在人们的和平认同中更快的到来。

可以这么说，只有认识到等级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才能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改革。作为《独立宣言》的作者、宗教自由的最初倡导者以及路易斯安那的购买者，杰斐逊为人们所传诵和称道，然而，他最杰出的才能却是他的政治想像力。他坚决抵制那种视政治平等为洪水猛兽的看法，致力于铲除美国文化中君主专制的残渣。这项事业使他陷入了与这个国家的特权阶级，尤其是其政治势力——联邦党人为敌的境地。

不过，杰斐逊仅仅只是为普通白人男子谋求政治平等，他掩饰了这种对普遍人权的限制。至于妇女和其他种族的人民，他和他的贵族同僚一样对他们抱有偏见。杰斐逊身上所混合的这种传统和反传统的信念对他时而坚定的专一与时而困惑的摇摆、对他的成功与失败都做了很好的解释。他是否支持普遍人权?是否反对奴隶制度?他的种族偏见是否削弱了其改革方案?他对妇女的偏见是否妨碍了他成为民主制度的开拓者?

对于杰斐逊的这些疑问，无论是杰斐逊19世纪的同时代人、研究者，还是21世纪的美国公众，一直都没能给出圆满的解答。杰斐逊曾在重大场合大声斥责奴隶制度，但直到死他都深信，奴隶制度一旦被废除，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将无法和平共处。他热中于与富有智慧的女性交谈，但却使他的女儿相信女人天生是为取悦男人的。他抱着极大的好奇心接近美国土著居民的文化，但却提议对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进行无情的破坏。杰斐逊这些相互矛盾的观念与他对人类潜力的崇高信念发生了激烈冲突。我们对此感到震惊，然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一个被厌女症者抚养长大的人，一个拥有奴隶的贵族，竟会对平等社会的到来充满梦想。

学者们认为不应该由个人来为重大的社会变革承当责任。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大多数历史事件都有其更深刻的根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同样也不例外。从欧洲殖民者定居北美大陆开始，就很难改变政府权力、社会礼节和经济规则。美国男子，仅仅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土地，就有比其他任何地方多得多的人参加投票。家庭农场和私人经营种植园的经济基础造就了美国人独立的生存方式。而私有财产更是增强了美国人的自信，使跨阶层之间的交流开始变得容易——这就是共享政治的雏形。在这些基础之上，杰斐逊用他煽动性的言论、政治智慧以及与上流社会的纽带，实践着建设民主社会的梦想。身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他深知，上流社会的偏见和自负在通往民主实践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但作为一位天才的领导者，他最终能够绕过它们并找到一条出路。

杰斐逊的想像力可以为他所主持的两届政府拥有近乎乌托邦似的热情做出最好的解释。人们认为，他对联邦党人的敌意表现在，他为了垄断新政府而刻意在其中安置一个上流社会家族集团。在就任总统的8年期间，杰斐逊领导了一场由成千上万白人参与的狂热的政治运动，这些人迫不及待地宣称，他们的权利应该受到当局的重视和尊重。同时，在反对联邦党人方面，他也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党派运动，而这场运动从此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经久不衰。这场运动缔造了最初的共和党，它在安德鲁·杰克逊时期作为民主政体曾显赫一时，后来更名为民主党。但即使成立于1854年的现代民主党也要将自己的命名部分归功于杰斐逊。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总统史上最富有争议性的一位总统，他的许多相互矛盾的观念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美国人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自然权利、种族以及民主体制中自由与平等的适当平衡的理解。杰斐逊追求的是改变、革新和新奇之物。他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不会像托马斯·潘恩那样躲在顶楼上写关于纵火犯的小册子。说得准确一点，他是一个曾两度被他的贵族同僚推选为最高执政者的上流社会分子，是弗吉尼亚州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照理说来，像他这样一个有着如此激进倾向的人，是几乎不可能从这样一个选民阶层中赢得如此多次的选举的。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恐怕得让我们的历史学家们费一番心思了。

杰斐逊曾将自己的当选称之为美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和1776年那次革命在政府的原则的形式上是同样真实的”。对于他的这一论断，历史学家们往往不以为然，只将它当作是胜利者的炫耀之辞。本传记对此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杰斐逊在其总统任内推行的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他有关限制政府的激进主张；其二是他对联邦政府中专权行为的铲除。他确实是美国总统中第一个坚决主张缩减总统及其后继者权限的人，与此同时，他还成功地限制了他的前任所主持的“活跃政府”。不过看似矛盾的是，他同时还是个自觉的社会工程师，经常自由运用他的权力去推进美国社会的民主新举措。

杰斐逊把权力当成他的敌人。他的就职典礼将一场充满怨怒的选举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这种尖锐的党派斗争是14年前的美国国父所无法预料到的。然而，这就是美国早期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对杰斐逊总统来说，他必须通过一个危机四伏的布雷区才能最后坐上他的总统宝座。而一旦坐上宝座，他就把一个无组织的反对运动改造成了一个精于治理的政党，并竭尽全力去创建一个自由民主的美国。这些历史发展就是这篇关于美国第三任总统生平的传记所要记叙和阐发的主要内容。

当杰斐逊离开华盛顿时，没有刻意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因为他十分向往蒙蒂塞洛，希望回去可以开始长期中断的研究。虽然他希望安度晚年的愿望被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所打破，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17年中，即使分裂和忧虑对他追求宁静的梦想有所损害，他还是生活得特别充实。他所有的计划都需要重新安排，以作为对人们承诺的回应，比如说，撰写美国战争的历史，公布弗吉尼亚州的法律或审查专利权方面的立法情况等。一年中，他陆续收到1000多封信，但是，即便如此，他也要与他的12个外孙在蒙蒂塞洛度过大部分的时光。曾有人写道，“我无法描述我内心对他的崇拜、钦佩和敬爱之情。”回顾过去的岁月，当“他在花园里散步时，总会让那些孩子们伴随着他”，从最高的树枝上摘下水果，或者在草地上组织比赛。除此之外，他还经营着一些企业：在里范纳河上建造的一座面粉磨坊，一个制钉厂和新的织布厂。

杰斐逊利用闲暇时间清理账目，发现慷慨的待客花销使他背负了大量的债务。8年来，他与白宫的法官、立法者、外交官、朋友以及一些外国来访者的交往十分频繁，在这些活动中，仅香槟酒一项的开支就增加了不少。尽管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但是，杰斐逊发现他的收入仍然在下降，他的农场也不像他没有回来之前那么繁荣了。在独立战争期间，他仍旧在努力还清债务。这些年来，他从欧洲的供应商那里订购了书籍、艺术品和精制的设备。直到他的孙子接管了他的庄园，才使庄园的产量有了提高的希望，但是，他们又被1819年袭来的经济恐慌打垮了，因此，杰斐逊像其他的债务人一样，被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但是，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招待宾客。

高昂的招待费用继续消耗着杰斐逊的资源，在他招待的客人中，包括朋友、熟人甚至是拿着介绍信来的人。有时，在蒙蒂塞洛留宿的人达到50人，他们的马挤满了宽敞的马厩。他活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拜访者来到蒙蒂塞洛，从此，这项活动成为一项受人喜爱的朝圣活动。一位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老兵曾讲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他们的军队在前往底特律的途中曾特意绕道而行，去向杰斐逊表达他们的敬意：

我们列队行进。在山脚下，矗立着一座大房子。在下山的半路上，站着一个十分亲切的老年人，一身素色的弗吉尼亚人装束，他没有戴帽子，头发随风飘动。人们都在开玩笑，猜想他会是谁。但是，当他走向我们的军官，并自我介绍自己是托马斯·杰斐逊时，我们都惊呆了。

当杰斐逊作为一个平民返回沙德维尔的时候，就有机会去考查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宗教领域；而且，这个变化是由杰斐逊通过执拗的方式发起的。许多新教派发展起来，它们的传教士以极大的热情去传播福音书，而并不受公理会教友和主教派教友中有教养的上层神职人员的限制。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曾经在弗吉尼亚领导过废除旧式英国国教教堂的运动，但是，新英格兰的公理会教友在19世纪仍然充分地享受着他们的特权。当美国人开始西进运动的时候，在东部留下了许多固定的教堂、主日学校、唱诗班和神学院，这就为基督教的建立提供了充足的场所，为赢得更多的皈依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在那些信仰复兴运动者的鞍囊里只装着一本圣经，以满足生活在边疆家庭的宗教需要，他们的宗教需要仅仅是接受简单而直截了当的训诫和耶稣仁慈的挽救。新教派，例如卫理公会派教徒和浸信会教友，他们的皈依者逐渐增多。不久，以原罪和拯救为内容的强制性的宗教启示又从西部传播回东部，从而引起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显著变化，这就是理性主义者对革命时代的敏感性让位于新的宗教热情。

新教会的复兴使弗吉尼亚和南方的其他地方变成美国最虔奉宗教的地区。长老教会员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就得到了其他新教会教派的支持，并开始负责州立学校的事务。因为杰斐逊从小就是一个不拘泥于宗教教条的主教制主义者，所以对神职者的谋略十分厌恶，于是，他把宗教事务从上流社会人的手中接管过来。对他来说，教育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只有科学的探索精神才能阻止向迷信和顽固的倒退。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牧师们“惧怕科学的进步就好像巫婆惧怕白天的到来”。在独立战争期间，杰斐逊已经概括地论述了其关于公共教育的计划，但是，弗吉尼亚州议会没有通过。在他退休时，再次提出这个计划，却又一次遭到失败，但是，他关于高等教育的计划获得了正式批准。他的计划胜过了所有其他人。他征求了资深学者的建议，并让这些受人尊敬的学者组成他的通信记者和访问者团体。学生的授课内容应该是什么?第一批大学教师应该雇佣谁?因为长老教会员坚持要审查惟一神教派候选人的资格，所以杰斐逊要想办法阻止长老教会员的行为。最终，杰斐逊以其非凡的毅力取得了胜利。几年内，他充分地开展自己的计划，把建造新州立大学的地址选在了沙德维尔，还设计了一座圆形建筑，它的圆顶从蒙蒂塞洛就可以看到。

在1818年递交给弗吉尼亚大学委员们的报告中，杰斐逊不止一次表明了自己的信念：自治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公民才能实现。杰斐逊在表达他对文明社会的希望时，这些观点是十分传统的，而且这些观点的表达在他本人所生活的社会与土著的美洲人所生活的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比较：

除了教育，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向前发展，从而超过我们土生土长的邻居们的生活状况呢?是什么把他们束缚在现在这种未开化和悲惨的境遇中的呢?是对于他们祖先所谓的最高智慧的顽固的崇拜，还是他们怀有的那种荒谬的想法：回到过去寻找美好的生活而不是通过发展来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了防止沉溺于文明的退化，他们宁愿回到以吃橡树果和草根为生的日子。

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杰斐逊希望人们能记住他的三大功绩也不足为奇。他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上这样一些文字：

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起草人。

虽然在杰斐逊的女儿玛丽去世时，阿比盖尔·亚当斯和他曾经互通信件，但是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关系一直僵持着，直到他们共同的朋友本杰明·拉什充当他们的调停人，才使二者和解了。当他们走完了人生最后的13年之后，亚当斯和杰斐逊都在《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的时候与世长辞。当这两位年长的政治家一直设想的国家变为现实以后，常常萦绕在他们脑际的是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记忆。他们通信的内容广泛涉及到政治、哲学和文学领域，而小心翼翼地回避讨论他们成为政治对手和竞争者的原因等问题。在一次著名的通信中，亚当斯脾气暴躁地对世界上的荒唐事进行猛烈的抨击，而杰斐逊则怀着达观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并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然而，他不禁回想起1800年的选举运动。作为改革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他们明确地表达了各自政党的观点。两方存在着分歧，杰斐逊坚持认为“人的思维在科学、伦理学和政府管理中是可以改善的”。他补充说，“随着科学的进步，那些提倡改革制度的人认为，像平等地位等无数成绩的取得都可以归功于科学的进步。”他仍然热中于详细地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联邦党人使用强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他所代表的政党却完全相信人们具有为了自己正当利益而行动的能力。

亚当斯总是陈述着自己反复爱讲的一个话题，他认为贵族统治在每个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是具有必然性的，他还列举了贵族的五个标准：美丽、财富、出身、天赋和美德。杰斐逊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人造的贵族统治是建立在财富和家族的基础上的，而自然的贵族统治则是由美德和天赋而产生的。随着它们的发展，二者在旧的统治秩序中的相互摩擦逐渐融合。亚当斯坚持在马萨诸塞州建造教堂，遭到了杰斐逊的斥责；亚当斯则反唇相讥，对杰斐逊关于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提出不同看法：

“3卷的意识形态!”请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旧词新义的标题!它是什么意思?当波拿巴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是适合于每一事物的普遍原则，虽然我们并不太理解，但是，我仍然感到十分高兴。它的意思是“白痴行为”吗?精神失常的科学，精神病科学，还是关于精神病的理论?或者它的意思是自爱的科学?还是自尊心的科学?

1819年，这两位伟人在关于奴隶制的问题上爆发了一场公开的辩论。密苏里州作为第一个从《路易斯安那购买协议》中购买到的州，是杰斐逊的“自由王国”，他想获得批准，把这个州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蓄奴州。到19世纪20年代，在关于自由和奴隶劳动的问题上，地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并演化为强烈的仇恨。北方奴隶制的批判者认为他们能够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去制止这种仇恨的扩散、蔓延。在接纳密苏里州加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问题上，纽约州的詹姆斯·塔马其提出了一个修正草案，要求逐步解放密苏里州的奴隶。虽然白宫通过了这个草案，但是，因为参议院代表了南方的顽固抵抗势力，所以参议院制止了这次旨在净化西部令人痛恨的制度的大胆行动。塔马其把奴隶制称为一场“巨大的灾祸”，这是通过对开国者、《独立宣言》和《旧约》先知们基本观点的提炼而得出的结论。亨利·克莱希望可以继承杰斐逊派的衣钵，在以下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个协议：允许密苏里州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其余各州都不得保留奴隶制度，从而摆脱《路易斯安那购买协议》的制约。虽然亚当斯把奴隶制视为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的“一块乌云”，但是，他仍然做出了让步，认为南方应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密苏里州协议》的签订，使杰斐逊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有所缓和。他把这场辩论称为“午夜警报”，但是，他反对塔马其的修正草案，在他看来，奴隶向西部的分散将会对苛刻的制度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杰斐逊一直在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努力工作，直到去世。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在忙着为大学布置植物园。杰斐逊担心在未来的国家中，奴隶制会激起政治狂热，银行债务负担过重，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由于年纪和健康状况而变得更加虚弱，从而失去了许多活力。直到1826年，他去世的10天前，还在为美国公民能拥有“极大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而欢欣鼓舞。在他准备写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找到了一个暗喻来表达其最坚定的信念，他怀着喜悦的心情说道：“科学光芒的普照已经向每一个人展示了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因为上帝是仁慈的，所以，人类的大多数并不是生下来的时候背上就带着鞍子的，而那些幸运的少数人也不是生来就是穿着靴子、带着马刺，并可以合情合理地骑在大多数人头上的。”杰斐逊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巨大的债务让他不得不进行人口买卖，而这些被买卖的人却用他们的一生为这个奴隶主服务。然而，这一历史评价也包含有重大错误，它低估了杰斐逊理论发现的重大意义，杰斐逊成功地抨击了人类自然不平等的古老教条，而这种古老教条又是根据以下的信仰建立起来的：人类的大多数是为了“幸运的少数人”而被创造出来充当伐木者和取水者的。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人乐道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饱受称赞的同时也遭到人们的谴责。人们只要一谈及自然权力，马上就会想到引用杰斐逊的名言。然而，《独立宣言》所宣称的“维护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它这位作者的奴隶主身份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却让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回顾杰斐逊的总统生涯，将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个历史之谜；同时，也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在铲除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精英传统、果断地推广民主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乔伊斯·亚普雷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