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754年至2003年二百五十年中国大陆及海外《红楼梦》研究通史集锦。全书分为四编，在整个学术史背景上分析各种红学现象，以学术性讨论为基本构架，重视对红学各分支的全面考察和其古今流变，客观把握其内在实质。本书强调编史的当代阐释性，不是采取旁观式的描述，力图真正把握《红楼梦》研究史的内在律动。全书材料丰富，视野开阔，纵横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覆盖面宽厚，是一本较具学术水平的著作。

序

绪论

 第一节 伟著《红楼梦》

 第二节 显学“红学”

 第三节 本书的史学观念与描述立场

第一编 1754-1901年的红学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早期的两个读者圈

 第二节 程本时代的红学

 第三节 关于作者与版本的初步记述

 第四节 《红楼梦》初涉重洋

第二章 价值关怀与文艺学批评

 第一节 家族意识与“冷热金针”

 第二节 “情痴”主题与色空观念

 第三节 维护儒家正统与批判道德堕落

 第四节 文艺学批评

第三章 本事、作者和版本的记述与考证

 第一节 本事考证：索隐红学的萌芽

 第二节 关于作者的记述

 第三节 关于版本的记述与研究

第二编 1902-1949年的红学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文学革命与现代红学

 第二节 本事考证的新态势

 第三节 “新红学”的诞生与“新红学”的本质

 第四节 红学史和文化传播的初步研究

第二章 红学新纪元

 第一节 梁启超与功利主义批评

 第二节 王国维与哲学、美学阐释

第三章 索隐红学的第一个高峰

 第一节 索隐红学与政治功利主义

 第二节 王梦阮、沈瓶阉与蔡元培的索隐

 第三节 其他的索隐红学

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红学

 第一节 《红楼梦》的社会政治阐释与写实主义

 第二节 胡适与“新红学”海派

 第三节 鲁迅小说史范式中的《红楼梦》

第五章 《红楼梦》的文学性研究

 第一节 回归文学性的立场

 第二节 文学性研究

 第三节 比较研究

第六章 作者研究

 第一节 家世与生平研究

 第二节 《红楼梦》著作权研究

第七章 版本研究

 第一节 抄本研究

 第二节 佚稿与“旧本”研究

 第三节 刻本研究

 第四节 成书研究

第三编 1949-1978年的红学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大陆红学的三个阶段

 第二节 周汝昌：新红学的巅峰

 第三节 海外红学的迅猛发展

第二章 批俞运动与评红运动

 第一节 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第二节 李希凡、蓝翎的现实主义阐释

 第三节 阶级分析与家民说、市民说

 第四节 评红运动

 第五节 对机械社会学的批评

第三章 红学史反思

 第一节 李希凡、蓝翎的红学史批判

 第二节 海外的红学史反思

 第三节 余英时的意义及其负面影响

第四章 多维视野中的红学

 第一节 《红楼梦》的艺术品鉴

 第二节 跨文化翻译与比较研究

 第三节 哲学、宗教、寓言、心理分析等维度的阐释

 第四节 叙事学研究

 第五节 海外索隐红学

第五章 作者研究

 第一节 作者生平研究

 第二节 《红楼梦》著作权研究

 第三节 作者家世研究

第六章 版本研究

 第一节 诸抄本研究

 第二节 佚稿与指砚斋研究

 第三节 刻本研究

 第四节 成书过程研究

第四编 1978-2003年的红学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红楼梦》意义阐释的多元化时代

 第二节 红学反思

 第三节 红学的普及化与大众化

 第四节 新时期的新索隐

 第五节 考证红学的鼎盛时代

 第六节 海外红学

 第七节 红学的学术体制与学术活动

第二章 新方法思潮与红学多元化

 第一节 社会政治诠释的余波

 第二节 实践哲学·新方法思潮·红学多元化

第三章 《红楼梦》的文艺美学阐释

 第一节 文学感性与《红楼梦》阐释的美学立场

 第二节 《红楼梦》审美阐释

第四章 现代主义思潮与红学的价值转换

 第一节 主体性哲学与《红楼梦》的价值阐释

 第二节 多元的新方法实践

第五章 红楼文化研究

 第一节 《红楼梦》与传统精神文化的关系研究

 第二节 《红楼梦》的制度态文化研究

 第三节 《红楼梦》的物质态文化研究

第六章 《红楼梦》的叙事学研究

 第一节 叙事学的概念序列

 第二节 《红楼梦》的叙事学研究

第七章 清代《红楼梦》批评的研究

 第一节 政治立场的反思

 第二节 现实主义、美学和叙事学视角的梳理

 第三节 形式研究

第八章 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

 第一节 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

 第二节 索隐红学的新定位

 第三节 索隐的文学化与大众消费化

第九章 后现代情境中的《红楼梦》

第十章 红学的学术史研究

 第一节 “红学三十年”的反思

 第二节 周汝昌的“红学”界定与俞平柏的反省

第十一章 作者问题研究

 第一节 作者生平研究

 第二节 《红楼梦》著作权与原始作者问题

 第三节 曹氏家世研究

 小结

第十二章 版本研究

 第一节 抄本研究

 第二节 刻本研究

 第三节 脂、程关系研究

结语

后记

    第二节 显学“红学”

这部既把中国小说艺术推向极致又具有丰富现代性的小说，显然具有丰富的可诠释性。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诠释《红楼梦》，已经不仅仅是在诠释这部小说，而毋宁说是在诠释当代生活与艺术。同时，《红楼梦》本身的一些特点却成为诠释活动的障碍。譬如，这部小说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作者借助于他对贵族家庭乃至清廷生活与制度的经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艺术想像、设身处地之类的功夫所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部小说的原始作者是谁？在人们探讨了二百四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不甚了了。不管是出于“知人论世”的目的，还是关注于小说对历史维度的指涉，都会对《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牵肠挂肚。又如，这部小说只由曹雪芹写定八十回，虽有由高鹗写定的后四十回，但两者的思想与艺术判若霄壤，可以说，它们其实属于两部小说，一部探讨人的终极关怀，另一部则探讨人的道德问题。这样看来，曹雪芹的《红楼梦》依然是未完成之作。这对读者的阅读经验来说是一种折磨，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冲动：如果让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全部故事，那八十回以后的故事将会是怎样的？再如，自从1912年有正本《石头记》出版以来，尤其是1927年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发现以来，《石头记》抄本的评点者脂砚斋、畸笏叟等的批语就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原因是他们的批语提示或暗示了这部小说与清代历史的事实性质上的关联，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些抄本和批语是了解《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的重要文献。但是，这些抄本的出现如此突兀，批者的身份如此神秘，它们为人们了解《红楼梦>>的作者与小说本身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同时却设置了更为庞大的障碍——一句话，《红楼梦》存在着一个等待考证的世界。

《红楼梦》不仅在意义上期待着阐释，而且在作者、版本和相关文献上向考证者提出严峻挑战。于是，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学问——“红学”就诞生了。《红楼梦》的双重身份——“待释”与“待考”召唤着两类研究的出现：意义阐释与事实还原。于是，红学也就相应地具有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宗旨、命题、论证方式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不同，最重要的不同是：意义阐释研究是开放式的、生成性的，而事实还原研究则是回溯式的、对应式的；前者是人文研究，后者则是科学研究。

红学的诞生起码可以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其评点即最早的红学。《红楼梦》一开始在曹雪芹的亲友之间传阅，传阅者把读后的感想写成诗歌流传了下来，这是一种“诗评”形式的红学。自脂砚斋开始，《红楼梦》故事与清代历史本事的关系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一类研究后来被称为索隐红学。至清光绪年间，始有“红学”一词。徐珂《清稗类钞》说：“《红楼梦》一书，风行久矣：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而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余亦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大诧。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李放《八旗画录》后编卷中引《绘境轩读画记》：“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评话第一。”下注：“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白相矜为‘红学’云。”可以说，至光绪朝，关于《红楼梦》的研讨，已成“显学”。

此后，不管人们用什么方法与思想阅读《红楼梦》，红学的显学地位已是不可动摇的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中，王国维把《红楼梦》展开为一个中西文化对话的平台，探讨了人的终极关怀问题，此后，这一意义阐释的维度一直延伸至今。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激励着胡适“新红学”的诞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防文学思潮，又让人们对民族文学中的《红楼梦》投去赞赏的目光。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了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至今，《红楼梦》的话题已成为网络上诸多BBS的重要话题，很多省市成立了红学会，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专门的刊物《红楼梦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等，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红学网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在资深编辑程俊仁的策划下，于1996年开始致力于扶持红学专著的出版，为红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至此，红学的显学地位如日中天。

红学之流程，正如百川人海，能容乃大。也正因为如此，这过程中，既有千帆竞渡、鱼龙潜跃，同时也是沉舟病树、泥沙俱下。于是，描述、梳理这一流程，便成为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不仅需要描述者拥有俯视百川大海的视野，保证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对红学历史作相对完整的描述，同时，更需要描述者拥有独到的历史观念，采用合理的描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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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可说是20世纪文学研究中最“红”级的一门学问了。研究人才之广，发表论著之多，所造声势之大，自《诗经》、《楚辞》而下，至《三国》、《水浒》之类，恐怕都无法望其项背。可我却一向对《红楼梦》提不起兴趣，一直没有想探个头进去看个究竟。只是在“红学”的门外踯躅、观望和看看热闹而已。如今，维昭将一部百万余字的《红学通史》放在我面前，嘱我写序，真叫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犹豫再三，还是从我最初得知他写成这部书时的印象说起吧！去年，他对我说，完成了这样一部书，正在联系出版。当时，我没有见到书稿，不免心存疑惑：因自1966年潘重规先生的《红学五十年》起，特别是1980年相继出版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与韩进廉先生的《红学史稿》以来，后又有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刘梦溪先生的《红学》、欧阳健先生的《红学百年风云录》、白盾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史论》、维昭他自己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以及伊藤漱平先生的《日本研究红楼梦小史》之类的论著。这些有关红学史方面的书稿，虽然还不能说已林林总总，却也可以称得上是为数不少，真不知维昭他当下还想写些什么？还能写些什么？

如今，一打开他的目录，疑云顿释，深以为他确实有东西写，而且有必要写。

这倒不是说，前贤所著不行，而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著作。像郭豫适先生二十余年前的两部著作，我都反复拜读过，十分佩服。它们无疑是有开风气的作用，解决了不少问题，为后来的红学史研究铺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红学研究史、乃至整个文学史上永远有它们应有的地位。但像郭先生的著作，早孕育于上世纪60年代，即使后加修改，到80年代才出版，不论其对象的确定、材料的选择，还是观点的运用，难免要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有一些该写的没有能被写进去，有一些该写得充分的却并没有被写得充分。至于像潘重规先生的《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一类著作，也在他的学术观点指导下。将“红学”圈定在某一范围内，显然有许多方面没有纳入他的视野。其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也都是有选择，有“重点”，包括在我后来主持编写的《中国小说研究史》中，许建平先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写“红楼梦研究史”，但其覆盖的面还是嫌窄，许多问题还没有照顾到。这些，或许就是促使维昭他要另写一部红学史的第一个由头吧。至于第二个由头，恐怕就在于考虑怎样与时俱进，以一种更新、更好的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一部红学史了。

于是，他撰写这部红学史，一是强调了“通”；二是强调了他的“解释学立场”。

关于“通”，维昭自己在《绪论》中说：“从‘纵’的方面看，它以自‘红学’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为考察对象；从‘横’的方面看，它要把每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及海外(台港地区及其他国家)的《红楼梦》研究现象纳入视野。”接着，维昭又说：“通观者，不仅在于对研究现象的整体考察，更在于对红学发展的内在律动以宏观把握。……所谓内在律动，对于《红楼梦》的意义诠释领域来说，是对各种意义生成的内在依据的把握；对于《红楼梦》的事实还原领域来说，则是对研究命题的捕捉与持续性关注。”这就是说，他的“通”，包括纵与横，内与外，中与洋，都要力求通。换一句更朴实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要全面的把握。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既要有阔大的胸襟，也要有充实的积累。胸襟阔大，就不能以我为主，多立疆界。一部红学生，就应当把有关红学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编史者的视野。假如将有关《红楼梦》的文献研究视之为繁琐无用之学而摒之于门外，固然不妥；但反过来惟将文献研究认作是正宗的学问，也明显不通。本来，学问之道，各不相同。有的走考订、训诂之路，也有的行批评、欣赏之道；有的是为了探索思想的真谛、艺术的奥秘、社会的功用，有的是为了求实字句的原义、故事的来源、作者的面目、版本的真伪；很难说哪一种是真学问，哪一种是假学问。只有将所谓“内学”与“外学”、“硬学”与“软学”(我将实证类的姑称为“硬学”，评释类的称之为“软学”)都当作“学”，才能建构起一部完整的学术通史。维昭在这方面就采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熔为一炉的策略，这是一种编史者应有的气度，这也才使他有可能走上编写一部通史的通途。上了这条路，必须下工夫。工夫才是使他最后能走通这条路的根本保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维昭就学于中山大学，读硕士期间(1984—1987年)就开始接触《红楼梦》。1990年，真正下工夫研究，第一篇论文《(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2辑。1991年至1995年期间，正是红学界各种新说叠现的时期，进一步引发了他的研究的兴趣。但同时他觉得争论的各方假如能摆脱就事论事的习惯，放开视野，去认真探究各位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所处的文化时空，就可能会更好地发现问题的实质。这就使他更致力于将20世纪的各种红学现象放在整个学术史的背景上，着重去分析其“之所以然”，而不满足于对各种红学观点的是是非非的点评上。沿着这一思路，他写出了《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一书。假如说，于1996年撰就、2000年出版的这部专著是牛刀小试的话，那么在这基础上，他仍孜孜不倦地在“通”的道路上前进，力求网罗所有的材料，继续不断地思考问题。1999年他来复旦攻读博士学位，这给他进一步搜集红学史的材料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所撰写的六十万字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戏曲研究史》虽然并未直接与《红楼梦》挂钩，但也磨练了他编写学术史的眼光与方法。2002年毕业后，他心不旁骛，专志红学，一鼓作气，完成了这部大著。因此，前后算来，维昭在红学史上所花的工夫，也有十多年。曹雪芹当年说他写《红楼梦》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如今维昭的这部通史虽还不能说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却也可以说是“字字通处见工夫，十年辛苦不寻常”。工夫，就是“通”的不二法门。他的“通”就是建立在工夫之上。所以综观这部《红学通史》，尽管在纵与横、外与内、中与洋等各个方面不能说已网罗无遗，但应该说，该说的问题都说到了。一个“通”字，当之无愧。

维昭这部通史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明确地提出解释学立场”，强调“任何叙述都已经是一种评判”，认为“只有依靠这种解释学立场(而不是客观化假定)才能够真正把握《红楼梦》研究史的内在律动”。这种强调编史的当代阐释性，应该说是近些年来在中国也开始比较流行的一种史学编纂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一个角度来看当然是真理。这对于一味强调编史的客观性无疑是一种补充与进步。但一切历史毕竟是历史，一切叙述与阐释都还是要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否则就不成为历史著作而就成为文学创作了。所以，编史究竟是强调解释为先，还是主张以客观为重，学术界实际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就在最近出版的一些学术史著作中，首先强调“客观性”的也不在少数。前几天，在一次学术会上，我就听到某位朋友说，他们准备编一部只摆客观材料，不作直接评判的文学史，让读者或学生自己去加以思考。当然，那些材料如何摆？摆些什么？实际上也都倾注着编者的观点，但它毕竟与“解释学立场”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这两种编史的路径，孰优孰劣，我想是无法笼统地加以评判的。应该说，它们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关键是看你如何实际运用。维昭在这部史中，以解释为重，就能对一系列的红学现象，特别是在观点与方法的变化、发展方面尤能作出十分细致而恰当的辨析与评价。就20世纪的红学史中，如何评价胡适、李希凡与蓝翎、余英时的红学观点，可能是最为关键。维昭在解释胡适的“新红学”时，抓住了“实证”与“实录”两个方面，努力追溯其学术渊源，自有所见。他认为胡适从传统的考证基础上，又注入了现代的“科学方法”、“实验方法”，使红学乃至整个小说的考证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他所提倡的“自传说”，使20世纪“贾曹互证”的思路也一直绵延不断，而“自传说”的根柢实际上还是与传统注经与史学的实录观念大有关系。这就比较清楚地辨析了胡适“新红学”具有合理的一面的同时，又有其反科学的一面，不能笼而统之地赞同或反对。“新红学”之后盛行一时的李希凡他们的红学观，“文革”后往往被一些人称之为“斗争红学”而一笔否定。维昭在指出李希凡他们的文章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之外，主要将其定位在“现实主义阐释”方面，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尽管存在着‘上纲上线’的措辞，但是，它的讨论是严肃的。它的真正意图是对延安时期以来革命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一番实践。这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文艺批评的价值体系的转换历程是步调一致的”。在论析他们的“红学史批判”时，也认为他们对脂砚斋、王国维，一直到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批判尽管在总体上“主要采用了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有失公允，但还是有分析地指出李、蓝在否定前人的同时又对批判对象各有一定的肯定，并指出这正是李希凡他们从文艺反映论出发而“对传统文艺观之狭隘与肤浅之不满”，自有其可取之处，并说：“这种文艺观强调了文艺在历史批判上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处于民族救亡时期或政治斗争激烈时期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最具合理性的文艺观。”但当民族救亡和政治斗争的语境淡化之后，人们就会发现反映论文艺观迷失了创作主体的审美建构作用，人们就会呼唤表现论文艺观。正在此时，余英时的“新典范”论在“文革”之后异军突起，影响了一时的红学天地。维昭对余英时的理论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分析了它产生的文化背景，细致地辨析了它的积极意义、理论缺陷与负面作用，极具针砭意义。

当然，站在“解释学立场”上，如上对于红学史上的一些观点与方法方面的问题，往往容易一展身手，而对于那些实证性研究方面的问题，就相对较难措手。然而，维昭在后一方面，也并没有显得无所作为，仅以一般的“综述”来敷衍了事，而也努力地介入主体的领悟、解释与评判。比如“曹雪芹祖籍”之争，一以“丰润说”，一以“辽阳说”，双方一次又一次的交锋，常常牵动了整个红学界和新闻传媒界，令人眼花缭乱。维昭在仔细梳理、辨析他们的主要观点和学术价值的同时，尤注意将一些争论的“泡沫蒸发干净”，去考究他们争论的症结与盲点。他尖锐地指出，两说发生争议的实际上不是曹雪芹的祖籍，而是曹锡远(或曹振彦)的祖籍。曹雪芹的祖籍问题，胡适于1921年即已解决(他认为曹雪芹祖籍辽阳)，这一观点一直为学界所普遍认同。30年代，李玄伯根据新发现的曹家资料，开始探讨曹寅的祖籍。至50年代，出现了曹寅祖籍之争。从此之后，发生异议的不是在曹雪芹的祖籍上，而是在曹锡远的祖籍上。因此，他特意用了诸如“曹锡远祖籍研究及其盲点”、“曹锡远祖籍辽阳说”、“曹锡远祖籍问题大论战”之类的题目来加以表述。至于两说的“盲点”，他则作了如下的结论：

持“辽阳说”者可以证明曹雪芹祖籍在辽阳，但不能证明辽阳曹的祖籍不是丰润，因为在曹锡远与曹智之间存在着一个持“辽阳说”者所不能说清楚的盲点；持“丰润说”者可以证明曹端广的后人入辽，但它不能证明这位入辽的后人是如何与曹锡远挂上钩的，这是“丰润说”的盲点。也就是说，“辽阳说”与“丰润说”存在着相同的盲点。在辽东这一点上，“辽阳说”表现为“来无影”，“丰润说”则表现为“去无踪”。

再如有关《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也是错综复杂，红学家们的考辨层出不穷，维昭在梳理、绍介之时，虽难以一一指陈得失，但他对这些研究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其第三编第六章专论1949—l978年的“版本研究”时，于第四节中专门安排了一小节“版本源流研究与张爱玲的意义”，从“识小辨微”之处，也可见其独立的眼光。张爱玲本不是一个正宗的版本学家，也没有对《红楼梦》版本的演变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但维昭恰恰在这个小说家的杂乱无章的谈论中窥见了重要的版本意义，认为“张爱玲终于感悟到《红楼梦》版本流变的复杂性，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这主要是指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提出《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不能以“本”为单位，而应该以回、段、句为单位，各版本的时间先后在不同的回、段、句上，其顺序是不一样的。张爱玲的这一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尽管到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意见，但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面对着这样的情况，维昭则坚信“她的提示与研究为下一时期的《红楼梦》版本研究开启了一个新视点”，作出了自己独立的解释，给予很高的评价。

总之维昭的这部史，不是采取旁观式的描述，而是以积极介入的态度，对一部红学史在力求详细描述的基础上，努力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上去透视各种批评旨趣与研究方法，作出一个编史者独立的解释与评判，目光敏锐，态度鲜明，读来令人佩服。当然，肯定也有人对有的解释不但不佩服，而且可能会竭力反对，这也是十分正常的。学问之道，总是在辨难中不断发展。它只要能引发人们的兴趣和深思，这就是成绩。这或许也就是“解释学立场”所带来的魅力吧！

由此“解释学立场”而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我想，强调解释，无非是强调著史者的主体性和著史的时下性；或可以合而论之，则是时下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的发挥，还是有不同的发挥套路的。比如，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这就是在主体阐发的时候，究竟是立足在当下的某种观念之上，还是立足在红学史的事实之上？我们曾经读到过不少明确用某一种理念去解释一部文学史的著作，比如，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用“阶级论”，用“儒法斗争”，用“人性论”等等，这些著作的成败得失，大家都已比较清楚。就从红学研究来说，王国维用的是叔本华理论、胡适用的是潜史学实录理论、李希凡用的是反映论、余英时用的是表现论，大家像走马灯一样将《红楼梦》这部小说打扮成各种各样的小姑娘。尽管后之视前，总以为今能胜昔，但每一种理论在当初对《红楼梦》作阐释的时候，也总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市场。即使是索隐派，他们实际上也是根据某一理念在阐释《红楼梦》，不同的只是他们用了一些材料来“阐释”他们的一种观点罢了。他们与王国维、李希凡乃至余英时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对《红楼梦》作一种阐释，只是索隐派用的是不同的观点与手段而已。另一种立场，则不是从主体的某一理念出发，而是立足在文本之上，从事实出发，是什么问题，阐释什么问题。比如，对胡适，不是先从什么唯心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反动，或者是反映论、表现论等等理念去套，而是从胡适具体的考证和阐释出发，从文化时空中去辨析他这一套东西产生的缘由，以及他的科学性与反科学性的不同成分和在红学史上产生的影响等等，这种阐释，似乎既不失编史者的主体性，又较能契合解释对象的客观性，维昭所走的路，似乎是后一种，即没有用一种先验的理念或模式去阐释研究的对象，而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去解释它的来龙去脉、本质特点与成败得失等等，这就使他的这部通史在保持自己主体性的基础上具有独特的个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只有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去解释，才能真正形成自己学术著作的鲜明个性。

强调主体性、阐释性，这里还有个史德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去阐释，就要坚持传统秉笔直书的精神，是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有什么认识，就写什么认识，不因为遇亲者而谀之，遇疏者而略之，遇强者而屈之，遇弱者而欺之。这一点，说时容易做时难。眼下读到的不少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往往是遇亲则谀，遇疏则略，见位高者一味吹捧，视无名者不屑一顾，写出来的是一笔糊涂账．维昭在当前的红学界，还只能说是晚辈后生，一部通史中，涉及到的名家前辈知多少，有的人还是老虎屁股不好碰的，他都能坚持直道，该褒的褒，该贬的贬，该详的详，该略的略，该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而对于红学界的一些初出茅庐之辈，则能一视同仁，书中的不少论点即采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之中。说得抽象一点，也就是说阐释的主体性还是要服从于客观性；而要尊重客观，第一是要有直道。有了直道，第二还是要讲恕道。所谓恕道，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设身处地；用理论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要讲历史主义。时代是在不断发展，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前人的认识难免粗浅，也往往不合后人的El味，但在粗浅之中往往蕴含着伟大，不同的口味中也自有不同的奥妙，不可轻率地以今律古，苛求前人，或者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想当然地苛求他不懂的另一文化环境中的人。在这里，我注意到维昭对钟敬文先生考察索隐红学意义的评价颇高，认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是当时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主流。从这一语境出发，钟先生认为蔡元培之写作《石头记索隐》，其“内在的、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受当时中国社会反清朝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潮流的驱使，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的著者，要用自己的新观点去解释过去的文化成果，并使之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服务”。相比之下，胡适把《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叙传”，实际上是使文学评论思想倒退。至于侠人等人对《红楼梦》的民主主义的评论发表之后，到文化革命的新时期，这一类评红者往往把视线集中在家庭和婚姻问题上(《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工963年第3期)。维昭认为，钟先生“从时代的文化旨趣、批评旨趣的角度出发，于是对红学史的评价就能一针见血、高屋建瓴，深刻地揭示了红学批评的本质。与那些‘旧红学’、‘新红学’的简单化做法相比，钟氏的视点才是真正揭示了文学批评的本质。只可惜这种平实的学术史探讨在这一时期里昙花一现”。当然，对于索隐派以及钟先生的这一观点自可讨论，但这里能对不少人认为过时的索隐派、旧红学不作简单的否定，而是能放在历史的背景上给予应有的评价就令人敬重。这就是讲恕道，能历史地分析前人的功过得失。编史讲史德，既要讲直道，又要讲恕道，似乎有点矛盾。其实这两者的本质特点就是一个，尊重客观，尊重实际。所以归根到底，讲阐释，强调主体性，与讲究客观性是并不矛盾的。与直道和恕道相关的，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史德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红学史上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政治观点介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代似乎并不突出，而在20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在讲学术史时，恐怕是一个难以回避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我想编史者也应该用直道与恕道来对待，也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实事求是。过去把学术与政治捆绑得很紧的历史教训应该认真吸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编学术史，似乎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要还是高举“政治第一”的标准来对待一切学术问题。能否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对待，多作一些具体分析。而且，即使是对政治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不是所有为政治服务的学术都是错误的。学术毕竟还是要放在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坐标上加以衡量的。这样的话，像李希凡、蓝翎他们在整个红学史上的功过还是可以仔细斟酌的。后来有的高举反对“斗争红学”、“政治红学”旗号的人，实际上本身就是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的，政治意识强得很。对于红学史上的这类现象，我们必须有清醒的、独立的头脑。不管风云变幻，编史者必须讲史德，凭良知，从事实出发去描述，去阐释，去评判。

古人论编史重才、学、识。假如说维昭所求的“通”，主要关乎学；所重的“解释”，主要关乎识；至于维昭之才，我想也不必多说，一部《红学通史》放在面前，读者自可观之。我多说了几句“德”的话，也是从章学诚所说的“文德”而来。不过，从当前编学术史而言，似乎讲“史德”还是最为要紧，假如一味跟风，跟势，跟上，或者抱着几个小兄弟，操纵着几家传媒，一心考虑如何包装、炒作，还有什么学术良心可言，还有什么学术良史可读？当然，作为一部学术史，最后还是要以识、学、才来衡量其优劣上下。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今我又加了一个德，怎敢说维昭这部《红学通史》在德、识、学、才四个方面都能兼长！不过，有一点我是敢说的：他正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门外谈“红”，杂无章法，最后竟谈到了编学术史的德、识、学、才，这或许是由于我近几年来常看到、常想到的一些问题而引发的吧！啰唆几句，权作维昭《红学通史》的序，只是希望笃志好学、淡泊名利的维昭，能不断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当然，这也是我所追求的方向。

        2004年8月16日

        于苏州河畔恒安居

读书、写书，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职业。小时候受大哥和他的一群朋友的影响，喜欢上古典文学，1980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算是如愿以偿。1984年报考研究生时便选择了“元明清文学”专业，有幸成为王季思、黄天骥、刘烈茂三位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从我读大学到研究生毕业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浪漫时代，思想、方法、观念、思辨，成为耀眼的字眼，这使我更愿意从这些方面去考察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现象。当我关注研究者、批评者的主体因素的时候，我便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学术史研究的门口，于是便有《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史》和这部《红学通史》的诞生。

1999年我考上复旦大学博士生，忝列我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史学家黄霖先生门下。先生深闳广博而又严谨平实，统历史哲学之宏观，而指点学术史之千年流变；据乾嘉实学之根基，而辨伪指赝、证实求真。先生诲人不倦、因材施教，虽愚钝如我，也常体验“茅塞顿开”之觉悟。先生又深切关心弟子们的成长，弟子前进的每一个脚步，都凝聚着先生的一番心血。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口拙如我，却永远有无私提携我和帮助我的师友，中山大学吴国钦老师严谨而深刻，曾著《中国戏曲史漫话》，校《关汉卿全集》。吴老师倾心栽培高徒、提携后进，这在学术界已是有口皆碑。我的几本书(如《轮回与归真》、《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史》)的稿件上都留下了吴老师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大至学术史判断，小至文字之修辞、材料之称引。那鲜红的圆珠笔迹至今还刻印在我心里。

几位好友常常以他们的友情与智慧为我驱走治学生涯中的孤寂，郑尚宪兄博闻强记，胸中装着一部中国戏曲通史，授课时，一把扇子一杯茶，谈笑生辉，令无数学子心向神往、手舞足蹈。郑兄一腔古道热肠，是儒林中的一条好汉。黄仕忠兄治学，胸中有百万雄兵，调度自如，从容自若。一旦出手，便字字珠玑。仕忠兄于朋友，更是真心相待，两肋插刀，倾力相助。陈少华兄于人生有深邃的感悟，于哲学、美学更有一种超语言的知悟，在华南师范大学的三年时间里，常常的午夜长谈，几包烟、一壶茶，就会有惬意的灵动。于是就有《轮回与归真》一书的写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香港的梅节先生为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赠送了珍贵的文献，先生的鼓励与期望更是一种鞭策。李知其先生也热情地赠送了大著《红楼梦谜》。安徽师大俞晓红教授更是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拍摄重要资料，甚至帮我查阅、校对文献。在此谨致谢忱。挚友章达飞一听说有拙著要出版，便绞尽脑汁，把他所知道的出版社老总挖了出来，准备一手包办。师弟杨彬、宋文涛诸君，范萍萍小姐也为该书的出版多方谋划。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程俊仁先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是我应该深深致谢的。

此外，我还要感谢李时人、欧阳健、萧相恺、杜景华、张庆善、关四平、苗怀明、卜健、孙玉明、饶道庆、孙伟科诸先生；陈定方、梅玫、张蕊青、张云、申洁玲诸女士。感谢中山大学的黄天骥老师、刘烈茂老师、吴承学教授、陈伟武教授，复旦大学的张兵教授、唐金海教授，华南师大的罗东升老师，汕头大学的翁奕波教授。

友人问：“为什么从不见你在书的后记里感谢你的夫人蔡德贞？”我说：古人云：鱼处涸辙，相濡以沫。区区小书，何足以承载其间之酸甜苦辣。这况味，怎一个“谢”字了得？那年迁入上海时，妻子的接受单位的领导说：你们必须同时同步办迁入手续。我说：“这么说我们是两个人一条命。”我岂能敝帚自珍，以区区小书为搪塞！写书仅仅是我的兴趣、我的职业。

         作者

       2004年7月27日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