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共处"，还是因为文化的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因此，当今人类文化从总体上说只能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本书作者周策纵是哈佛大学研究员、著名汉学家，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而又长期在海外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学贯中西，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通过本书你除了将在思想文化、哲理上得到升华外，还可以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努力向外国介绍中国古今学术文化的价值所在。

总序/l

自序/1

一、自由·容忍与抗议/1

二、以“五四”超越“五四”/14

三、《卷阿》考/27

四、《易经》里的针灸医术纪录考释/64

五、《易经》“修辞立其诚”辨/111

六、说《论语》“史之阙文”与“有马者借人乘之”/139

七、说“必也”与“无已”/178

八、孟子“义利之辨”别解/189

九、《庄子·养生主》篇本义复原/211

十、诗词的“当下”美

——论中国诗歌的抒情主流和自然境界/249

十一、论杜甫/287

十二、关于屈原与杜甫/311

十三、萧公权《小桐阴馆诗词》序/315

十四、定形新诗体的提议(附卞之琳先生给著者的信)/320

十五、论关于凤姐的“一从二令三人木”

——《红楼梦》考之一/349

十六、有关曹雪芹的一件切身事——胖瘦辨/364

十七、论索引

——《红楼梦人物索引》序/375

十八、如何从古文字与经典探索古代社会与思想史/38l

十九、一对最古的药酒壶之发现

——满城汉墓出土错金银乌虫书铜壶铭文考释/389

二十、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

——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考释/410

二十一、龙山陶文考释答饶宗颐教授/430

二十二、忆袁同礼先生/440

二十三、忘年诗友：悼念萧公权先生/449

附录：

周策纵学术简历/467

著作目录/469

 一、专著/469

 二、译著/472

 三、论文/472

《汉学名家书系》后记/495

(一)导言：抒情体系与“当下”之定义

中国的传统诗歌，无论诗或词，也包括一部分散曲，都以简约抒写情景著称。在诗歌评论里，多数人也认为，最好的往往是那些最朴素天然，直接呈现的作品。这种诗词，细节不多，用典较少，能使读者立刻感动而领悟到它的美。有时虽富于雕饰与典故，但它的功用仍在于发抒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感觉。固然，这样的诗歌和这种意见，在别的文学传统里也可以找到，但在中国则比较突出，受到较多的重视。我认为这种极端偏向抒情诗的特征，有它哲学思想和语言文字的根源。这种特征也应该追溯到中国诗的原始观念之形成。又由于这种特征，牵涉到中国诗的理想境界和审美标准。所以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探索和解释，似乎很有必要。我现在提出“当下”这个观念来，作为评论中国诗词的一个首要标准，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说明中国诗歌主流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原因。

我用“当下”一词做中心来说明这一切，是由于过去习用的一些词汇都难于恰当地表达我的解释。“当下”一词，至迟在第三世纪时就出现了。陈寿(333—297)《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右国史华■于建衡元年(269)上表吴主孙皓，说凯子袆：“及被召，当下径还赴都。”北宋释道原著《景德传灯录》十一，“俱胝和尚”条下说：“天龙竖一指示之，师当下大悟。”又《水浒传》“楔子”：“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这些“当下”，都有“即时”或“立刻”的意义，指短促的时间而言。不过“当”字据《说文》训作“田相值也”。段玉裁以为：“值者持也，田与田相持也，引申之凡相持相抵皆日当。”这字原有敌对、面对、面临之意，《公羊传》庄公十三年：“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何休(129-182)注：“当犹敌也。”《礼记·曲礼上》：“当食不叹。”这些都隐含有指空间的意思。因此我把“当下”一词固然照通俗说法界定作“即时”，但也有“此时此地”的含义，不过较偏重于时间一方面。若用英文来说，约莫相当于immediacv。此字源于拉丁文的immediatus，本来有“无间”或“不隔”的意思，但后来也已多用作“即时”之意。西洋评论家也往往认immediacy和directness(直接)是诗文的优良素质。不过在这方面似乎还没有充分而有系统的理论。

总的说来，我这里用的“当下”一词，和过去的说法并非全无渊源，但也不完全相同。看了我下面的分析，也许就会更明白此。 P249-250

我从小写诗文，都以个人情趣、兴趣做出发点。可是24岁左右以后，大约有六七年时间，花了不少心力去替别人“代笔”，那是在对日抗战末期和胜利后自重庆还都南京的初期；但不久就有点像陶渊明一样发觉“违己交病”，“知迷途之未远”，毅然辞去，从此还我初衷，摸索着我手写我心。

所以自从1948年5月初出国以后，我的著述大多还能反映个人的情趣或兴趣。不过今天自我检讨起来，这中间至少也增加了三个注意点：

一个是立定志愿，凡自己所写的，必求有新的发现。即使采用“陈言”——我并不提倡“务陈言之必去”——也必须有新意或新的诠释。

第二件，尤其在考证方面，必须注重实证。凡归纳或推论，须尽可能合于逻辑，少发无边际、不加制约的空论。有时因所知资料不足，不能不有所揣测，也当指出只是“可能”或“也许如此”。并且先要“自讼”一番，像对方有律师在反驳我，因此尝提倡“以当下之我难当下之我”。宁出多面之词，不出一面之词。这点即使未全做到，也是心向往之。这方面我也许受了乾嘉考证学派和西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影响，尤其是英、美、法、德某些汉学家给了我不少的榜样。

第三件是来自研究和学术方面的规范。这52年间我在几间大学研究院长期从事研究和教学，不能不受到他们那些规范的影响。这种研究和学术，十分注重累积的知识。凡处理一个主题，不能不参考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既有贡献和成绩。我在这方面往往花了不少篇幅陈述前人的说法，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就难免“辞费”和冗长了。这可能是我文章的缺点，却也是宁愿有的缺点。

在另一方面，凡牵涉到对中国传统典籍和诗文的研读，我往往认为我们误解得太多了，必须细心重新解读。我当然很愿向西洋语言学和比较文学以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习，并且引用他们的学说和理论，可是也必须了解他们的限度。尤其在语言学方面，音韵学和文法结构本是西洋语言学的特长，我们自应学他们。可是中国古文字学在“字源”和“语义”方面的资料特别丰富，远非西方拼音文字所能比拟。中国古文字以象形、会意、指事为主，正可从造字考证推测古代社会和思想概况。岂可因西洋拼音文字发展出来的语言学对此不注重而轻视它。我在本书《如何从古文字与经典探索古代社会与思想史》一短文里，间接触及了这个问题，但未加发挥。在未选入此书的另一短文《“巫”字初义探源》里，曾有一小段说到这点。希望国内读者如有兴趣能找到台北出版的《大陆杂志》第69卷6期(1984年12月15日)该文，第22页参看。

总地说来，我大半生的著述以情趣或兴趣为基点，发言希望有新意，企图照顾平衡正反两面，研究与学术注重知识的累积。以上几点大致可用“情”“理”“学”三个字来概括。而我一生的著作既然定出不少要求，当然就成绩菲薄，难有巨制了。可是我的兴趣到底还包括有义理、考证和辞章三个方面。正不妨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自我解嘲吧。

这次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海外汉学名家书系》，要我也自选一集。我从过去四十多年来在海内外已发表的文章中，选了23篇。希望大致能代表我到美国后研究的微薄成果，虽然未能表现全貌。

国内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报刊上发表过我一些零星研究和创作。其中成书的有：199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它的《学苑英华》系列中包括有由王元化教授推荐、钱文忠先生编选的《弃园文粹》，多是从我已发表的作品中节选片断。选印得很好；可惜校对未周，不免错字。196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英文《五四运动史》，国内现在已有两种中文全译本：一是1996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周子平先生等五人译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翻译忠实流利，且附有原书的索引，只可惜专名译错不少；其次是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的《海外名家名作》系列中，1999年由欧阳哲生教授主编的，前七章用香港明报出版社的上册再版本，第八章以下得北京大学青年学者六人译完，书名仍用《五四运动史》，译文比较可信，可惜后面删去了索引。此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有我译的泰戈尔两本诗集《失群的乌》和《萤》(皆中英对照修订本)。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有我的《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比较完整。自选集从此书中选了一般人可能较有兴趣的三个短篇。

这次自选的文章，包括有两篇关于山东省邹平县龙山文化陶文的考释问题，虽然觉得太专门了，但考虑到与山东有关，仍然选了进去。另外两篇也牵涉到甲骨文和金文，我认为对古代社会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比较有重要性。祈望国内的古文字学家赐予指教。

这次自选集能顺利出版，我该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和主编汤一介教授的邀约。而实际负责编辑稿件的中国华侨出版社金宏达社长，尤其是执行编委刘文远先生，协助特多，谨志谢忱。

周策纵

2001年7月20日，时年八十五，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之弃园。

这套丛书自提议、策划到出书历经数年。现代通讯工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使得星散于地球各处的本丛书的作者们能与我们频繁联系。如此联系的必要性，首先是由于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必然有诸多问题向作者们讨教，如众所知，他们都是名重一时的海外汉学界大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拥有被公认的权威，文稿上出现的任何疑难之点，既不可被囫囵掠过，当然更不能仅凭我们浅陋的学识率尔决断，于是就需要不停地请示。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感想之一，就是倘若没有现代的通讯工具，要编辑出版这样一部海外名家的丛书会是何其难也；而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感受，则是亲炙了诸名家严谨治学的精神，例如每次接到年过八旬的周策纵先生的来函，仅仅面对他一页页一丝不苟的手迹，就足以令我们既感动又敬佩。诸名家一生出书多矣，如此看重此丛书，无非意在传播学术文化，我们和读者诸君一样都能体会他们的一片至诚，并深深理解巍峨崇高的学问之道，皆是以此为起点。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士，他们慨然承担本丛书的出版，丝毫不沾琐碎的商业考虑，当今之世有如此一腔热忱于学术文化，也是使人为之非常感奋的，尤其是制作这样一套书，作者分布于环球，而根植深结于本土，可想而知，他们的眼界和襟怀何其宏廓高远。

金宏达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