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是一本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的个人展览馆，又是一本有着独特的文学风格的散文体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勃留索夫在1893—1905年间，即俄国社会和文学都发生重大动荡和激变年代的生活、思想、读书、写作以至交游的实况，是一条走进这位象征派诗人的不可多得的捷径！

瓦·勃留索夫是俄国象征派旗手、重要诗人。《日记钞》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在俄国社会大动荡和激变年代的思想、情恋、创作及交游实况；他精神生活丰富而又复杂多变，赞美革命而又主张艺术独立，诗作具有浓郁的悲观绝望和神秘主义气息。高尔基称他为俄罗斯最有文化教养的作家，列宁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诗人”。

中译本前记贾植芳(1)

《前记》之《后记》 贾植芳(7)

英译者《导言》格罗斯曼(1)

勃留索夫日记钞(42)

附录：

诗十八首 勃留索夫(173)

追忆勃留索夫 霍达谢维奇(195)

"劳动英雄" 茨维塔耶娃(208)

[彼得堡]我徜徉街头。错落有致的教堂打破了林阴大道的森然对峙，街道因而具备了一种神秘的美。……彼得堡有这么一个特色：彼得堡的女人比莫斯科的更别具风韵，这儿的妇女有一种我们莫斯科的女人所缺乏的独特的风姿、独特的气质。而彼得堡的男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具有的只是一种俗劣的“市侩气”，放荡淫逸，看起来要比莫斯科的更肆无忌惮。涅夫斯基大街宽敞而纵长，到了晚上，诱人的市场引来众多的顾客，把大街充塞得拥挤不堪。涅夫斯基大街是一条极其重要的主干道，其他街道只有与它相联通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彼得堡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街道，有幽美的林阴大道——比如“利地尼”——有重要的商业街，如“哥洛克霍伐亚”——还有“弗贞什斯基”大街，但它们都属于二流街道。彼得堡的街道布局是“寡头政体”式的，而莫斯科的则是“贵族政体”式的，它没有涅夫斯基大街那样“君王”船的主干道，但却有数条“贵族”式的主干道。P63

日记是一个人灵魂的展览馆，尤其是一个内心生活丰富和复杂的诗人或作家，又处于历史激变社会转型期的时代，他的精神世界的骚动，更其剧烈和纷繁。又因为作者写作的目的，是留给自己查看的，因此，它真实而纯净，像一个没有浓妆艳抹的妇女，倒显出她的天然风韵以及她的“缺陷美”——她的真实的自我。它是真正的写实文学，不仅是一个诗人或作家的生活记录，也是他的成长史、人格史和创作史的自然形态。至于当时的社会动态、文场风习，这里当然也有其真实的反映和清晰的折射。因此，它又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聚光镜。

这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勃留索夫日记钞(1893—1905)》，我认为就是一本既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又有独特的文学风格的散文体作品。

瓦·雅·勃留索夫(1873—1924)，作为一个跨越十月革命前后的苏联象征派诗人，是一个精神生活丰富而又复杂多变的文学人物。他出生于富裕家庭，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是属于俄国上流社会的文人墨客。他既是俄国象征派(或被称为“颓废派”或“现代派”)的重要诗人，又是由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风行的俄国象征派文学运动的领导者和旗手；他在1894年编辑出版的诗集《俄国象征派》，使俄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与发源于法国又波及世界各国的象征主义诗歌遥相呼应，成为世界性的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而他所创导的这一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又对俄国文坛冲击很大，影响深远，一直到十月革命后的二十年代，当时出现的新一代作家，无论是共产党员或同路人，在创作风格形成上，无不受到这一流派的熏染。象征主义仍红极一时。直到进入三十年代，随着斯大林统治的强化，政府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与限制的加紧和深入，它才从文学地平线上逐渐消失于无形，以后则一直受到苏联官方学者的激烈的政治批判，称为“逆流”，并列入禁区。

作为一个象征派诗人，他注重于抒写入的内心世界，认为象征比形象更能有效地反映世界的真实；他主张“创作自由”，“艺术独立”，讲究为艺术献身的操守。但他又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者，他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倾向，因此他在接受了西方象征主义者许多美学观点的同时，又富有社会敏感和生活激情，注意于对本国的民族特点与社会现实的思考和观察。他的哲学社会学观点和诗的风格又与象征派的基本观点处于相矛盾的微妙地位。如果说，他早期的奠定了他在俄国诗坛上历史地位的诗作，如《杰作》(1895年)、《这是我》(1897年)以及《第三警卫队》(1900年)，具有浓郁的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气息和倾向，那么1906年出版的诗集《花环》，就表现了对革命的积极态度，热中于社会性主题的开拓。他赞美革命，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就是破坏旧事物，并以这个观点批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此受到列宁的批判，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诗人”。但他仍然不懈地积极探索社会性的新主题，歌颂劳动者。所以1917年的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并未像他的同侪或晚辈的众多象征派诗人和作家那样，离开俄国，流亡西欧，而是继续留在俄国，对革命采取坚决的支持态度，并立即参加了新政权，又于1920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卢那察尔斯基合作，主持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成为苏联早期文化教育战线重要领导者之一。在革命后，他作为一个诗人，虽然努力探索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竭力追赶时代的步伐，歌颂列宁和革命，但离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有所差距，从而造成了他的苦闷而矛盾的心态。他的领导职位也终于为另一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所取代。他于1924年10月于孤寂中死去，享年仅五十一岁，成为早期苏联文坛昙花一现的人物。

勃留索夫又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最早接触法国象征派诗歌，并翻译了马拉美、兰波、魏尔伦、维尔哈伦等人的作品；同时又广泛翻译了诸如维吉尔、莫里哀、歌德、爱伦·坡、梅特林克等，由古希腊、古罗马到现代派的作品。他作为一个天才的文学组织家，在早期作为俄国象征派机关杂志《天秤》的主编，不仅培养了一代俄国象征派诗人，而且把这个杂志办成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刊登了像维尔哈伦这样著名的外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他不仅对亚美尼亚文学有出色的翻译和论著，对于普希金的研究也独具只眼。因此，他作为一个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评论家的同时，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高尔基称之为“俄国作家中最有学问的作家”。虽然他逝世近四十年以后，苏联未曾正式印行过他的作品和研究他的论著，在苏联学者的文学史著作中，他也很少被提及。但他作为一个俄国象征派的代表性诗人，作为一个有才能和独创性的诗人，由于他在俄国诗坛上对主题开拓和风格创新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西方学者的俄国文学史论著中，仍占有自己的篇幅，并作为不断被译介和研究的对象。至于在我国，除过二十年代初期《小说月报》上译介过他的一篇诗论(见1923年7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7号上的耿济之译的《俄国诗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革命后五年来(1917—1922)的俄国诗坛略况》。勃留索夫在这里被译为布利乌沙夫)外，直到八十年代，才在张草纫、李锡胤两位教授译的《俄罗斯抒情诗百首》(1983年)中介绍了他的九首诗作。一般说来，我国的新一代文学读者，对他还比较陌生。正像这些年来，我们对俄国象征派文学运动的了解，缺少必要的介绍和研究那样。因为苏联学者，尤其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世界性的现代派文学运动，包括对俄国象征派运动，都作为一股文学上的逆流，取断然的否定批判态度。而这种反科学反历史的文艺观点，对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曾发生过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部《日记钞》，虽然是一个抄本，但它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在1893—1905年间，即俄国社会和文学都发生重大动荡和激变年代的生活、思想、读书、写作以至交游的实况，反映了诗人对世界、人生、社会、文学与自我的认识、思考与态度。正像他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我的青春》中说的：“诗人的精神本质上并不比他人的高贵，但他感觉敏锐，并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就自传或日记而言，它所感兴趣的不仅是表达作者本人的内心世界，刻画他人的性格和传达时代精神，也是他所关注的。”我认为，作者的这段自白，正好说明这本《日记钞》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至于《日记钞》中对当时俄国文坛上不少大小诗人和作家的生活和言行的描绘与评述更有它的独特的文学价值，它补充了我们从文学史家的理论性论著中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作为一本散文著作来读，使我们感到赏心悦目，别有风致。

我在好几年前，就决心把这本具有散文特色的《日记钞》译介给我国读者，但终因年老事杂，力不从心，前年才由在我这里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任一鸣同志接手，作为她的研究生作业开始翻译。因为我相信她的外文功力和文学素养，足以胜任愉快地完成这个任务。现在这个译本，只是由我作了必要的校改和文字上的润色，并加注了大部分的注文。鉴于我国读者对这个时期的俄国文学比较生疏，所以关于书中涉及到的那些俄国象征派诗人和作家，都根据手头现有的中外文资料，作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英译者的注文，则酌予保留。

本书根据1980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印行的英译本转译。英译者格罗斯曼系该大学贝克莱分校的斯拉夫语言文学副教授，大概是个俄裔，著有《爱伦·坡在俄国》(1973年)一书，而关于勃留索夫和早期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论著，曾得到英国的学术奖金。

英译者所写的长篇《导言》，对于勃留索夫的生涯和文学事业以至他的诗歌创作历程的论述，都比较翔实，有一定的学术分量，所以也一并加以译介，作为参考材料，以助于读者对勃留索夫的了解；本书英译本附录所收的勃留索夫的二十一首诗，被国外研究家认为是勃氏诗歌创作中的精品；在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的勃留索夫同时代的两位晚辈诗人霍达谢维奇和茨维塔耶娃所写的回忆录，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不同的勃留索夫形象，都转介在这里，供大家研究、欣赏和参考。

1989年4月中旬于复旦大学

这部《勃留索夫日记钞》译稿，也可谓正像勃留索夫的历史遭遇那样的命途多舛，它本是前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外国散文译丛》编者李全安同志的约稿，并已预登广告，布告海内外，孰料交稿半年多以后，天有不测风云，书竟亦有旦夕祸福，该社突然寿终正寝，这部译稿又回到我们的手头来了。

感谢原《外国散文译丛》编者李全安兄的热诚相助，他又展转把它推荐给百花文艺出版社，现在承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者谢大光同志的美意，把它收留下来了，因此，它才从此获得出生问世的生存权利。

前年从某杂志的一篇莫斯科通讯得知，当时苏联文学界一些革新派人士有重写苏联文学史的倡议，即将过去由于政治、思想诸种复杂因素，被排除在多年出版的苏联文学史收录范围之外的那些苏联在建国前后的大批作家、诗人，包括被处决、流放、监禁以至放逐和流亡海外的作家、诗人，与虽然身在国内而受到批判，无权出版自己作品的作家、诗人，或被冷遇不闻的作家、诗人，重新进行了发掘、审视与清理，为他们或她们恢复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应有的文学史评价，其中就包括这位勃留索夫。近日来得到北京出版的期刊《苏联文学》1991年最后一期，从它的预告里，又看到译载勃留索夫中、短篇小说的讯息，我想，这大约也是对前苏联重写俄国文学史这一时代思潮的一种反响和表现。

苏联已经在历史面前解体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历史教训，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题目很大很多，包括在这个新式政权存在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那些文艺现象(包括思潮、理论、运动、论争、政策、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等)，它们各自应有的真实文学价值与历史评价，也都一一地摆在世人面前有待评说了。从这个意义来说，勃留索夫这个跨代诗人的历史命运，不是更值得我们深深思索和玩味的吗?

1992年2月末，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