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总结了中西方危机管理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并将传播学系统引入危机管理研究，提出了若干具有创意意义的危机管理范式，较好地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关系，理论建树和实践价值并彰，是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看，就是试图构建出各种系统以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过程。我们注意到，人类每前行一步，设计出来的系统的功能就越强大，结构也更复杂。这一方面使人类实现共同美好愿景的能力不断提升，一方面也使人类遭遇系统风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由此，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和随时面临的危机挑战一并随着人类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历史阶段。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被不断创造和累积，各种形式的危机破坏也在社会诸领域全面展开。如何应对、化解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

传播是人与人所有关系赖以生成的根本机制，是社会系统协调运作的重要纽带。传播的进步，既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得以实现的基本手段。人类对危机的克服，同样离不开传播。有效的传播可以使危机预警更为充分，使危机管理更有效率，使协调互动、整合资源得到保障，也使重构认知平衡和价值系统成为可能。换言之，传播是实现“转危为安”和“化危为机”目标的一种根本机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践界和学术界达成了一个共识：传播是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

我一直期待有人能够将传播的观念、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危机管理研究，这对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的学生(现已成为我的同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年轻讲师胡百精推出了这本《危机传播管理》。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比较全面地总结、梳理了国内外危机管理研究的成果。西方对危机管理的专门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而国内则在最近几年，特别是SARS之后刚刚兴起。本书对危机内涵的界定、特征的描述和类型的划分，对危机管理原则的设计、范畴的框定，对危机预警系统、危机管理组织、危机管理计划及其实施流程的考察，对媒介管理、沟通管理和恢复管理等专题的探讨，都是在科学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总结不是对研究“碎片”的拼凑，而是对西方成果进行有效的本土化改造，对本土成果进行充分的系统化建构。

二是比较合理地将传播学的观念、原理和方法“移植”到危机管理研究之中。全书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之上：沟通关系与利益关系是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全部契约关系的两个基本维度，而危机管理实质上就是对异化的沟通关系和利益关系进行重构和再造的过程。这一假设为将传播学引入危机管理研究寻找到了前提和依据，使传播管理同时作为危机管理的一项主体内容和一个基本手段而存在。本书于前两章提出、阐释了这一假设，此后各章则结合危机管理在不同阶段的任务和要素对之进行检验和应用。传播学研究中的关联性经典成果，如传播模式、传播流、劝服传播、媒介属性及其运行逻辑、意见领袖、谣言控制及其他群体和人际传播机制等皆被嫁接到危机管理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嫁接不是简单的“照搬”和“粘贴”，而是在危机变量介入下的系统考察，譬如对罗杰斯一金凯德辐合传播模式的改造，对阿尔波特、波茨曼和克罗斯等人的谣言公式在危机情境下的修正，对意见领袖在危机传播中“四重转化”机制的探讨，等等。

三是比较妥当地处理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的关系。传播学自诞生之日起，便注入了经事济世的血统，将其引入危机管理研究更应注重实践价值。本书在对待危机管理研究的每一个专题时，总是首先从认识论层面廓清其内涵、本质，借由理论框架分析危机现象，而后在特定方法论的指导下探讨可能的危机管理途径。譬如，在危机管理策略研究中，作者先是寻找策略形成的哲学基础，而后提出事实导向和价值导向两条策略主线，又分别在两条主线的下一级范畴提出了告知、疏导、改变、迎合、引导、重构等具体策略。书中类似危机管理策略模式、内容发布模式、利益相关者权力／行为模式这一类的理论范式有十余个，它们反映、揭示了危机管理诸多问题的内在发生机制。与此同时，诸如如何识别、搜集、评价危机信息、如何划定危机等级、如何做出危机预报、如何组建危机管理团队、如何进行危机管理的权力配置，以及如何召开危机发布会、如何训练危机发言人、如何设计劝服情境等具体问题也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模式+专题”的体例，使本书比较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四是对危机传播管理这样一门新的学问进行了有勇气的创新。书中提出了“4C假设”(参见第二章)、“3F假设”(参见第三章)等一些新的论断，前者旨在揭示沟通、利益、共识和契约的内在联系，后者旨在突出危机传播流中与信息流和影响流杂糅一体的噪音流。在这些假设科学性和有效性的检验方面，本书除了进行学术逻辑层面的推演外，还引入大量案例进行实证。这些案例共有200多个，既包括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著名事件，也包括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重大危机，如“9．11”事件、炭疽菌事件、SARS危机、巨能钙事件、肯德基“苏丹红”事件等。显然，对一个年轻学者而言，无论理论假设的提出还是对其施以检验，都是可贵的、需要勇气的创新。

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总体上具备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可以看做是我国危机管理研究，特别是危机传播管理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当然，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作者提出的各种模式和假设都还需要在后续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做出进一步检验和修正；传播学框架在危机管理研究中的引渡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化等。这两个“进一步”，既是我对这本书的意见，也是我对作者的期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郭庆光

200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