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天空常被用来形容基础研究无边界、完全由好奇心驱动和不受资助资金、应用前景等现实状况干扰的特性。然而现实中的基础研究是否真的如此？基础研究是否已经不再是蓝色天空？抑或蓝色天空只是反映了基础研究复杂属性中的某一个侧面？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基础研究？作者以盘茧抽丝的方式，从历史、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角度，细微入里地分析了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基础研究的看法、基础研究的历史演进以及不同分析人员关于基础研究公共拨款合理性的观点，力图通过对科学研究的展望，通过对所使用的科学概念的检验，通过将这些研究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及通过研究者如何对政策要求的反应进行分析，以促进我们对科学政策的理解。

“基础研究”是被广泛地运用于科学政策中的一个术语，但是目前人们对它的含义并没有达成非常一致的共识。近段时期，随着工业化国家知识生产过程本质的潜在变化以及社会对科学家的压力与日俱增，使得他们必须阐明基础研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益处，以便使更多的人来关心基础研究的未来。

本文论述了基础研究的性质、公众资助基础研究的相关缘由以及形势变化对基础研究活动的影响。论文注重对科学的研究，特别是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科学经济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我从以前的实证文献中提炼出一些有争议的观点，然后就这些观点与美国和英国的一些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了49次深入访谈。

根据这些访谈，他们认为基础研究被用于“划界工作(boundary work)”，这就意味着基础研究特征的许多方面都能被一些人有选择性地使用。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基础研究定义，但是其概念却被广泛地使用，因为其概念的灵活性和模糊性能服务于多种目的。另外，“为科学而科学”仍然是科学家高度重视的一种理念，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瞬息万变的知识生产环境里，基础研究的概念仍将以某种形式延续下去。论文讨论了当今的变化对研究实践有无法预测的影响，并且这些变化能够更好地说明社会因素对不同研究类型的影响。这些发现指出，有关科学本身的研究在丰富我们对科学政策问题的理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 引言

 1.1 研究目的与研究大纲

 1.2 研究的问题

 1.3 论文大纲

2 问题综述：我们怎样理解“基础研究”

 2.1 定义基础研究

 2.2 司托克斯对基础研究效用与认识的分析

 2.3 边界研究与基础研究定义

 2.4 本章小结

3 基础研究的历史进程与最新变化

 3.1 基础研究的历史

 3.2 变化的契约：当前的形势和基础研究

 3.3 本章小结

4 资助基础研究的理由和不同学科的观点

 4.1 简介

 4.2 基于经济增长和创新的理由

 4.3 资助基础研究的公共利益理由

 4.4 多学科性和学科问的冲突

 4.5 科学社会学

 4.6 概要与总结

5 研究规划及方法论

 5.1 简介

 5.2 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论

 5.3 样本的选择

 5.4 访谈程序

 5.5 非访谈会见

 5.6 文献分析

 5.7 未被采用的数据

 5.8 分析研究

6 实证结果之一：基础研究的定义

 6.1 简介

 6.2 基础研究的定义

 6.3 目的

 6.4 自治性和基础研究

 6.5 术语的有用性

 6.6 总结与结论

7 实证结果之二及其初步分析：理由、变化和边界研究

 7.1 简介

 7.2 资助基础研究的理由

 7.3 资助环境的变化

 7.4 在当前的资助环境下基础研究作为边界概念的用途

 7.5 一个新的术语

 7.6 本章总结

 7.7 作为边界概念的基础研究

8 结论：基础研究与科学的目的

 8.1 难解的模糊性？

 8.2 分析者的观点：术语的混乱及未来的关注

 8.3 实证研究的要点：持续性和灵活性

 8.4 扩展研究

 8.5 政策意义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3.1.4二战后的基础研究

“纯”科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形成我们今天有关基础研究的制度安排和空想承诺的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章将把焦点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事件提供了一个背景环境。在此之前，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资助非常少(MirOWski and Sent 2001)，但“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成为了工业现代化的关键因素”(Elzinga and Jamison 1995：580)。政府还是没有为基础研究拨出充裕的资助。比如在美国，研究者由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所支持，它包括由私人非赢利性的基金所授予(比如卡耐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和联邦基金)，以及联邦和州政府为公、私立大学的捐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重要的，因为德国停止出口后，使得其他国家突然意识到，与德国科学事业机构相比，他们国家有关工业的基础性科学是多么的缺乏。化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炸药、汽油、制药和染色工业所必需的。受制于德国对出口的限制，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大力发展本国的研究能力。科学家们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环境来为科学研究争取更多的政府支持，这也进一步加强了科学研究与政府之问的联系。比如：英国政府也意识到过分依赖德国的出口产品，因此在1915年设立了科学与工业研究顾问理事会，到1916年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更名为科学与工业研究部(I)SIR)。正如其名字所表示的，这并不是一个基础研究机构，其部门的“政策优先考虑的显然是从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出发”(Gumment 1980.24)。

英国左翼科学家Berna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39年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试图对比不同的国家在研究开发上的经费支出，但是他也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是很难的。基于Ussr对科研状况的说法，Betnal表明前苏联将政府的资助大量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上，并且同时也提到在英国非常多的政府财政是投入到科学研究上。其他科学家在那时反对国家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威胁到他们的自主权。在1940年，Polanyi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成立了“科学自由协会”(从其1962年的论著可以看到Polanyi对于左翼和其他派科学家的回应和对科学家独立性的辩护)。然而，尽管有这些争论，在内战时期我们的确看到政府对基础研究逐渐建立的支撑体系。

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拥有了多个资助科学研究的组织。以上提到的科学与工业研究部(I)SIR)成立于1916年，1919年成立的大学资助委员会(UGC)。医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13年，根据Ha|dane原则在1920年改变为医学研究理事会(MRC)，使其与Haldane原则相一致。农业研究理事会(ARC)成立于1931年，而且英国生态保护组织在1949年成立了4个研究理事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和大学相结合，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于政府资助科学的发展相当重要。这个时候公共资助变得对科学必不可少，并且在相对的早期来说，这些资助是慷慨和无条件的(齐曼1994：94)。Gummett(1980：37)发现：英国对科学的资助有着大幅上升，在1913年用于资助民用和军事的研究发展经费达到了60万英镑，到了1939年这个数字涨到了1000万英镑，而到了1947年和1948年，还惊人地涨到了7600万英镑(用于国防的资助总计6000万英镑)。尤其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战争的胜利被认为是科学发展的结果(除了原子弹以外，其他重要的贡献包括雷达、近炸引信和盘尼西林等)。因此对科学研究资助的扩大可以解释为，科学为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获得的奖励(Martin and Etzkowitz 2000)。

在二战结束后的时期，一些已经被认可的科学政策为许多国家所效仿。在英国很早就成立了一些机构，在1945年之后，很多其他国家也都建立了研究理事会。正是在战后时期，科学政策“通过各类机构、各种机制和程序，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公职人员和政客们的努力得到了体制上的认同”(Salomon 1997：43)。

战后政府对科学不断增加的支持使得研究经费大大地超过了以往所能得到经费，但是“科学自由协会”的精神依然存在，一些科学家由于这笔经费的出处而不信任政府的资助。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资助侵犯了资金匮乏时科学研究早期所具有的自由”(Rip 1994：7)。然而，战后国家对科学资助的状况持续了几十年。对科学研究的许多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很难转变的，并且这种观念被固化下来，在我们对科学研究提供资助的分配过程中，将会有许多问题随之而来。例如，在当时从一种完全反历史的观点出发开展了对科学经济作用进行分析：“随着大家一致认为要调整著名的“科学规范”自17世纪到20世纪以来对科学家的影响和统治，在战后中期，科学和经济都被评论者作为永恒和一般的事业对待”(Mirowski and sent 2001；2—3)。而且，科学被描绘为与政治无关，这意味着得到的资助并不依赖于谁掌握了政权。正如Slaughter 1993年指出的，“在寻求资源的过程中，作为代表科学向国家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科学不具有党派利益和政治倾向的观点过去是一个有用的策略”。当科学的有关问题愈加明显地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时，将科学视为无关政治的方式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导致了随之而来的交账责任和公众信任问题。

也许因为出于对日益增加的政府干预的担心，当时有人提出了基础研究应当是自主追求、不受资助者干预的重要观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万尼瓦尔·布什，他是美国战后颇具影响力的科学顾问。在战时给科学家们的资助确实使他们受益，但他们同时希望获得如同以前一样的自主权。布什在《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试图灌输这样一个理念：建立一个宽松资助而以又自主的科学机构。他列举到政府建立的大学、学院和科研机构的重要性。

他说到：“他们是知识和认知的源泉。只要他们是有活力的和健康的，并且科学家们能自由地追求着真理，他们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就可以应用在政府、工业或其他地方来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必然的利益性，布什对“线型模型”的合理性是负有责任的。这个模型通过绘制出从基础研究经过应用研究到技术创新这一单向概念直线，这一模型诊断支持基础研究是政府能够促进产业研究的最主要的方式。(我们在这里看到培根的观点——基础研究将对技术产生有利的结果)。布什同时认为：试图抑制基础研究的创造性将是会自我毁灭的；如果脱离政府的直接控制，科学将是最为多产的。

然而，布什关于建立自主的科学资助机构的设想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他的想法没有能够使杜鲁门总统信服，而且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实际系统其所具有的政府控制大大超出他的想象。Steelman在1947年完成的一份鲜为人知的报告在美国科学政策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Steelman认为，欧洲对科学的投资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美国再也不能依赖欧洲产生的基础研究发明。他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需要一个更好地平衡，并以此观点支持增加大学的预算。最终提出的正是这些计划，而不是布什的国家研究基金会计划，事实上布什的设想从未实现过(KIine 1995)。尽管在1945到1950年之间，针对建议中的基金会的管理体制存在许多争论，但是在1948年，联邦政府资助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其起步于1887建立的仅有一间房子的卫生试验室)得以扩充并成立了四个不同的研究机构。虽然NIH主要关心有关导致改善健康的知识，联邦政府增加对其投资(当时联邦政府也增加了对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投入)则意味着在1951年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之前已经建立了一些资助科学研究的机构(NSF 1987)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于1951年成立。如果不考虑其形成的复杂性，NSF可以看成是布什与Steelman报告的产物。他们报告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强调了基础研究是国家资助中最重要的领域。正是因为线性模型的建立，才使得由于基础研究与纯洁性和价值之间的历史联系而存在的基础研究的一些特性与巨大的技术潜力相联系起来(只要科学家继续保持自主)。这些特征都是我们今天基础研究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Fuller(2000)认为这段时间内对研究的分类是进行得最有成效的。他认为“布什和他的支持者们把许多国防研究划分为基础类别，以减少其公共责任性，而没有简单地采用加强实际研究经费的方式，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p.118)。至于那些被划分为“基础的”研究其本身足以减少公共责任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将在3.1.4论述。这里重点介绍分类和评定工作。布什在1945年后将基础研究确立为公共事业，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由Steelman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完成的基础研究测度工作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认为，这项度量工作是基础研究成为科学政策中一个重要类别的主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Stee|man主政的NSF在区别不同研究类别方面做得最为成功。当OECI)在形成自己的定义时，NSF的定义时起作重要的参考。OECD的定义最终在1963年编入《Frascati手册》。基础研究的分类对于恪守不同历史时期的概念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基础研究可以被测度，那么就可以进行基础研究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国际比较了。

P29-32

越是习以为常的简单概念，往往就越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定义，“基础研究”一词就是如此。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是在国内外的科技政策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中广泛使用的术语，尽管从万尼瓦尔·布什影响深远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历次发布的《弗拉斯卡蒂手册：研究与试验发展调查的推荐标准与规范》(以下简称《弗拉斯卡蒂手册》)，都从不同角度对基础研究做出了各自的界定，然而，关于内涵和政策意义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些学者也试图从基础研究概念的历史演变及现实语境中不同主体使用它时的特定含义与目的等方面进行研究，试图对基础研究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Jane Calvert博士的著作《告别蓝色天空？——基础研究概念及其角色演变》正是这样一本书。

蓝色天空常被用来形容基础研究无边界、完全由好奇心驱动和不受资助资金、应用前景等现实状况干扰的特性。然而现实中的基础研究是否真的如此？基础研究是否已经不再是蓝色天空？抑或蓝色天空只是反映了基础研究复杂属性中的某一个侧面？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基础研究？作者以盘茧抽丝的方式，从历史、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角度，细微入里地分析了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基础研究的看法、基础研究的历史演进以及不同分析人员关于基础研究公共拨款合理性的观点，力图“通过对科学研究的展望，通过对所使用的科学概念的检验，通过将这些研究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及通过研究者如何对政策要求的反应进行分析，以促进我们对科学政策的理解。”虽然作者并没有提出统一的概念，也没有试图对各种观点作出终极判断，但作者对基础研究概念及其相关政策的综合分析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多年来，将科学研究一分为二，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直是科技管理中的标准分类方法。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将基础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来不外乎三个标准：推动研究的目的、研究人员的自主性和研究本身的认识论特征。从这三个标准出发，基础研究就可以大致地有三种定义方式：一是无明确应用目的的研究，或者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二是研究人员自主决定研究目标和方向的研究；三是探索新原理、新规律、新方法的研究，或者研究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的研究。

采用这些方法来定义基础研究固然有其清晰的一面，但这些划分基本是建立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的线性模式基础之上的。美国学者DE-斯托克斯在其《巴斯德象限》一书将基础研究分为四个象限，即波尔象限的纯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的效用驱动型基础研究、爱迪生象限的纯应用研究，以及开始时既不是面向应用也不是以纯理论为目的的研究，进而指出在巴斯德象限基础研究的认识目标可以与应用目标相兼容。这就告诉我们，不应将科学研究活动简单视为从基础到应用、从认识到效用的线性模式，而需要用“非线性的交互作用模式”来替代“线性作用模式”。

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和技术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边界日趋模糊，这也给准确界定基础研究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即使就同一机构而言其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OECD2002年版《弗拉斯卡蒂手册》将基础研究定义为：“基础研究是主要为了获取新知识的试验和理论研究，以了解某种现象和试验的根本基础(underlying foundations)，而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特定应用或效用(application or use)。”然而OECI)科技政策委员会2003年的研究报告《公共研究的管理》(Governance of Public Research)又指出：“尽管关于基础研究新定义的观点千差万别，但是有一个共同认识，即这样的研究应该具有两个要素：心中无特别用途的纯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及用途激发的研究。”该报告认为，《弗拉斯卡蒂手册》的定义对于统计目的而言可能是合适的，然而，为了分析科技政策，基础研究的定义中必须包括用途导向的部分。报告最后强调：“重要问题是，不是要为基础研究找到一个新的概念定义，而是要足够广地定义其范围，使之涵盖建立一个合理的知识体系所需的研究类型，从而获得社会经济的进步。

与基础研究概念密切相关的是各国科学研究的资助机构。作为基础研究的支持渠道，其政策观点往往是引导或影响基础研究定义的重要方面。而事实上，资助机构往往是务实的，即致力于符合自身机构特点与使命的政策选择，而不囿于关于基础研究定义的学术争论。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虽也有过关于基础研究的争论，但该机构执行的政策是，依据研究价值和研究的广泛影响做出判断，只要符合评议标准的就是“好研究(good research)”。

我国在20世纪80年中期至本世纪初，将OECD定义的基础研究称为纯基础研究，而把具有一定的应用背景的导向性基础研究，称为应用基础研究，并采用“基础性研究”这个词来总括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然而，对于这种提法国内也一直存在争议。随着实践的发展，有关基础研究内涵的讨论和认识也不断深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指出，认识基础研究的一个误区就是将基础研究硬性区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他认为，从现代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和基础研究工作的实践来看，“双力驱动”是现代基础研究的基本特征。基础研究所研究的科学问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来源”，其发展受“双力驱动”，既有来自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部需求动力，也有来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因此，把基础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没有实际意义。《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基础研究以深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等为基本使命，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是培育创新人才的摇篮，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是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纲要》还强调“发展基础研究要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上述论述没有试图对基础研究作出严格定义，但深刻反映了基础研究的特点、功能以及“双力驱动”的时代特征。

基础研究的内涵随着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人们对基础研究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有关基础研究内涵和外延的争论今后仍会继续，但无疑，基础研究本身和经济社会的互动性日益增强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当代基础研究的使命，不仅服务于人的求知天性，也服务于国家利益，即体现科学目标和国家目标的统一；也更加注重与应用研究和前沿技术之间的整合与互动，即注重认知取向与应用取向的统一；同样更加强调发挥其在促进知识扩散方面的重大作用，即兼顾知识生产与知识扩散的统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是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理解和把握基础研究的趋势和规律，对于进一步做好科学基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为此，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启动了《基础研究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及其对基础研究管理的影响研究》软课题研究，本书就是该课题调研的成果之一。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作者Jane Calvert博士的授权和热情支持，武汉理工大学的冯艳飞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在此，谨向Jane Calvert博士和冯艳飞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由于时间仓促，本书的翻译肯定存在不少瑕疵，但我相信这本书对于丰富我们对基础研究内涵的理解，进一步做好科技政策研究以及基础研究资助工作将会有所裨益。

韩 宇

2007年9月于北京

近两年时间的辛勤工作终于凝结成了这本译著。付梓之际，我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并没有曾经想象中的如释重负的感觉。

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启动了《基础研究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对基础研究管理的影响研究》软课题研究，本书就是该课题调研的成果之一。本书翻译完成后，政策局韩宇研究员(第1、2、3章)、吴善超副研究员(第4、5、6章)、陈敬室博士(第7、8章)进行了认真审校；本书出版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专家们百忙之中几次审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韩宇、吴善超、刘作仪、陈敬全等领导和专家的指导与支持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时，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作者Jane Calvert博士的授权和热情支持，在此也谨向Jane Calvert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课题组成员杨晓、海峰和武汉理工大学教师王利荣、林慧以及研究生钱三平、颜永才、贺丹和陈媛在本书的翻译与出版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谢意！

本书的成功付梓也离不开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同仁的热情支持和辛勤工作，他们的专业和敬业精神经常让我感动！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我这“一小步”能够激起基础研究管理的“一大步”，那么我将甚感欣慰！

冯艳飞

2007年10月于武汉马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