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格勒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着芝大学者一个个老去，这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后人来说，要回味芝大的光辉岁月，这些传记则是珍贵无比的。继弗里德曼夫妇《两个幸运的人》出版之后，施蒂格勒的这本自传从另外一个大师的视角来回顾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历史的演变，那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198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回顾多姿多彩的经济学世界。

这部优美诙谐的回忆录，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从上个世纪中期就洞察到经济理论对政策影响的乔治·施蒂格勒的亲笔自传。这本书涉及面宽广，从作者自己对传统理论的看法到经济学家在公共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垄断看法的改变、学术自由的限制、经济学家对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入侵”以及科学发现的性质。

作为一名有才华的作者和杰出的历史学家，施蒂格勒以简明有趣的方式给读者展现了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在本书中，他从古典经济学的历史写到政治、社会以及短期经济的问题，还有关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施蒂格勒还作为非常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领导者之一，描述了这个学派鲜明的历史、它的发展里程和核心人物——其中包括弗兰克·奈特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

斯隆基金会科学系列丛书前言

作者自序

前言经济学家是好人吗?

第一章 启程

第二章 大学生活

第三章 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经济学

第四章 科学的战略：国民经济研究局

第五章 我发现了!

第六章 垄断

第七章 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

第八章 作为专家的经济学家

第九章 保守主义的学徒

第十章 芝加哥学派

第十一章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第十二章 充满火药味的学术生活

第十三章 经济学帝国主义

第十四章 对前辈的景仰和妄加理解

大多数学者都过着平凡的生活，我也不例外。我既没有领导或参加过骑兵团，也没有抢过银行，更没有教唆过市长甚至总统去干蠢事。不过，既然这本书是关于我的经济学之旅，那我还是先尽量简要地做点自我介绍吧。

1911年我出生在西雅图附近一个名叫伦顿的小镇。我人生中的前20年都是在西雅图度过的，直到大学毕业才离开那里。此后，我去了东海岸读研究生。我父亲约瑟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巴伐利亚来到美国的，在这里他遇见了我的母亲伊丽莎白·洪格勒(Elizabeth Hungler)并与之共结连理。我母亲在少女时代就从匈牙利(那时尚属奥匈帝国)来到了美国，和我父亲一样，她也来自农民家庭，而我则是他们的独生子。

我父亲曾是一名酿酒商，到政府颁布禁酒令之后，他便结束了这一事业，涉足到多个行当。他身体非常壮实，一度做过码头搬运工。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母亲曾因为父亲去参加一个码头工人的聚会而哭喊个不停，那时父亲总是随身带着一根棍子和罗伯特所著的《议事规则》。此后不久，父亲就向房地产市场进军了。在西雅图，大萧条开始得很早，并给这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那时西雅图的很多造船厂都倒闭了，而波音公司还是一个很小的企业。我父母买下那些破败失修的房子，将其修葺一新，再转卖出去。到16岁时，我已经在西雅图的16个地方住过了。不过，除了像游牧一样地迁徙以外，我们家的生活还算舒适，我父亲更是成了西雅图房地产业的专家。

近年来，巴里·奇思维克(Barry chiswick)等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美国的移民问题。奇思维克发现，来美国的移民往往从报酬很少的工作起家，他们往往很年轻，没有受过任何职业培训(正如我的母亲一样)，甚至不会说英语(我父母刚到美国时都是如此)。然而，移民是一个经受了自然选择的群体，他们通常很健康、充满活力并且不畏风险。试想一下，将一个18岁大的女孩送到异域他乡，在那里她语言不通，又要自食其力，情形会是怎样呢?我母亲的情况比这还好一点，登陆以后，她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只讲德语的社区。奇思维克还发现，在10—20年之后，欧洲移民的收入往往要比年龄、教育水平和经历相似的当地人更高。我估计这一点也在我父亲身上得到了印证。

我也是典型的不同民族融合的产物。直到3岁时，我还只会说德语。此后，随着自己开始和更多的孩子一起玩耍，我便拒绝再说这一语言。等在大学里重新学习德语时(为了报复威廉二世皇帝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在高中没有开设德语课程)，我对它已经非常陌生了。不过，我那时还是会玩一种叫做皮纳克尔(Pinochle)的德国纸牌游戏，而且能听懂我父亲的德语。在他所说的德语里，英语单词与日俱增；相应地，他所说的英语句子中的德语单词则日益减少。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两种语言的升降曲线就已经交叉过了。

但我认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自己并不是典型的移民家庭的孩子，因为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挥霍自己的时间。我父母的工作都很辛苦，工时也很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我12岁)。不过在那之后，我的生活基本上还是由自己支配。那段时光回想起来颇有些哈克贝利-费恩式的冒险味道。比如，我曾和伙伴们从联合湖的湖底捞出一条废弃的皮艇，将船底用焦油糊上，然后四处巡游，全然没有顾虑大家都不会游泳的事实。

西雅图和毗邻太平洋的美国西北部是世界上最适合孩子们成长的地方了。在那里，我加入了童子军第44纵队，一个非常富有上进心和冒险精神的团体。不久，我们纵队得到允许，可以到沙点市(Sand Point)一个林木繁密的地方建一座木屋，挨着一座小型的海军航空基地。20世纪20年代中期，飞机尚未普及。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架小型的陆上飞机降落在毗邻华盛顿湖的一个小小的泥塘湖中，机上的飞行员一边奋力朝岸边游去，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他那天早上出门撞到一棵树，因此一天都不会有什么好运气。我们的队员与那些飞行员们玩过“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我们在华盛顿湖中的救生伐上集结，而他们则开动飞机近距离向我们俯冲下来，要把我们赶入水中。他们最终大获全胜。

P3-4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数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批评家，他的自传有点与众不同：他花了很长一章的篇幅讲述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却只用了很短的一章记述他获得的荣誉和赞美。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稀缺的，包括在任何一个行业中同事的认可。巴贝奇对他所生活的学术圈里的很多流行观点都持批判态度，我也是如此。我对同事的批判没有他来得多，而我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对我也都非常宽容。在美国经济学发展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在这方面还没有出现过引起学界同仁愤怒的情况，抱怨也不多。

我想在此感谢那些阅读过我自传大部分或全部手稿，并对此给予评论的朋友们。其中最值得感谢的是克莱尔·弗里德兰(Claire Friedland)，她像往常一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我那些容易引起错误的表述进行修改。此外还要感谢的人有罗斯(Rose)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夫妇、沙琳(Charlene)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夫妇、约翰·豪斯(John Hause)，以及维尔吉妮亚(Virginia)和史蒂芬·施蒂格勒(Stephen Stigler)夫妇。

施蒂格勒的回忆录是瑰宝：无论从文风、内容，还是从重要性上看，都精确地反映了他个性的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所做的卓越的贡献。

——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有时候会不同意乔治·施蒂格勒所说的观点，但是我愿意花时间去聆听他讲话。因为他的话引人人胜和鼓舞人心。

——罗伯特·索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