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的长廊上，已经悬挂了一系列的伟大文学家的肖像，他们代表着各个时代和各个不同文化区域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准则，创造了属于各自文化的不朽成就。本书以一个作家的认识角度，对那些中国文化语境中未能产生的作家类型，作了深入的解析，让我们领略到异国文化中酝酿的文学典范和杰出想象，并让我们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境遇和历史传统的局限性。

世界文学史上，排列着许多文学大师的形象。正是他们，将我们不断引向新的创造，一部文学史才变得如此富有戏剧性，并充满了奇迹。每一个民族几乎都会产生这样一些文学天才，每一个时代都会以独特的方式，推出一个时间段中站立于波浪尖顶的杰出代表，每一个文学领域都会用少数大师的笔锋，描绘出栩栩如生的、冒着呼吸热气的五彩斑斓的世界，并将这一世界固定在文学史的不朽序列中。本书以一个作家的认识角度，对那些中国文化语境中未能产生的作家类型，作了深入的解析，让我们领略到异国文化中酝酿的文学典范和杰出想象，并让我们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境遇和历史传统的局限性，同时，也从另一个方向重新思考文学本身。

绪言 我们与他们

纪伯伦：先知的声音

曼德尔施塔姆：“被嵌入黑夜中的眼睛”

法布尔：为上帝画像

阿兰·罗伯一格里耶：被时间决定的讲述

麦尔维尔《白鲸》：终结者的海

安徒生：流血的童话

布莱希特：魔术师的技艺

川端康成：绝望的疗伤

梅特林克：“年轻的蜂王”

后记

对于我们所经历的时光，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从一个角度看去，我们的存在只有“现时”是真实的，因为消逝的已经消逝，昔日已是“曾经”，将来更其渺茫、虚幻。那些“曾经”在我们的记忆中只留下一些漫漶不清的斑点、模糊暧昧的线条、闪烁不定的轮廓，那些曾让我们感到连续、琐碎的细节，已经随风飘散。作为往事的侦探，已经深感证据不足、现场消亡、线索中断。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已经无法为自己作证：那些经历的难道是真的所经历？记忆中的许多内容不得不作为自己确曾存在的重大假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过去，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不可思议——昔日即使存在，它也不过是我们的蛇蜕，它已遗留于时光深处，已被我们以他者的目光重新审视，又怎能说它真的属于自己？

可是还有着另外的看待问题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是价值的存储器——只有通过记忆才能使生活的意义释放出来。为什么我们记住了这些而忘掉了另一些？被我们记住的那些事物究竟与我们有什么关联？那些我们曾感受过的连续不断、紧密排列、具有严密秩序的事物和场景，怎么在记忆中剩下了一些碎片？这些碎片上留下的片言只字究竟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这些可能涉及到生命本身的根本秘密。似乎有一点可以断言，这些记忆里的剩余物，实际上是精心整理、秘密挑选的结果，我们相信生命有着自我筛选和抉取的天赋、能力，它将在时间里辨识事物的意义，并将那些有意义的、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东西放置在记忆里，成为自身力量、精神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现时”是最无意义的，它只是杂乱无章、泥沙俱下的一大堆供记忆仔细审辨、择取、提炼的原始材料，其中的大多数将成为废弃的残渣。要把握和发现今天，必须有足够的期待能力，以便在明天从我们的记忆中攫取铁证。

将目光一直专注地投向未来的人将不相信前两种思想。历史乃是废弃的历史，昨日和今天仅仅是在为未来作预备。如果没有一个将来的许诺，过去和现在又怎能被相信？因为有明天作为保证，昨天才会被固定下来，现在才被我们所感受、体验。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从未来透支的，只有未来才有永不枯竭的生活资源。一般地，人们总是习惯于在时间的算尺上寻找自己的刻度，与此相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家——记忆型作家、摹写型作家和先知型作家。记忆者在过去的光阴里沉湎，并像考古工作者一样，细心地掘开生活的表土，收集着被人遗忘的碎片；摹写者忙于记叙现时的种种细节和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先知不停地整理所有可能的材料，筹划、预计、演算从未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试图看得更远，并对人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因为未来使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处于失效状态，人们能否依凭自己抵达未来，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黎巴嫩著名作家纪伯伦就是一个先知式的作家，他的不朽的文字乃是铺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这可能与作家的文化背景有关——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一个山村，这是一个充满宗教气息的故乡，在漫长的历史中，多少先知曾在这一区域生活过。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约翰、耶稣……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先知名单，他们曾在近在咫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踏下自己不朽的脚迹，他们的灵魂像鹰一样在天空中盘旋，其宽大的翅膀一连多少个世纪都一动不动。据说纪伯伦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故乡的旷野上寻找过耶稣的墓地。这种寻找实际上是关于自己日后生活和写作的一种隐喻。无论是在贝鲁特的童年的学校还是在美国的波士顿，也无论人生多么曲折、生活多么贫困，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来自哪里，也从没有改变过对先知的仰望姿态。他在《沙与沫》中借用自己虚构的诗人的话说：我心里的诗多于形诸吟咏的，想写的，又多于动手写出来的。他还说：如果一棵树木写它的自传，那就不会不像一个民族的历史的。

但是，纪伯伦所写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已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解脱出来，以先知的声音说出人的历史——而这历史的箭头是指向未来的，他乃是要通过历史说出未来，以使人们从茫茫的大森林中找到回家的路标。对这一点，他既充满希望又感到了忧虑的重压，他说：“一个诗人是一位退位的国王，坐在他的王宫的灰烬里，竭力从灰烬中塑造出形象。”一个坐在灰烬里的退位的国王，只能以灰烬作为塑造形象的材料，那么，他所塑造的也不过是灰烬的形象罢了——这样的形象里掩藏着一个先知的悲伤。

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信任过人们讲叙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已经是被那些讲叙者曲解了的历史，人们的讲叙、猜测和真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人的事实足以在这样的距离中被蒸发。因而，许多事物可以在时间中被虚化，历史以毁灭众多的细节和证据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目的是为了留下最后的那些抽象的结果。纪伯伦曾以冷静的表情提出质疑：“犹大之母对儿子的爱，难道逊于玛丽亚对耶稣的爱吗？”他也试图将人们塑造的神像重新摆放到人的位置上，这样人们才可能更为理解自己。当然，他仍然将人们最为熟悉的、也是自己最为崇敬的形象，以双手抚平置诸放大镜下供世人辨别——“我们的兄弟耶稣有三桩奇迹尚未载入《圣经》：第一，他像你和我一样，是个人；第二，他具有幽默感；第三，他知道他是个征服者，尽管他是被征服的。”他同时诫告人们，同样的结局里实际上隐含着实质上的巨大差别，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伤心地指着耶稣和与他一起行刑的强盗说： “给钉上十字架的人啊，你是钉在我的心上，穿透你双手的钉子还穿透我的心壁。明天陌生人经过各各他时就不会知道有两个人在这儿流血了。陌生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人的血。”

也就是说，纪伯伦对历史留下的结果是怀疑的，因为这不过是全部过程的剩余物，是一连串事件将其精华部分掠去之后剩下的残渣。实际上，这可能使人们轻信一个未曾经过仔细识别、辨认的谎言。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建基于谎言上的世界，尽管真实的世界可能是这样。这难道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可怕后果么？我们正是处于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境遇里，走上了一条放弃了思想权利的自我奴役、自我欺骗之路，我们听从着不属于我们的声音，又用这声音来取替自己的声音，统治和反抗的力量竟然奇迹般地放在了同一个灵魂里，它应该使我们感到痛苦——“每一个人，都是以往存在过的、每一个国王和每一个奴隶的后裔。”P1-P5

我们与他们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谈到古代雅典民族的出类拔萃和其优越的成因时，摆出了人们的三种看法：气候造就了这个民族，艺术与哲学孕育了雅典，宗教和国家的形式使然。第一种理由源于对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自然力的迷信，第二种设想则是对艺术和哲学等文化力的信仰，第三种观点则意味着对宗教和国家历史的决定力的推崇。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那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思维特点和审美趋向，也许正是我们能够猜测和尚未认识的各种复杂的塑造力量，使得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散发着不同的美学馨香。这实际上意味着，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都不可能具有完备性，不可能纳入所有不同风格和具有不同个性特点以及不同思维向度的作品，它只能够贡献其能够产生的文学风格和文学内容。

在世界文学的长廊上，已经悬挂了一系列的伟大文学家的肖像，他们代表着各个时代和各个不同文化区域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准则，创造了属于各自文化的不朽成就。正因如此，人类的文学史才显得异彩纷呈，彩虹一样耀眼夺目，高山一样崇高巍峨。他们的文学成就代表了人类的交流、沟通、思考和语言表达的高度，他们的作品代表了文学创作的多种可能，组成了人类文学事业的完整坐标。这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很快对其所处的时代和文化气质予以识别，也能找到那个时代以及那种文化状态中所缺少的某些文学养分。可以说，这些文学作品就是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记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每一个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在文学史的殿堂中，每一个位置都是另一个位置的补充，它们之间的交织关系，形成相互说明、相互完善的辉煌的多重奏。它们看似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传达”，将人的“一切”说给我们听，并让我们做出自己的回应。

“所有艺术都源于对话的本质。”哲学家马丁·布伯这句话，说明文学是一种对话的方式，不同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表现了同一个主体的多重性，一个事物具有的不同侧面，以及对上帝同一旨意的不同理解。文学是几乎所有话题的参与者，是关于人以及人类命运的探讨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讨论问题和表达情感的方式。这就是说，每一个文学文本已经在其中确立了不同的立场、方法、策略以及与自身与对象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具有伟大文学史的国度，它有自己对文学本身的独特理解，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语言策略。但是，其特点也意味着某种东西的缺失。中国文学放到整个世界文学的体系中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缺少某些类型的作家。这里含有民族文化的宿命。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早已婉转地指出，有些东西注定不会产生于我们的民族，比如螺旋和曲轴就不会被东方发明。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注定会缺失某些类型的作家。这一点，已经是一个难以消除的事实，被许多事例所证明。

那么，别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学能为我们先天性的缺失补充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写出与我们不同的作品？他们的辉煌和我们的辉煌究竟有哪些不同？我们必须通过阅读，不懈地阅读，才能揭开事情的谜底，并唤起我们对自身的文化反思和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多维思考。我将自己的一些阅读感受写了出来，我倾听到的来自天外的声音，是我们所未发出和无从发出的。我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一些异域作家的文学肖像，实际上乃是文学自身的一连串肖像，他们是另一些与我们不同的肖像。他们似乎长期隐蔽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我们身旁陪伴着，使我们不会感到孤单、寂寞。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就像每一个生命个体一样，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文化传统。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文化的多元性，我们只有尊重这样的世界结构，才能将人类的完整性保存下来。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各种文化的冲突、接触、了解以及融合，才成为历史时空风起云涌的诡异源头。我们的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彩，才不断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充满了多种文化交互作用的化学反应式的奇迹，才使我们的历史展现出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一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命定只有一些只属于我们的特质、我们的元素，总之，那些属于我们的，乃是必定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便只能在痛苦的蜕变更新之中，逐步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从而重塑自身。尤其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条大河在彼此的激荡中向大海归拢，每一个民族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自己文化元素的散失、消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担忧。如何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文化，成为一个时代新的思考焦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正在发展的进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定位，并在奔跑的激情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姿势，以便以最优雅、最合理也最有效率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未来归宿。

中国近代史上，多少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的真理，他们在物质力量的较量中，感到了自己所依托的文化的虚弱，不得不从文化的方向上思考自身。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系列激进的思想革命，使得几代人沉醉于丢弃旧文化配方、迎接西方强势文化的热情之中，以便很快能够改变自身积弱积贫的尴尬处境。但是，这样的行动不得不在一系列新的历史事实中，渐渐调整既定的方案。我们发现，文化的事实是一个不能在短时段中改变的事实，其中凝聚着整个民族的历史基因，它的种种特质的存在，乃是一个民族在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变异、进化的结果，是历史适应性的结果。其中有着原本的历史环境遗留的局限性，同时也因此积聚了巨大的无形能量。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堆积的能量，一种随时可能在每一个事件中释放出来的闭锁的能量。在我们的每一次失败中，有着文化层面上的深刻原因，在我们的每一次成功中同样也具有文化内容上的深刻理由。所以，我们在接受这样的文化现实的时候，以凝重的思考、深邃的忧虑审视、清点从先祖手中接过的文化遗产的时候，又总是怀着极其复杂的矛盾的心情，一边为我们的先祖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化而骄傲自豪，一边为自己民族的文化缺陷感到痛苦、自卑和无可奈何。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在某种意义上，都不具完备性，不同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庄稼，注定有着不同的天然的养分缺失。从文化内容的缺失方向上研究一个民族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向。当然，一个问题的可审视角度不是一个，因为，问题是多维的、立体的，具体的特定的某一文化更是如此，其丰富性、复杂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某种方法上的便利，只能将问题的其他方面进行简化，从而取得某种突破和进展。

同样的，在大的文化背景笼罩之下，各个民族的文学也呈现了某种彼有我无、此消彼长、抑扬顿挫的非对称状态。其每一种文学都有自身的特点，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部分，也有其缺失的部分，否则，文学的民族性就不可能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的作家都携带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其写作的动机、表达的方式、选择的策略、思考的角度、研究的立场以及探讨问题的方向，必然会打上文化的印记。它必然显现在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以及整篇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印记是天然的，就像自然界某一种动物的独特斑纹布满周身、无处不在。也正因如此，它才是它自己，它才从自身的独特性上呈现其存在价值。更重要的，一个作家的创作还受到其使用语言的局限，其表达的优势和缺陷也被迫受到所用语言的控制，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在表达的某一方向具有天然的优劣，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天赋的条件前提，才可能更好地认识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覆盖之下的文学品质和文学性格。

因而，一些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来说是最重要的审美元素，在一个被世俗价值主导的文化中是多么易于被丢弃。可以说，文学艺术不论书写什么内容，最终要回到审美的层面上来。决定一部作品的价值标准，首要的便是审美标准。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从一开始就以审美之外的标准作为衡量的尺度，那么，它就从起点上背离了文学的前提。其审美的价值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在一系列要素中。其一，语言的。一种优美、优雅、独特的语言表达，将形成文学的审美基调。其二，结构的。一部或一篇文学作品，必须具有一定的结构形式，一种独特的结构方式，将提供极具个性的表述形式，它将提供审美的某种形式感。其三，内容的。一种能够唤起阅读者的普遍经验的内容，一种具有全新的、陌生的、摆脱已有经验模式的内容，能够为我们建立某种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审美对象。而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更易于找到模式化的语言、模式化的结构形式和模式化的内容类型，很少能够找到那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极端个人化的东西。这实际上指出了，我们的文学更加倾向于集体表达，而不是个人表达。

即使是从史传文学演化而来的小说，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完全书写个人体验和情感的道路，即便是像曹雪芹这样的伟大作家，在其长篇小说《红楼梦》中也没有逃脱在世俗的成人世界中找寻集体意志的影子。《三国演义》虽然非常生动地写出了中国文化中深含的历史智慧，但其中无处不在的事实是，每一个人物都深陷于被某些观念规定了的陷阱之中，都是历史的奴隶，到处是老于世故的计谋和暗算，其思想中缺失童真的纯净和超越世俗的想象。当然，我们可能会说到((西游记》的例证。其中虽然具有儿童般的想象，也好像处处有着惊险的游戏，归根结底，却是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对佛家教条进行漫画图解。其叙事的逻辑起点和过程与来自西方的安徒生童话大相径庭。

然而，我们的文学语境中的这种天然的缺陷，在一些外国文学中得到很好的补充。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每一个民族的文学财富已经属于全人类，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在这样的条件下得以互补共存，并彼此学习对方的优长，以便创造出更为完美的文学精品。这种全人类文学资源的整合，将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些我们的文学史上缺乏的作家类型，也将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成为我们学习资源的一部分，以便弥补我们的不足。现在，在自己的阅读视野中，一些对我们来说是珍稀的作家肖像开始一一展现。这是一些来自异邦的排钟，他们的声音足以让我们感到那种陌生的快乐，他们的面孔足以让我们觉得文学的伟大和不朽，他们的作品也足以让我们重新领略文学的另一种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