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记载了一份他早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时的“学习簿”，上面详细列出了自1935年起至1940年止，共11个学期的学习内容。那些课程是关于语言的，也许这就是契点，他选对了这一生的目标，把学究、品质、人格全部放到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精神高地，把书念到一种学人的象征。而今他已是九十六岁的老人了，依然保有完美的认真、清晰的头脑和敏锐的感知力。

本书字里行间呈现出这位文化学者对自己倾毕生精力研究学问所形成的严谨与执著，并饱含深情地追忆了其导师们的引领之德！

一代学人有一代学人的风范，季羡林先生以渊博之学、累累硕果、求真务实获得了广泛的尊重。本书字里行间呈现出这位文化学者对自己倾毕生精力研究学问所形成的严谨与执著，并饱含深情地追忆了其导师们的引领之德，所述无不真实感人，其人品学思德养，堪称一代楷模。

学术研究的发轫阶段

负笈德意志

　进入哥廷根大学

　入学5年内我所选修的课程

　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

　吐火罗文的学习

　其他语言的学习

　博士论文

　最早的几篇德文论文

　十年回顾

回到祖国

　1946年-1949年

　1950年-1956年

　1957年-1965年

　1966年-1977年

　1978年-1993年

总结

　本书的写法

　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

　我的研究范围

　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

　我的义理

　一些具体的想法

　重视文化交流

　佛教梵语研究

　吐火罗文

　《糖史》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我的考证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满招损，谦受益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

　料相结合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附录一：季羡林先生1994年—2007年发表及出版的学术及文学作品

附录二：季羡林教授所获奖项

编后记

(三)佛教内部的情况

佛教原始时期的情况，也有矛盾与冲突，最突出的就是我在本文中所讲到的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矛盾。对于这个矛盾的真相的说法，佛典中可谓既众说纷纭，又破绽百出，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应该公允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1)提婆达多五法的分析

我在上面已经详细地叙述了提婆达多所立的“五法”，在这里不再列举。在五法中，有二法值得注意：一个是苦行，一个是不食肉。苦行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些规定实际上与苦行是相通的。不吃肉则是明确规定的。在印度宗教史上、在印度佛教史上，这两个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而偏偏在这两个问题上，提婆达多是同释迦牟尼对着干的。

(2)提婆达多思想的分析

苦行和吃肉属于律的范围。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根本对立，不仅表现在律的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教义方面。关于这方面，我在上面已经谈了一些。我在这里只着重举出一点，提婆达多主张：“但有此生，更无后世。”提婆达多的好友，“外道六师”之一的晡剌拿，就是这样主张的。六师中另外一位名叫末加梨拘舍梨的“外道”也主张：“无善恶报，无有今世，亦无后世。”可见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现在可以用一张现成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唯物主义者。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复杂的问题，详细分析请参阅我的原文。

(3)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

如果画龙点睛的话，“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现成的说法。这个斗争，大概在释迦牟尼在世时确实发生过，以后为佛祖本人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镇压了下去。但未能根本消灭，遂形成了佛教(或甚至不能称为“佛教”)的一股潜流，一千多年以后，此流还在潺潺地流动。如果真正写佛教史，不能忽视这一股潜流。中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梁僧祜《释迦谱·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卷十说：提婆达多(调达)由于害佛，入了地狱，受大苦难，便发悔心，说了声：“南无佛。”如来佛便说，他将来会成为辟支佛。在宗教斗争史上，不乏这种例子。印度教兴起以后，也把佛祖释迦牟尼请人自己的神殿，给他在印度教众神中安排了一个座位。

最后，我还要着重说一句：以后研究佛教史的学者，必须正视佛教开创时期这一场相当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四)我的结论

略。

5.《cini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我在上面一些地方已经说到过，我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着眼在一个“交”字上。没有“交”字怎能成为“交流”呢？我的目的是反对一些学者的说法：在过去，中印文化交流只是单向直流，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印度影响中国，而中国则没有影响过印度。我认为，这不是事实。我之所以着眼“交”字，目的就在于纠正这种错误的看法。在这方面，我已经找到过一些具体的例证，写成了文章。这一篇关于cini的文章是其中之一。  cini的意思是“中国的”，这一点明确无误，绝无可以怀疑的余地。可是偏有一位W.L.Smith先生写文章否定印度许多语言中称白糖为cinii这事同中国有关。他挖空心思，故弄玄虚，大绕弯子，“拙”言惑众，来证明他的观点，结果自然是削足适履，捉襟见肘，前后矛盾，闪烁其词，危言并不能耸听，白搭一枝蜡。

学术探讨，空言无济于事。我们只能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历史事实是，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述，元世祖时代，中国福建Unguen(尤溪)地方已经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炼制白糖的技术。所谓“白”是一个颇为模糊的词，有种种等级不同的“白”。过去中国一些医书上已经有“白糖”一词，决不会是纯白，不过较之红糖，颜色显得稍稍淡黄而已。元代的白糖也不会是纯白。到了明代，根据刘献廷《广阳杂记》的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自如霜雪，昧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大概泥土中的碱性发生了作用，使糖色变白。在中外科技史上，由于偶然性而产生的新发明，并不稀见。总之，中国明代已能制白糖，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后来，我在我的《糖史》中有专章讨论此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中国一旦能生产白糖，立即出口外洋。中国白糖运至日本，中国典籍和日本典籍中都有确切翔实的记载。中国白糖运至印度，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这个事实，Smith先生想否定是办不到的。传到了印度以后，印度人民无以名之，就名日“中国的”(cini)。至于确定传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我仍然用我的老办法：从语言上下手，也就是从cini这个字下手。由于资料不足，我只能利用Smith的现成的资料。他说cini这个字在印度孟加拉16世纪时已经确立。他又推断，这个字13世纪时已经出现。那么，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推断，13世纪中国从埃及学制的白糖已经从泉州由海路运往印度。明代生产的更白的白糖16世纪后又通过同一途径运至印度。这样一来，传人的地点问题也就连带解决了：是东天竺孟加拉。

根据目前的资料，仅能作这样的结论。

6.《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历史上的现代化(虽然当时还不会有这个名词)，指当时的“现代化”，也可以叫时代化。现代化或“时代化”的目标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发展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现代化总是同文化交流分不开的。一方面大力吸收外来的文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又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工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历史上任何正常发展的国家都努力去解决传统文化与时代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解决好了，文化就大大地前进一步；解决不好，则两败俱伤。只顾前者则僵化保守，只顾后者则邯郸学步。中国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汉武帝时期，一方面努力保存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够放眼世界，大量吸收外来的东西。在其后一段时期，情况依然未变。佛教就于此时传入中国。文化交流使汉代和中国以外的广大地区蒙受其利。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时，对外文化交流就进行得虎虎有生气。P171-173

我毕生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要说一点经验和教训都没有，那是说不过去的。要说有什么，有多少了不起的经验，那也不是事实。我的确是一匹老马，识一点途也是应当的。但是识的途是否正确，我却没有把握。我平生不喜欢说谎话，现在既然要写，我就照实直说，我决不夸大，也不矫情作谦虚状。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那是受了水平的限制，决非有意为之。这一点希望读者能理解。总之，一句话：希望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对我这一部《自述》不要抱过大的希望，不要抱不切实际的期望。古人说：“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根本没有什么金针，即使我想度与人，也无物可度。如果年轻的读者能从我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了什么有用的东西，那是靠他们自己的悟性或主观能动性，不能把功劳记在我的账本上。

季羡林

因为编这本书，我走近了这位著名学者。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一连串罩在他身上的光环，而是他骨子里的执著和严谨，还有那份知天命的达然。书中记载了一份他早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时的“学习簿”，上面详细列出了自1935年起至1940年止，共11个学期的学习内容。那些课程是关于语言的，也许这就是契点，他选对了这一生的目标，把学究、品质、人格全部放到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精神高地，把书念到一种学人的象征。而今他已是九十六岁的老人了，依然保有完美的认真、清晰的头脑和敏锐的感知力。他的身边，有同样严谨而热情的杨锐女士做助手，每天处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及求字索序的信。读者们和我一样在要求这位老人写寄语、选编书目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他已是九十六岁的老人。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是那个在哥廷根大学搀扶着他的“像祖父般的恩师”，小心翼翼地踏在雪地上，一直把老师送回家的学子。冬天日短，黄昏早临，雪满长街，寂无行人。他的寂寞早隐身潜入这一生的皇皇巨著和蜚声海内外的盛赞之中，留下的是传承不衰的内敛学思和笃定淡然的生命品质。

本书出版得到了季羡林先生身边的很多人的帮助。书中图片由杨锐老师提供，附录一、二由王树英老师帮忙整理，先生的原助手李玉洁老师对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努力，另有卞毓方先生及黑薇薇女士的帮忙，在此一并感谢！书中扉页用语原本想请先生题写“学海无涯乐作舟”，但先生沉忖后还是为读者题了“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书签，他说做学问还是苦的，尤其是做大学问。

从组稿到本书出版，历时半年。编书的细节，足以令我终生难忘。我庆幸大家门书系因为作者的高度而保持了水准。文化追求是一代学人永不枯竭的奋进之源，它是警醒的，也是催发的，更会基由认知和感悟而必将扩展成为不朽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