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丛书共由10本组成，每本都是各位评论家在九十年代以来所作研究成果的精选结集，它们包括：王彬彬《一嘘三叹论文学》、王干《灌水时代》、黄发有《媒体制造》、李建军《必要的反对》、张清华《天堂的哀歌》、贺仲明《真实的尺度》、张学昕《唯美的叙述》、张新颖《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杨扬《无限的增长》、张颐武《新新中国的形象》等。作为“e时代”青年评论家的代表，他们以各自不同的一套批评笔墨，或深刻精警、或犀利独特、或严谨扎实、或自由放达，从不同的视角或层面来切入当下的文学创作，表达诉说着他们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良知、正义、职责以及对于当前的文学现象、文学性质、文学发展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独到见解与鲜明立场，撇开浮沫，洞入真知，再现了当下文学的本真状态与精神走向。可以说，近十年来我国文坛的潮起潮落，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理论上的突破与收获，在这些批评家们的著作中都得到了评说和总结。

“e批评丛书”是一套关于几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由十位大多出生于十二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评家所著，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鉴。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e批评丛书”是一套关于几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由十位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评家所著，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览。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

自序

第一编 “新文学”的终结

“新文学”的终结

跨出“五四”：我们需要超越的精神

“回归”想象和“下降”史观

 ——“新文学”的终结问题的思考

大历史下的文学想象

“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

优雅的崛起：中国文学的新空间

现实的转变和中国想象的重组

第二编 新世纪文学的展开

挥别百年：中国的新生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全球化的文化挑战

“中等收入者”与文学想象

迷乱阅读：对“七十年代作家”的再思考

超越焦虑之旅

“新少年写作”的意义

“跳舞”的启示：“欲望话语”的崛起

长篇小说之二00三：困惑中的生机

烟云过眼又十年

 ——十年来中国文学阅读的转变

认同的挑战

革命的再想象

中产化和青春化：新的阅读空间

“畅销书机制”与“小众化机制”

第三编 追问的延伸

说《帝国》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状

外国文学的“中国性”：我的个人的记忆史

反思“经典”

 ——后殖民与文化研究的挑战

追问人类的精神

 ——《布尔加科夫文集》的启示

一本特别的书

 ——写在《哈扎尔辞典》出版之时

“写作的伦理”与“阅读的伦理” 

第四编 阅读的路径

梁晓声的意义

李大卫的幻想生涯

斯妤作品的意义

倾诉与记忆

 ——《离异的人》的价值

《无字》：生命的痕迹

胭脂?帝国?消费时代的唯美寻求

如花时代

中国梦的片断

青春的褶皱与期望

对于国家的承诺

温旧梦寄遐思

 ——《白门柳》的文化关怀

游戏时代瑰丽想象的展开

日常生活的再追问

传奇自有力量

传奇文学的再兴

《米香》的故事

“凡人”或“圣人”：在“新新中国”回望

在边缘思考”

跋：理解中国与阐释中国

 ——张颐武的思想文化批评理路

实际上，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新时期共识”面临着挑战，从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到有关“后现代”、“后殖民”的讨论都涉及了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它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了质疑，知识分子一方面已经开始“边缘化”，不再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开始出现了大众文化主导的新的结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也开始出现一系列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正在扩展。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新时期共识”必须回应和说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为何在“个人共识”没有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当然这里的实际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在基层民主、民间文化空间的营造方面也有相当进展)经济和社会生活取得了巨大发展的问题。“个人共识”也无法回答“冷战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利益争夺和本土化的趋向仍然异常活跃和强势的问题。西方式的普遍性显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其次，发展带来的消费主义的要素，也给文化巨大的冲击的震撼。如何面对“消费主义”带来的新的日常生活形态成为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的关键。对于消费的不同的看法使得“新时期共识”在“发展共识”上面临挑战。“新文学”话语和文学制度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里的标志首先是王朔的崛起。

八十年代后期，王朔的崛起开始于文学领域，以一种“顽主”的姿态在内部对于“新文学”秩序进行某种否定，但仍然是“新文学”话语内部的人物。但进入“后新时期”，王朔的活动显然超越了“新文学”的话语的限度，以一种以“消费”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向“新文学”话语进行否定的高调姿态出现。从《渴望》的流行到《编辑部的故事》的轰动效应，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最早期的冯小刚的“贺岁片”，王朔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是九十年代的一个传奇。他将“消费”合法化，将大众与精英对立的合法化的行为成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内部分裂、“新时期共识”破裂的导火索。对于王朔的评价问题成为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倾向的争议的关键之点。有关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中有关王朔评价引起的分歧变成了“新文学”话语受到冲击的标志。

九十年代的两场重要的讨论，也就是“人文精神”的讨论和“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将对于中国在“后新时期”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意义的分歧摆上了台面。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超越启蒙话语的变化。这里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九十年代的消费性的潮流；二是如何理解大众文化的崛起。其实当时争论的双方实际上都超越了“新时期”的“发展共识”和“个人共识”，也开始超越“现代性”的宏伟的叙事。这里两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实际上都是“新文学”面临挑战的征兆。

一部分知识分子强调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和“消费”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异常巨大的危机。他们要进行一场“抵抗投降”的崇高的圣战以捍卫“新文学”话语的神圣性。他们决心对抗性地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社会后果，认为这种消费的浪潮和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会导致危险。他们试图在中国语境中彰显自身的对抗性的形象。他们对于消费文化和中国的日常生活的改变抱有极度悲观的态度。在这里他们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超越了“发展共识”，认为经济的发展的负面效果会导致人的“堕落”。这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思路，而是一种在捍卫“新文学”的旗帜下的一种背离和偏移。他们对于“个人共识”的激情肯定其实也导向了一种对于“个人”的理解的偏执。

另一种知识分子则试图理解新的时代。在对于批评理论和中国文化现实的阐释中对于“消费”和中国的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作了相对平和的分析。在理解消费和中国人民的改善生活的愿望的同时也试图进一步阐释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和大众文化的崛起。这种思路也力图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局限，在对于“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阐发中找到新的文化图景的描述。  其实，在今天看来，九十年代的我们过于简单地理解了消费文化，认为它只有负面的作用。当时似乎认为，消费话语和新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仅仅是“放弃”甚至是“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因此无法满足中国人的梦想中的期望。批判和否定者认为消费和大众文化是完全消极的，而这种文化的认知和阐释者也认为它乃是一种历史的潮流，而将理解放在了它的必然性和它对于人们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的实现等方面的阐释中。实际上从今天的态势来看，消费和大众文化对于中国具有更积极的意义：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为他们的人生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另一方面，消费欲望的激发为中国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大众文化的活力也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实际上历史的某种吊诡之处在于，“新文学”话语追求的民族崛起的“强国”梦想却意外地在一种对于“新文学”话语来说极为世俗和平凡的消费与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实现了。革命、斗争和痛苦所准备的历史条件，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的以消费和大众文化为中心的语境中才整合为新的未来的中国所需要的前景的。正是依靠九十年代“后新时期”的世俗的文化语境，中国展现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无限的可能性。

消费和大众文化所激发的各种可能性其实给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新的机会。今天情况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今天的变化已经说明了过去的发展的相当的正当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文学”话语的持续的衰落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在消费性话语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之下，“新文学”的话语和制度在九十年代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标志有两个方向：首先是文学内部的“鸳鸯蝴蝶派”的复活和像张爱玲及金庸这样的作家的“经典化”。其次，则是新的大众文化对于“新文学”话语的持续的冲击和挤压。这一阶段，中国业已进入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前期的所谓“后新时期”，“新文学”话语的影响和支配作用已经减弱，但它仍然由于消费话语和新的大众文化尚不能提供中国的新的远景而作为高端的理想存在。P.13-15

瞧，他们走来了 （代总序） 吴义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型，这次转型在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困惑与创伤。而文学和文学批评则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商业对文学的冲击、公众对文学的漠视等等，都使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之中，在此情况下，文学批评的风光不再、饱受诟病也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不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压力，那就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而形成的“繁荣”，已经事实上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打破这个“神话”、消除这道阴影，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真相”就会被遮蔽，就不可能得到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仅就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缺席”、“失语”的指责可谓不绝于耳。但这种指责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相的呢?许多人在怀念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的背景上，面对一大批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纷纷离开文学批评现场的事实，发出“缺席”、“失语”之类的感慨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应据此忽视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八十年代批评家离场的同时一大批九十年代批评家的登场，以及这代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的批评业绩。真相也许是这样的: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来了，但是对上一代人怀旧、挽留、痴情甚至有些怨艾的目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与奋斗视而不见。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策划这套“e批评丛书”的背景。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认同所谓“缺席”、“失语”之说，更不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对比于八十年代就是倒退了，相反，我们更愿意把九十年代看做文学批评回归其本体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还够不上“超越”、“突破”之类夸张的说法，但是它前进的步伐却无疑是坚定而有力的。我们选择的十位批评家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览。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e批评丛书”最终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早在二000年深圳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洪治纲和谢有顺就有了这套书的设想，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二00三年十一月份，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和陈光新总编邀我、张清华、施战军和黄发有四位在出版社召开了一个选题座谈会，我谈了这个选题，得到了路社长的热情响应。他对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非常熟悉也非常关注，当即就给这个选题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几天，我又和路社长进行了几次热烈的长谈。我拟了这代批评家二十人的名单，最后由路社长和陈总编定下了出版两辑的规划并圈定了两辑批评家的入选名单。就连“e批评”这个丛书品牌也是我和路社长在长谈中确定的。在我们的理解中，“e”时代既是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指称，又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不确指的年代，它是告别，又是开端。而“e”批评则应是能体现“e”时代文学批评“标高”的批评，它应超越前人，启示未来。因此，对我们来说，“e”批评既是“确认”，又更是一种“期待”，我们期待一流的批评，期待优秀的具有特殊“高度”的批评家。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不是由自己书写的，“e批评丛书”同样也不是一个历史的“定本”，它也许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但它是一个“平台”，它让这代批评家拥有了交由历史审判与选择的机会。他们就这样走来了，历史也许将会由此被改写。  2004年春节于济南

理解中国与阐释中国

李祖德

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来说，立场与方法都不应该是最值得纠缠的。面对这个国家日新月异的改变，外在于我们日常的、本土的和最基本的生活经验的任何理论与话语，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它当下的处境和遭遇。对于这个国家丰富驳杂的文化状况，我们只有静心地去观察，做出最基本的理解，给予更好的阐释。

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语文思想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张颐武先生始终关注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里发生的那些深刻的变化，以及那些变化是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又是怎样在重塑我们的存在感、文化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面对这些变化和这些变化为我们带来的焦虑，他关注的是在一个日渐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国家、社会和时代里如何“理解中国”和“阐释中国”的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全面转型的年代。如何应对转型期新的问题，是当时中国思想界面临的基本处境；如何“阐释中国”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焦虑。对新的时代所出现的、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是张颐武先生他们当时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对现代性、后现代、全球化、市场化、第三世界文化和中华性等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他批评思想的基本线索。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现代性、后现代、全球化、市场化、第三世界文化等等这些术语绝非仅仅是一个知识型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西方理论的输入为我们构造的思想与言说的语境，而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真实的境遇。这些境遇着实在改变了我们实在的生活。正如张颐武先生所言，后现代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与我们无关的西方话语，而是渗透于我们语言／生存之中的活生生的实在。仔细解读张颐武先生的文学文化批评和思想批评，我们能够看到他批评思想的一些踪迹，从中隐约触摸到当代中国发生的那些变化和那些变化所留下来的思想痕迹。

全球化、市场化、后现代性、第三世界文化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生活形式。这不是出于知识和理论的考量，而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为我们提出的基本问题。张颐武先生的思想批评和文化批评正是把握住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作出了自己的阐释。我们的文化体验也逐渐地一再证实他的阐释的有效性。随着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他的批评工作也会随着问题意识的转换而有新的发现。

正是全球化和后现代性这样的文化境遇，当代中国社会蕴含着丰富和复杂的变化因素、发展动力和可能性。随着这个国家的成长，我们又会面临新的文化遭遇，如何理解中国和阐释中国，始终是当代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职责。对于处于身份焦虑、全球知识流动与生产的困境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也是重新塑造自我、寻找自身历史位置的机遇。告别现代中国充满悲情的被“他者化”的历史阶段，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该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历史使命的思想工作。

200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