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雁冰先生曾说过：“中国神话不但一向没有集成专书，并且散见于古书的，亦复非常零碎，所以我们若想整理出一部中国神话来，是极难的。”二三十年来，颇有学者在中国神话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从荒地上开辟了一些约略可行的路径，但是却一直没有人来做整理中国古代神话成为专书的这项工作。本书著者把童话、神话、传说……这类人民的口头文艺创作缀集起来，写成了这部有系统的完整的神话集，相信能让你大饱眼福。

神话又是民族性的反映，各国的神话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了各国民族的特性。中国的神话，自然也在好些地方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特性。从我国保留下来的古代神话的片段如像“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所记述的事迹看，我们的民族，毋庸自愧地说，诚然是一个博大坚忍、自强不息、富于希望的民族，神话里祖先们伟大的立人立己的精神，实在是值得作为后代子孙的我们很好地去学习，去发扬的。研究神话，就能了解民族性的根源，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当然也还是有帮助的。

序

原序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世界是怎样开始的（上）

第三章 世界是怎样开始的（下）

第四章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第五章 帝俊、帝■和舜

第六章 羿和嫦娥的故事

第七章 鲧和禹治理洪水

第八章 远国异人

第九章 夏以后的传说（上）

第十章 夏以后的传说（下）

附录：缅怀父亲袁珂

到了第三天，爹爹的铁船刚刚打造好，天气陡然发生了猛烈的变化：四野刮起了黑暗的风，狂暴的雨从冥空中倾盆而下，地底下喷涌起洪水，像野马般的奔腾，淹没了丘陵，包围了高山，田园庐舍，林木村镇，都化做了一片沧海。“孩子们，”风雨中爹爹喊道，“赶快躲避啊，雷公发洪水报仇来了啊!”两个孩子连忙躲进葫芦，爹爹则进了他自己打造的铁船，随着高涨的洪水，在浪涛之上，东西漂流。

洪水愈涨愈高，已经高到天空，铁船里的勇士，在风雨和狂涛中，沉毅地驾着他的船，一直到达天门。他站在船头用手拍门，“嘭嘭”的声音震响了九重天空。“快开门，让我进来!让我进来!”他在外面不耐烦地喊道，用拳头把天门捶得更响。门里的天神害怕了，急忙喝令水神：“赶快退水!”水神遵令行事，顷刻之间，雨止风停，洪水退去，一落千丈，大地上依然现出干燥的土壤。当洪水退落的时候，勇士随着他的铁船，从高空中跌落下来，因为铁船坚硬，碰击在地面上，成为粉碎。可怜这敢于和雷公作战，并且囚禁过雷公的无名勇士，也和他的铁船的命运一样，跌得粉身碎骨，死掉了。

他的两个躲在葫芦里的儿女却活着没有死。因为葫芦是柔软的，有弹性的，跌落下来，只不过跳几跳，仍旧安然无恙。兄妹俩从葫芦里爬出来，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经过这一场滔天的洪水，大地上所有的人类都死光了，只留下这两个小孩子，是人类中惟一存活着的孑遗。他两个原本没有名字，因为是从葫芦里存活下来的，所以起名叫“伏羲”。“伏羲”就是“匏舰”，也就是“葫芦”的意思；男孩叫伏羲哥，女孩叫伏羲妹，就是“葫芦哥哥”、“葫芦妹妹”的意思⑩。

大地上虽然绝灭了人类，这一对勇敢的少年，却靠了他们的劳动，仍然快乐无忧地生活着。那时天空和地面相距不远，天门时常开着，哥哥和妹妹，常常手搀着手，从天梯上攀登到天庭去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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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辈给前辈写序，于我看实在有违伦常，而约这篇稿子的编辑却坚持说，写这样的序还是有裨益的——至少它能创造一种“阅读张力”，令读者在“张力”中理解时代变化背景中神话学研究的价值。我无言以对，放下电话，翻到《中国古代神话》清样的最后几页，读到袁老的儿子袁思成先生的纪念文章。文章说：“2001年7月14日中午1点50分时，父亲袁珂匆忙地走了，让人感到非常意外。顿时，我泪如泉涌，任凭悲伤的泪水打湿衣裳……让我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记得袁老逝世的那天，我游荡于法国南部的山地中，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的。我与袁老非亲非故，但他的仙逝也令我悲痛。请允许我借这写序的机会表明，我深感袁先生这一走，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大损失。

在我这代学者中，若是对中国古史有爱好的，总是会知道袁珂这个名字。袁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神话学家之一。他1916年出生，故乡在四川新繁，经历坎坷。他曾用笔名丙生、高标、袁展等，发表大量文艺学和神话学作品。他曾作为文艺家，在中国作协重庆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79年，他的学者地位终于得到确认，他也被调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神话学、民间文艺学和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后来，袁先生任中国神话学会主席。

我未曾有幸亲耳聆听袁先生的教导，对他的生平和学衔也是间接了解到的。不过，从少年时代起，我已开始阅读他写的书。那时我爱好神话传说，买来看的书中，有希腊的星座故事，也有欧洲神话及袁先生用简练、通达、优美的文字重新叙述的中国古史传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东南沿海“岛城”厦门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离袁先生居住和工作的四川盆地遥遥数千里，在远方进一步体会到袁珂这个名字的特殊意义。读人类学和考古学，要阅读一些刻板的教科书，也要死记硬背古代留下的坛坛罐罐的形态。大学期间，课堂的学习时常令我感到没趣，课外我便搜寻了一些不怎么会影响学习、同时又能给人增添乐趣的著作来阅读。袁先生写的书，总是我的首选之一。他的名字，与一幅幅生动的古史图像总要联系起来。他的文字，令我能从掩埋古代文化墓葬、灰坑及城址里，透过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具的残件，想像到曾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操作着这些器具的活生生的人。

在我的心目中，袁老是中国神话学的集大成者。前些年，马昌仪先生曾编选《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这部书分上下两大卷，洋洋洒洒百余万言，其中只选了袁先生的个别作品。马先生给这部文集书写的引论，题目是“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章为中国神话学的复杂历史提供了一个概要的说明。马先生认为，神话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在上个世纪初，国人从东西洋引进神话学的概念，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期待据此启迪吾族之民智。约从20年代到1937年，作为学科神话学，终于在中国落脚，从业学人多数从事上古神话研究。从1937年到40年代末，中国神话学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视野上得到拓展，加入了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民族社会、历史、语言调查的深化，少数民族神话得到了系统的搜集整理。袁先生出生于中国神话学的启蒙时代，那时中国神话学的第一个时代已确立，他也无缘于中国神话学第一代人。但是，因袁先生是从中国神话学第二代开始便持续地研究神话直到21世纪开初，他综合了后三个时期的主要学术成就。

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内叙述我们的神话，袁先生在治学上有他自己的妙处。他拒绝生硬地定义汉族与少数民族神话的“族性”，而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从跨民族的比较研究中寻求相互的印证和启发。因而，袁先生的神话学本身包含着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它既能唤起我们对华夏上古史的记忆，也能为我们了解这个诺大的天下的：“神话式自传”之丰富文本提供一个重要索引。

作为袁先生的晚辈，我没有资格对袁先生的学问“说三道四”。然而，既然接受了作序的任务，要制造点什么“张力”，我也就不能不“就什么说点什么”。袁先生的神话学发轫于一个时代，成熟于另一个时代，其间经历的阵痛，恐怕与神话口传史到文字记录史过渡中所经历的，可以比拟。我感到，他的叙事存在内在的张力。为了论证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着深远的神话传统的民族，袁先生用一个并非是属于我们民族的理论框架，将华夏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彩叙事定义为与希腊罗马的“创世神话”与“英雄史诗”对等的传说。发现这一对等性，固然有助于证实一些西方神话学家的荒谬——他们曾一口咬定“中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度”。不过，在做这件功德无量的工作时，袁先生或许也受到了从西方古典人类学中衍生出来的决定论的影响。决定论是西方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之一，但经过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加工，也曾转变为某种非西方化了的“本土观念形态”。

袁先生的学术成熟期，中国学术处在一个矛盾的年代。“进步”的观念生发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观，也正在为非西方社会的“民族自觉”提供思想支持。欧洲以外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迎接着的民族自我认同观念亦是如此，它与全球性的进步论融合在一起，从传统的延续性与文化的整体性两个角度，双管齐下，促发着非西方人民的“文化自觉”。作为个人，袁先生与其他的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一样，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在他的叙事里，一方面，“劳动”、“斗争”、“生产”这些“哲学字眼”反复出现，另一方面，这些字眼总带着“华夏记忆”的延续性与整体性意味。这样一来，他的文本构造出一种特殊的双重性。

于是，在这部由出版社慷慨地呈献给读者的作品中，除了能找到古史的见证，从而重新体会神话雕刻着深意之外，我也能搜寻到自己不敢苟同的方面。坐在我自己的书房里，翻阅着《中国古代神话》，我反复设想：给我们添加文化心理压力并非出于袁先生的本意。我想像我与袁先生有“心灵相通”的一面，我企求在他讲述给我们听的故事里能寻找到同样的感受，而我也以为，为了实现这种真正的心灵沟通，我有必要从不相通之处出发，去寻找不同观念之间的连接点。

在我看来，袁先生的神话学里时隐时现的那种双重性，主要来源于一种表面上有助于“民族精神”营造的普遍主义自然与入对立论；而在我的想像中，神话学最辉煌的一面，却是它为我们这些过于轻信人自身力量的现代人重申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成员”的这个遗训。若是说“创世神话”这个概念真的能够用于中国神话的解释上，那么，与其他“创世神话”一样，我们的老祖宗创作的神话，陈述的也正是文明在离开自然界时承受着的负担。从开天辟地，到文化制度的创造，到文明与国家的兴起，这些令现代人觉得振奋的“进步”，表面上符合近代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进化论的世界观，但实质上却与之大相径庭。这些“原始思维”的痕迹，记录着早期的人感受到的、已被我们现代人忘却了的离开自然母亲的苦痛。卡西尔(Igmest Cassirer)曾指出，神话“表达了人类本性的共同意愿，即企图达到真实，生活在一个富有秩序的宇宙之中，克服那种天人无分、缥缈不定的混沌状态”(《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页17)。用“劳动”、“斗争”、“生产”等词汇来形容人与自然关系史中产生的“进步”，自有它在这一方面的哲学理由，但也因此有它的武断之处。这一做法使我们在乐观地使用“进步的天平”来衡量自身的“文化水平”，也经由此，使我们在观念上陷入到近代的“物竞天择”论中，无法充分地从神话自身出发去理解古代世界之意义。

对于天与人，不同的文化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宙斯，也并非是我们中国的“天”。人们完全可以猜想，二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都曾被表述为一个人格不完美的“暴君”，只是到了后期，宙斯成了人格化的主宰，而“天”保留了它的混沌性。然而，对神话世界实施逻辑化，显然属于一种“语言暴力”，它强制性地将近代逻辑强加在神话的混沌秩序之上。回归这个混沌秩序，我看到袁先生讲述的那些故事自身的意义：它们有时说，天地都生发于人自身的“生产”，有时说，人为了生存，必须先依靠后羿们，让他们射杀十个过热的骄阳中的九个。我因此也看到一个差别：宙斯永远只有一个，其他的文化英雄都是他的部下；而在中国神话中，尽管混沌的天也只有一个，但它的“父权”时常要遭到那些被迫离开大地母亲的人们的抵抗，因而，中国上古的文化英雄，大多没有被想像为“天的部下”。

“神话是在什么地方终止?而历史又在什么地方开始?”这是结构人类学大师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给自己提出的难题(《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96)。神话开始于自身，衍生出来的历史也恰是自身的终结。当天子宣称自己是“天子”时，他既终结了天的神话，也开启了从氏族社会通向政治社会的大门。因此，在从事中国神话学的研究时，我们不仅应将境内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当成互为关联、相互印证的整体来叙说，也应同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里梳理卡西尔意义上的“国家的神话”与其他叙事方式之间的重要差异。

大概说来，在“三皇五帝”的神话中，英雄的概念往往是“天”的合法性产生的基础，而在口承的民间叙事里，人民的传奇则持续地表达着各种对“混沌初开”的面貌的记忆(特别是不断重申生育和两性关系的决定性)。接着，中国上古史通过“礼仪秩序”来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了使合法性具有内容并因此受到接受，早期文明必需在人民的传奇基础上制作自己的神话，使“天”的观念从人民的传奇中崛起并凌驾于人民的传奇之上。如此一来，中国古代神话形成了某种“上下之别”。卡西尔意义上的“国家的神话”对于“混沌”和“乱”的“治理”，及“人民的传奇”停留于对“混沌”及其生育力量的回归，继续在“礼仪秩序”中延伸，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差异得到制度化的维护。

生活在我们这个以礼仪为社会的传统中，袁先生表现出对神话的终止与历史的开端的同时性、国家的神话与人民的传奇的综合性的充分敏感，他汲取了决定论的若干因素，建造起了一座储藏“民族自传”的大厦。为了“创造阅读张力”，我这里对此做了点零星评论。我无非是想说：在我看来，神话学，首先应是比较神话学，是比较历史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伴侣，而非是一种神话学对另一种神话学的支配。我从袁先生经由神话学创建起来“民族自传”大厦里，看到了这一道理的意义，也想要借此表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应更明确地阐述一种非决定论的哲学：“民族自传”的大厦内部若没有“和而不同”、“合二为一”的结构，若缺乏将局部连接为整体的“礼”，便失去了矗立于世的文化根基。我愿以这一可能已被不恰当地表达出来的读后感作为符号，来表达我对袁珂这位曾给我的少年时代那么多乐趣的伟大神话学家的怀念。

王铭铭

2003年12月3日一稿

12月6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