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十年动乱后，为《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平反的第一人，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随后，他查阅大量材料，认定青年遇罗克的被害是冤案，建议有关部门为其平反，并写了《暴风雨中的雄鹰》，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书因为书中记述的几件事，都和历史进程的风浪有关，所写的历史人物的活动，也是在风浪中经过搏斗，求生存求发展，以至被风浪卷得无影无踪，因此取名为《浪中记事》。

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动乱中，作者站在风口浪尖上，观察和了解历史。本书记述他经历的几件事：十年动乱后，他首起为《海瑞罢官》平反，发表了《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影响；连同他写的《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随后他在查阅大量材料基础上，认定北京优秀青年遇罗克被害，是个冤案；建议有关部门为遇罗克平反，并写了《暴风雨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作者是位史学理论工作者。他从多民族国家角度，提出重新评价洪承畴功过及相关历史人物，挑起一场争论，引起社会上和史学界的注意，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鉴于中国封建主义有着深厚的土壤，以及封建主义在现代社会上的种种表现，作者把批判封建主义作为跨世纪的战略任务提出，并身体力行地写了许多批判封建主义的论著。  苏双碧的许多文章和著作都有现实感，他被读者誉为“现实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把自己写入历史的历史学家”。

1 前言

1 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0 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

25 切中时弊的两部好书——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34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前后

44 关于评《海瑞罢官》的四种异见

61 围绕着批吴性质的上层争论

8l 彭真和《二月提纲》  ”

99 纪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

106 巨星殒落在“文革”序幕中

122 1957年邓拓为什么“按兵不动”

137 邓拓的最后岁月

149 从“乱弹”到“长短录”

160 《“三家村”文字狱始末》序和跋

176 我写为《海瑞罢官》平反的第一篇文章

185 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

196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208 建议重新评价洪承畴——给《泉州晚报》的一封信

211 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222 关于洪承畴评价的几点思考

231 关于洪承畴评价的一段往事

237 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评价施琅——为纪念施琅逝世300周年而写

246 “气节”问题与施琅评价

250 批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的战略任务

258 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

281 《中国封建主义批判》前言

284 封建主义和中国近代化

303 论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为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而写

313 略谈李贽的反封建思想

324 是以史为证还是搞封建专制主义

343 关于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种倾向

362 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及其他

381 关于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

392 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

405 传统文化没有将中国推入近代社会

412 传统文化四议

417 关于两次“文化热”

420 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发表十周年

431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440 关于开展“百家争鸣”中的几个问题

450 百家争鸣和理论

458 百家争鸣和文化

469 百家争鸣中的学派和宗派

478 略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

490 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附  录

499 从学徒到学者／施能泉——访历史学家苏双碧

502 学者早年是学徒／郑俊琰——访苏双碧

505 热血丹心写人生／胡文星——访苏双碧

509 把自己写进历史的历史学家／华纳

515 现实主义史学家苏双碧／苏小玲

532 站在历史的潮头／虞宝竹——记著名历史学家苏双碧  

544 为《海瑞罢官》平反的第一篇文章出台前后／安熠辉

552 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祝晓风 张洁宇

563 盛夏“四书”(之二)／朱铁志

565 江青·女皇·卒子／李普

实行法西斯思想独裁的反动“信号”

姚文元的《评新编》公开打的旗号是批判《海瑞罢官》。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目的。实际上，“四人帮”是经过精心策划才选择了“清官”海瑞作为他们挞伐的对象的。他们阴谋通过批判海瑞敢于说话的精神，既可以达到对人民群众禁锢思想、堵塞言路的目的，又可以把一大批敢于谈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的人打下去，杀鸡儆猴，一箭双雕。

历史人物海瑞，敢于向嘉靖皇帝进谏，敢于说真话，敢于挑剔当时朝廷的敝政，确实是有点敢说真话的精神的，因而被称为“刚直不阿”，后代人把他奉为“清官”，加以传颂。“四人帮”要控制舆论，就必须禁锢人民的思想，以便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把有点敢说真话的精神的人打下去，就成了他们的既定方针。拿海瑞开刀，大兴文字狱，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很合适的。

姚文元在《评新编》中，明确地叫嚷“刚直不阿”是“地主阶级提倡的”，并说凡是反对“乡愿”和“甘草”的，都是“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瞧!姚文元说得多清楚，他是要让党的干部都成为“甘草”和“乡愿”的，并胡说那些具有“乡愿”和“甘草”特点的干部，是“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的，而具有敢说真话的精神的人，却成了敢于“坚持错误”，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评新编》公然打出鼓吹“甘草”和“乡愿”的黑旗，这不是要人们紧跟“四人帮”人云亦云，又是什么呢?

姚文元这个旨在禁锢思想、控制舆论的法西斯专政的“信号”一点燃，“四人帮”的帽子、棍子就都纷纷出动，集中围剿那些赞扬敢说真话的精神的人们。在姚文元之后，“四人帮”的打手戚本禹也对敢说真话的精神大加挞伐，说什么鼓励敢说真话的精神，就是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可是戚本禹到底有什么根据呢?看!他挖空心思，才找到这样一个蹩脚的例子。他说，当有人在提倡海瑞的敢说真话的精神时，四川有一个“家伙”，因为水稻受灾说了一句“人背时，天也背时”的话，被一个富农钻了空子，说这个“家伙”“像个张飞，敢说”。由此，戚本禹便断言，提倡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是和富农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一个富农说了一句“敢说”，就引起戚本禹这么大的惊慌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戚本禹之流不过是以批海瑞为名，达到打击那些有敢说真话的精神的革命者罢了。

继姚、戚之后，“四人帮”的另一名打手，以及被江青称为“他(指姚文元)组织的写作班子”，先后化名罗思鼎、丁学雷、康立、方延梁等纷纷出动，在全国范围内围剿海瑞的敢说真话的精神。《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等海瑞戏，全部被他们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加以批判。演过海瑞戏的，写过以海瑞为题材的剧本、剧评的，写过有关海瑞的文章，甚至在课堂上’讲过海瑞的，悉数被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列，加以挞伐。可见，姚文元之流，以批《海瑞罢官》为名，行法西斯思想独裁之实，其狼子野心是昭然若揭的。

我们党赞成过“乡愿”和“甘草”吗?不，这纯粹是诬蔑!“乡愿”和“甘草”都是和党的作风不相容的，因为这种人做事圆滑，见风使舵，凡事调停，自居中间。他们走一步要看三步，四平八稳，什么党的事业，民族的利益，都以自身的得失为行动的准绳。这种庸俗腐朽的作风，是腐蚀剂，是我们党历来所坚持反对的。姚文元把“乡愿”和“甘草”同党的“最高利益”划了等号，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恶意歪曲。

我们的党反对过敢说真话的精神吗?不!我们的党一贯提倡和鼓励敢说真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指出： “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也说，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要“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敢说真话的精神看成是巩固国家和发展文化的条件，可见，敢说真话的精神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是靠这个敢说真话的精神，在白色恐怖下，发动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靠这个敢说真话的精神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是靠这个敢说真话的精神打垮了蒋家王朝的八百万军队，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也是靠了这个敢说真话的精神打垮了不可一世的“四人帮”；靠这个敢说真话的精神进行新的长征。可见，敢说真话的精神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精神之一。姚文元一伙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敢说真话的精神就是“敢于坚持错误”，“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这同样纯粹是诬蔑。

显然“四人帮”反对敢说真话的精神完全是为了实行法西斯的思想独裁，他们一面在舆论上对敢说真话的精神进行围剿，一面对敢于顶撞他们的同志实行残酷镇压。姚文元《评新编》一出笼，尽管气势汹汹，还是引起正直人们的极大愤慨，纷纷写信对他们的反动观点进行批驳。姚文元一伙气急败坏，立刻兴师动众对这些人实行残酷打击。试问，你们这样做不是地地道道的恶霸作风、法西斯专制独裁又是什么呢?

应该指出，后来“。四人帮”之所以能利用梁效、罗思鼎来控制舆论，任意发布对各级干部的讨伐令，确实是由批判海瑞的敢说真话的精神而收到的直接效果。兴海瑞的文字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所走出的第一步。P2-4

这个集子之所以取名《浪中记事》，是因为书中记述的几件事，都是和历史进程中的风浪有关。历史是在风浪中前进的，构成历史的人的活动，也是在风浪中经过搏斗，求生存、求发展，以至于被风浪卷得无影无踪。这里说的“浪”，是个形象的名词。历史赋予“浪”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有政治风浪，社会风浪，生活风浪以及自然风浪等诸多方面。大凡人自踏入社会，就或多或少地被卷进历史的风浪中。“浪”往往是造就事业成功的一种力量，如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乘风破浪前进等等，即使是历史倒流，出现了恶风逆浪f同样也有许多勇猛之士，在浊浪中挣扎、奋斗，创造出辉煌的历史。

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个充满风浪的时代。在我刚会记事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厦门沦陷，泉州危在旦夕。我家在离泉州西北三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为逃避日机轰炸，泉州许多居民疏散到乡下，我们村里也来了不少难民。这时候，我才听到有人用积贫积弱、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来形容自己的国家。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总也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富强起来。这是抗日战争的风浪留在一个少年心中的憧憬。

1947年，我离开家乡来到泉州，在一个纸料店当学徒工。市民谈论着内战的烽火，传说着游击队的活动，我从中也能判断一点是非，向往善良和正义的一方。在世乱纷争的风浪中，记录了大哥逃避抓壮丁风险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风浪有了质的变化，从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转变成新生共和国内部的经济建设、政治斗争的风浪。共和国在新的风浪中前进，也在新的风浪中付出代价。特别是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及反右派斗争、三面红旗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政治风浪我都亲临其境，或亲闻其声。平心而论，这些政治运动，有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促进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有些运动却是不必搞的，因为它导致了内耗，挫伤了许多人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出身于穷家子弟，参加工作前，只念过三年多小学。由于早年失学，·学业荒废，我参军时实际上处在半文盲的状态。参加工作后，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文化，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表演工作的舞台也宽阔了。我从一个半文盲的战士，成长为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从一个勤务人员成长为一个担任一定职务的宣传、理论干部。衷心感谢党和政府为我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受一种朴素的感情支配，我只是积极地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很少去考虑这些号召的得失。但是，有些事碰到自己的头上，在接受实践检验之后，才会顿然醒悟过来，去思考一些问题。

1956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从根本上改换了我半文盲的门庭。

大学毕业后，经过一段探索，我开始写些学术文章、理论文章。正当自己感到所经历的这条路，即通过学文化，改换门庭，增加为人民为社会工作的能力，并为这些收获而感到顺心顺意之际，。十年动乱开始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被当成“旧市委的大红人”清理，其中有一条罪状是说我“走白专道路，腐蚀青年”，根据是机关里有两三个青年曾经贴出大字报，声称“要走苏双碧的道路”，即通过学习文化，上大学当干部。本来我以为这条路子并不太坏，但经过军宣队发动群众，万炮齐轰，上纲上线，把我搞得灰溜溜的。特别是分管我们的老陈亲自到我住处走访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了，他发现我有两大书架书，便断定我被这些“封资修”的书“把骨头都熏黑了”，并把这个说法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曾经企图争辩，说明我的书中还有一部分是经典著作，不全是“封资修”。没有想到这一申辩，受到更严厉地斥责，说我的经典著作是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用的”，并斥责我“书读得越多越蠢”。我终于明白对我的批评是有思想根据的，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

军宣队的老陈不但否定了我的书，更主要地是否定我所走的“路”，光是书多无论如何是定不了罪的，由读书引发出来的思想、文化、学术，才可以作为批判的对象和定罪的根据。于是他组织了一班人马，据说有两个刚来不久的大学生。还有托儿所阿姨、医务室护士。图书馆灯火彻夜通明，查找我的毒草文章。据说，这批人翻阅了许多报刊杂志，最后的结论是：“毒草文章没有找到，不知发表在哪里。”幸好军宣队领导发现了这些荒唐的做法，及时纠正，才没有因此而定罪。

读书被否定了，写文章也被否定了，我的“路子”成了此路不通。历史的风浪把我卷到北京郊区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市委党校集中清队几个月，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到农村来感到空气格外清新，心情也格外舒畅，真想自此断绝读书念头，过着田耕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癖好，就是读书、看报，一见到书报自觉不自觉地就拿起来读。况且，十年动乱，能够引以思考的问题毕竟太多了。我利用下放劳动的空隙读了许多理论书和历史书，思考了许多问题。其中问题之一，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三家村”案株连，又因参与给新市委贴大字报，被打成“反党急先锋”。我面对着当时联系到历史，想到多年以来我们党搞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少人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反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等等，伤害了许多人，这些人当中是否也有许多人和我一样，被打错了的?我当时因为给中央上书，新市委为我平了反，如果没有平反，不也在“敌人”的队伍中吗?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凡我知道的，我都划了个问号，以为多是好人，多是冤枉。社会上铺天盖地讨伐“三家村”时，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因为我不相信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坏人。也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很自然地被卷进批判“四人帮”的风浪中去。重新拿起笔来之时，不论是写学术文章，还是写政治性的文章，总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主流思想相敌对，或者划个问号。“三家村”的冤案自然也在我的思考之中。当在芜湖、兰州出席学术会议时，史学界的许多教授、专家，慷慨陈词地喊出：“吴晗能不能平反?《海瑞罢官》的禁区能不能打破?不平反知识分子的心不平啊?”这些声音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在和黎澍策划请大手笔写首篇为《海瑞罢官》平反文章未果之后，我决心亲自动手来写这篇文章。在取得报社领导杨西光和马沛文的同意之后，我便着手去做。因为主题早有酝酿，材料又是现成的，我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便把文章写出来，由殷参签发，于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

文章发表之后，反响之大是我始料不及的。当天，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在当天决定出单行本，随后全国许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其中法新社11月16日电称：“《光明日报》昨天刊登了一篇文章批判姚文元一篇著名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电文特别指出：“该报要求对当时因为同这个剧有关系而受到批判的每一个案子一个个进行审查。”《纽约时报》11月17日发表一篇专稿，注意到文章批评姚文元文章是“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信号”。认为：“这篇新的文章是迄今为止非神化的努力中最惊人之举。”日本《经济新闻》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全面否定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是一篇冲击性很强的文章”。日本《读卖新闻》在11月18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以发表《光明日报》文章为契机，以实践为标准重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将进一步深入。”日本《朝日新闻》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光明日报》的文章是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上面引的只是我能接触到的很少的一部分信息。

这篇文章在当时反响这么大，是因为这个问题过于重大，也过于尖锐，“四人帮”已垮台一年多，作为“四人帮”发家史的源头，还不能触及，人们拭目以待，希望听到有关这方面的声音。而在国外，就凭直觉，也能预想到，打倒“四人帮”就意味着结束一个混乱的旧时代，新时期到来是人们所期待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对旧时代的否定，都会引起舆论界的关注和欢迎。而批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触及十年动乱的源头，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自在情理之中。

为推动对“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平反，’应《红旗》杂志之约我又写了《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文章登出目录之后，报社提出希望有一篇为“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登在大年初一的《光明日报》上，以此向读者拜年。报社领导希望这篇文章由我来完成。我以为此议创意很好，只是时间实在太紧，此时已是大年三十的上午。受命之后，我和同事们议出一个好的题目，即《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有了一个好题目，思路就畅通。从上午十点多钟开始写，一边写一边查材料，一直到晚上七时，写成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为及时修改、定稿、排印和出版，我和马沛文除夕开了一个通宵。大年初一的清晨，当我们拿着当天的报纸，迎着朝阳，走回家时，心中涌出一种无限的欣慰。

文集收入的另一组文章，是有关遇罗克冤案平反的文章。那是在我发表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几天的一个晚上，一位老太太冒着呼啸的寒风来到我的家里，在问清了我的名字之后，她说：“你文章中说，凡是和姚文元《评新编》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那么，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因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的。你管不管?”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林。我当时受她的情绪所感染，不假思索地说：“根据党的政策，有错必纠，如果你儿子被杀果真是个冤案，也应该平反。”她听到我的话之后，那经受迫害到已经有点发呆的眼神，突然放出一缕微微的光芒，她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啊!她交给我一封要求替遇罗克平反的信。我的话，本来是一个大道理，但在当时，不论是王秋林还是我，都把我的话，当成一种承诺，遇罗克的冤案必须由我去揭开。我反复读了王秋林留下的信，心里觉得沉甸甸的，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有责任把事实真相搞清，并披露出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走访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和我的同事一起查阅了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档案，以《光明日报》的名义，建议公安局为遇罗克冤案平反。随后写了《恶风逆浪中的雄鹰——遇罗克》，首先为遇罗克平反发出呐喊。当我知道公安局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正式平反时，我内心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作为一个记者，我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多年来从事笔耕写的大部分都是历史方面的文章。1987年我到泉州出席李贽的学术讨论会，因为我是南安人，应南安县委之请到英都参观。知道英都历史上出了一个洪承畴，历来被一些人称为“汉奸”，英都人总有点儿抬不起头来。当时我对他们说：“英都的乡亲为历史上出了一个洪承畴而抬不起头来，大可不必。后代人无须去承受祖宗在历史上的任何污点。现在英都经济不是发展很快吗?”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这样的回答当然是不会令人满意的，而是必须表明对洪承畴评价的一种看法。回到北京后，我查阅了一些有关洪承畴的史料，觉得过去对洪承畴的评价，大多因为受一种民族情绪所支配，才把洪承畴目为“汉奸”。如果把清朝看成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王朝，把满族看成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洪承畴事清就不应当有过多的指责；而是应该看成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人事更迭的一种历史现象，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有。据此，我写了一封信给《泉州晚报》，建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洪承畴，这个举动在泉州、在洪承畴的家乡英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赞成的、反对的都有。在这个基础上学术界对洪承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出现一批较有见地的专著和论文，先后开了两次学术讨论会。当然，对洪承畴的评价学术界仍然会有不同意见。但我坚信通过这些讨论定会把对洪承畴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在史学理论方面，我写过较多文章，其中一题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批判封建主义的问题，这方面我写过几篇文章。法轮功问题的出现，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李洪志不过是个初中生，没有多少文化，却能用封建、迷信蛊惑人心，把许多无辜群众引入歧途。至于修造豪华坟墓、求神弄鬼更是盛极一时。这些都说明中国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在打倒“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就充分看到封建主义的危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因而要“肃清封建残余影响”。克服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家长制、一言堂的作风。我以为在世纪之交，重申批判封建主义，对新世纪的民主法制建设当是有益的。这些文章在读者中的反映不错。一位老同志曾建议我在这个基础上写一本通俗的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书，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但由于近年来身体欠佳，力不从心，不能去做这项工作。

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实际上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是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的过程，同时也是划分传统文化的民主性和封建性的过程，它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有密切关系。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培育出深厚的封建文化，它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加区别，在热衷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研究时，常会陷入误区。历史上许多杰出思想家、理论家，一旦潜心于研究、宣传传统文化，并笼统地把传统文化当成国粹加以弘扬时，便会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陷入封建文化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而从革命者、思想先驱蜕化成封建文化的卫道者。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这种蜕变几乎成了规律。收入本书的几篇有关传统文化的文章，本意只想提倡一下要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不要把糟粕当成精华而津津乐道。况且，即使是优秀文化部分，也必然要掺杂着许多封建性的泥沙，只有认真剔除，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才能弃粗存精，弃伪存真。

从研究理论、学术而言，我几乎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从事历史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这主要是一种爱好。一开始我就为自己定位，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是办报办杂志，加上后来担任一部分领导工作，我必须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写文章只有靠业余时间，以及节假日。条件限制，我不可能拥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因而我也成不了什么大家。然而，即使有这个定位，我也不是轻而易举地写成每一篇文章，我仍然得抓紧一切时间，投入足够的精力，来实现我的业余爱好。因此，我作为党的报纸的理论部主任、党刊的副总编辑，我并没写多少应时的政治性的理论文章，充其量大大小小也不过几十篇，这里收入很少的几篇，主要是对“百家争鸣”的论述，其他文章也只是想表明在意识形态问题中的一些看法而已。

本书最后附录了几篇文章，作者有的是我的朋友，对我有较多的了解，有的是以文会友，未曾谋面。这一类文章连同对我文章的评论也有不少，但大多是学术性的和专业性的，因和本书内容不相一致，这里尽可能不收入。收入的这几篇，有的是谈我的道路，谈我的身世，或对我接触的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的，有助于读者对我的了解。至于文中一些赞誉之词，我衷心视为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并无意认可。有些文章在决定收入本书时，一是时间关系，二是找不到作者准确的地址，未能及时告知作者，特向作者致以歉意，并请谅解。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本书第一部分有几篇文章是和夫人王宏志合写的，征得她的同意，一并收入本书。另外，在筹划出版这个集子的过程中，得到挚友苏忠的许多帮助，并参与本书出版的策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广裕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里特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4年岁末于北京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