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和引人入胜的猜想，是关于经济学、社会学、进化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几个学科的共同问题。它将促使上述学科的职业学者以一种新型的方式来审视那些相同的问题。

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亚历山大·菲尔德跨学科地投下他的一张巨网来应对经济学家们通常回避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类是利他主义的?他的雄辩值得所有社会科学家的关注。

两个陌生人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尽头相遇。每个人都必须迅速决定是攻击对方，还是等着对方采取行动。他们更好的状况是选择克制并由此开创互利互惠交往的可能性。但是，双方出于自我保护和增加财富的愿望，促使每一方采取最初的且直接的攻击行为。

善良的撒玛利亚人 的寓言提醒我们，没有帮助可能就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常常轻易地忽略与之相应的立场：既然我们易于遭受除最弱者之外其他所有人的伤害，那么，免除了伤害则可能是有益的。控制了自己伤害或破坏的能力便是帮助了对方，因为他们不仅免遭了出自于我们之手的伤害，而且还面临着获益的机会。但如无我们受损的代价，这将是不可能的。放弃潜在收益、将自己暴露在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之中，我们则伤害了自己。于是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但必然如此的结论：免除了伤害可能是利他的。

我们有利他主义倾向吗?如果有审慎的劝告和获利的诱惑，我们就倾向于以上述方式放弃率先做出攻击行为的想法吗?如果利他主义倾向是我们的本性，假定我们知道进化力量运行的结果，这又怎么成为可能?

对人类利他主义的讨论，人们经常有一种云遮雾绕、模糊不清的感觉。他们总是质疑什么是利他主义行为，以及它是否能够真正与自私自利相区别。但是在生物学领域里，利他主义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含义：即一个单个生物体的行为，降低了该生物体自身的再生适应能力，但增进了至少一个相同种类(同种)的其他成员的再生适应能力，也就是影响一个个体基因出现在下一代基因库的相对频率的能力。

与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理性的激情》(1988)一书相同，本书把利他主义行为是一种重要的经验范畴这一主张作为出发点。就如弗兰克的著作一样，本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进化论的解释。但是，与弗兰克不同，本书考虑了一种可能性，就如同在个体层次上一样，自然选择(进化动力学的基本驱动力)也在群体层次上运行。当选择有差别地把一个群体中的所有成员作为某些行为特性的频率的后果的时候，群体选择就发生了，例如，当这些利他主义倾向在不同的群体中具有高频率的时候，利他主义倾向就会迅速增加。

群体选择并不是一种新的学术思想，而是仅从智识失宠的境遇中缓慢地再次凸现出来。绝大多数人萦绕于脑海中的各种进化模型都是从自然选择排他性地运行于单个生物体的层次这一预设开始的，这就为解释利他主义行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根据定义，如果选择仅仅发生在单个生物体的层次，那么，利他主义就不可能得到证实。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生物学史就一直企图解决这一明显的悖论，并且在解释血亲的利他行为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例如，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做出的牺牲，由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在晚年所率先提出的包容性的适应性理论，强调选择最终发生在基因层次，因为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分享一半他们的基因，为后代牺牲可以证实基因倾向于此种行为，即使牺牲并不符合父母亲的本质利益。

对非血亲的利他行为的解释是更为困难的。基因相关性程度迅速减少(第二代堂兄妹仅共享他们基因的1／32)。因为利他行为倾向在损害参与者的情况下改进其他同种的适应性，所以就难于解释对非血亲的利他行为倾向如何能够扩张甚至维持。如果说它们是由于变异或基因重组引起，那么这种倾向随着自然选择的运行，就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减少，而且最终会消失。

然而，如果群体选择过程确实是有效的，那么，仅在一个种群周期性地分化为更小的不同的群体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为这时行为的倾向在单个群体内的频数降低，却在全体种群中升高。尽管确实有悖直觉，但当某一群体内利他者的频数同该群体增长速率之间存在正的协方差时，上述结论的确成立。因而，虽然利他行为削弱了各个群体中实施该行为者的适应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倾向于该行为的基因将在种群中增加。这一可能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利他行为何以能被进化过程偏爱，即便从定义来看，它们损害了单个群体的利益。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考虑血亲之间的关系时承认利他行为的相关性。但是在非血亲之间的关系中，利益似乎处于支配地位，并且表明，能够发挥作用的利他倾向即使不被排斥，也遭到了相当多的怀疑。这个假定在与它不相一致的大量的证据、实验和观察面前得以坚持。对此的部分解释是我们倾向于关注维持或保持正在进行的相互作用本身，而不是相互作用的起源。

利他主义对维持互惠关系并不必要，但是对互惠关系的起源却有必要。偶然合作战略的描述(例如，针锋相对)，在该战略或类似战略处于低频率的环境中与处于高频率的环境中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此种战略从进化观点看是否利他，取决于在一般种群中的此种倾向和其他倾向的频率。在这方面，此种战略倾向有别于父母对孩子做出牺牲的倾向，后者不顾此种利他倾向在其他人中是否流行。

我对是什么组成人类群体的兴趣始于大约25年前的学位论文研究(Field，1974)。这项研究当时很少注意到进化决定性的倾向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后者是在认可互惠的、合作性的关系的发展中产生的。通过那些帮助他们自身的方式，自然选择意味着达尔文就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解的一个部分，这似乎显而易见。

后来，我断断续续好几年一直研究这一问题，探寻和阐释影响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作用(Field，1981，1984，1991)。因为对我的论文和按照传统的社会科学的思考线索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思考了对创始并维持我们社会的、终结的经济交往能力的遗传性的或生物学上的间接影响。

观念上突如其来的变化发生在1997～1998年我在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史研究中心的一年休假期间。这次年假让我有机会集中精力广泛涉猎一些熟悉的或者全新的领域。这个过程激发了我一系列尚未成熟的思想，并朝着并不完全预期的方向发展和融合。

我开始重新评估我们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值得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认真思考其逻辑和实证基础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比20世纪70年代要更加清晰，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确实不只是简单地定义一个社会科学家必须解决的问题。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达尔文方法使我们能够组织和阐释实验和其他研究的结果，这种研究有利于我们理解全人类行为倾向的生物影响，以及改善我们获得关于世界知识的认知能力的结构。这些反过来又帮助我们理解规则结构的出现，没有规则结构，互利互惠和复杂的社会组织便不可能产生。

进化的、生物的推理在过去经常被误用，有时甚至被严重误用。许多读者只能有条件地研究它。列举使我们更易于接受的几个要素是重要的。第一，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一般原理上的理论化比25年前更加细致入微，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相比于25年前减少了过去那种高不可及的倾向。特别是现在更为强调理解基因对人类认知结构和行为的影响，这反映了人们对先辈采猎者生存(至少存续200万年前的一个时期)的相对稳定的环境的适应，甚至比此更早。同时，较少强调企图阐释紧随新石器革命(最多存续10000或l1000年的一个时期)的行为，这反映了人们对其面临的环境的适应。第二，对能够切实实行的自然选择层面的理解和科学认识，随着观察、实验和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提高，随着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与行为机制之间的相关性和平衡性的假定而改善。第三，对人类的行为和认知的生物影响的研究成果，随着观察和实验资料的增加以及阐释此类资料的新方法的增加而稳步推进。

25年来，这些领域的全面进步与人们在社会行为学领域取得的进步形成了鲜明对照，并且为在这些领域研究提供了超越这一重要的、持续错误的线索的可能性。伴随着强调文化、规范、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突然出现的倾向，这种分离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中划分出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传统，因为经济学更加强调理性选择的假设以及对所有上述概念的模棱两可或全然舍弃。

那些非正统学者的研究试图弥合这一分歧。这些努力能够引导一个科学上进步的研究议程，但是，双方的许多见解仍存疑问。本书是为那些像我一样曾经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而经常陷于困境的人们而撰写。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著作中致力于解决在我们所承认的某些层次上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这种争论和分析对于那些或者认同理性选择或者认同社会学传统的人可能是有兴趣的。但是，它仍处于试图超越其中一个、反对另一个的最终徒然的立场。重新思考进化理论和进化规程的含义，特别是放宽仅仅从单个生物体层次发生自然选择的假定，会导致对每个生物体的强度和极限的重新思考。从严肃思考实验和观察证据的背景上看，它不仅为社会科学的局部重建奠定了基础，而且更为一般的生物学与行为科学的部分重建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整合需要一种不同的应用设计，而不是那些这类整合的鼓吹者们所主张的传统的应用。

博弈论的某些背景知识有助于理解这里所阐述的各种争论。这并不是因为博弈论比理性选择分析所表达的范围更广些，而是它提供了一把理解人类行为的万能钥匙。而且，最近几年来，如果不使用博弈论的术语就几乎不可能讨论或跟踪社会科学甚至生物学的发展。在本书中，博弈论的主要应用是，作为一个工具来组织我们的思考，如果不同个体之间的互动是严格自私自利的，或者如果自然选择仅在单个生物体的层次上发生，什么结论将可能导出。

既然主要的焦点集中在博弈论并不能很好预测的那些领域，那么，这里强调博弈论对于社会科学或生物学的应用是主要的，可能就是不公正的。那些在工作中专注于更为强调这些线索，并且也这样对待经济文献的人，应当参阅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和苏珊·斯齐兹( Anivash Dixit andSusan Skeath l 999)的《战略博弈》，赫尔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2000)的《博弈论的发展》，或大量最近的教科书。

本书涉及领域广泛，但主要集中于进化分析方法的含义，更为广泛地说，是考虑对人类行为倾向的本质理解。在探寻这些倾向的认知基础上，我也强调已经形成的模块。模块涉及到认知适应性，它利用不同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使用不同的推理算法，而且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依赖所遇到的知识领域。

作为数以百万年选择的结果，人类拥有强有力的谋生行为和它的现代对等物(foraging and its modem equivalents)的推理模块。这些模块包括在贝叶斯学习层次的工具——为形成“理性”预期所必要的，以及在最大化目标方面的能力，比如根据热量在选择性的活动之中分配时间。在经济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有限定的最大化的数学为这类模块的运行模型化提供了一种有用的隐语。但是，在策略上的互动领域，由于实验和观察证据变得清楚，人类拥有同等的且在某种情形下更为重要的影响行为的其他算法和行为倾向。

认知和行为模块的思想有助于阐释各种不同的异常的观察。但是，如同群体选择，它并不是在社会科学中已经得到广泛考虑的一个现象。因此，其结果是，二者可能只有在深思熟虑之后才被理解。本书意识到这一相同的诉求，并且吸引我们到某种解释性框架上，是因为它们的表现质量或审美诉求，而不是因为它们简单的解释力或预言力。在这样的假设下，本书指出，证据和争论最终是重要的，并且在我们的学科中，绝大多数学者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并且承诺用传统科学方法来澄清它们。

在这里，尽管这些争论因复杂性而变化，但是，许多争论却是十分微妙的。当讨论这类重要性作为人类的本质的行为倾向，并且当这里已经存在我失之审慎地提供证据并失之寻求阐释的清晰性的一种选择的时候，它就容易是华而不实的。这有助于一个卷帧冗长的文献，但是我希望最终对人们产生更大影响。在理解基本的社会现象方面，这些思想、模型和探索性的分析代表了各种严肃的尝试。深刻地分析这些现象，甚至不时遭受批评，是为了承认学者们在理解这些问题方面所做出的严肃努力。

尽管在过于简略与澄清我的真正意图之间谋求一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某些冗长的表述已经混杂其中了。对于那些能够立即理解我的意向的读者们来说，某些容忍是为了寻找那些不够精湛的学术性。对于那些并非如此的读者们而言，精读或许将会使这一讨论变得比过去更为清晰，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讨论在此前是不清晰的。

从事这项研究且对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理论抱有偏见的那些读者，在许多方面可能质疑本书第一部分，抨击其平淡无奇。出于自辩，我只能说与这些传统相关的方法的诉求在现代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仍然非常强大，并且那些利用它们的人们具有一种据理力争的直觉，以便他们可以探讨某些人类的行为倾向。惟有小心翼翼地描述基本模型的有限制的应用，才能保证人们有望在准确表达可选择的和互补的方法实例上取得进展。无论一个人的出发点如何，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本书将挑战那些墨守陈规的或虚伪未经验证的假设。它有助于使人铭记那些显而易见和易于接受的事情，可以挑战一个根深蒂固的预设或者对其他观点的偏见。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缓和学科划分方面的一些观点分歧，并且这只能通过基础研究才能实现。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已经丰富了我的知识，并明显增强了我的思维能力，我希望读者们从这些经历中与我分享这些知识并从中获益。

当专注于一项试图覆盖一系列宽泛素材的工作时，人们常常浏览那些知识基础深厚的部分。如果细节和分析击中要害，我们就继续往下读。本书的目标就是从一系列的切入点出发，从而使得这一测试得以生存下来。本书涉及了多种文献资料，并且作了相当多的努力，使其中每个部分都能够贯穿于细节之中。至于因为疏忽而导致对一些观点或讨论造成误释，我先表示歉意。

本书除了导论之外，第1章阐述了从事这项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证据。第2章讨论群体选择模型的逻辑和数学。第3章和第4章分析其他一些利他主义行为观点，包括罗伯特·特里维斯(Robert Trivers)，约翰·梅纳德一斯密斯(John Maynard-Smith)，罗伯特·艾克塞罗德(Robert Axelrod)和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著作。第5章分析决定模块性概念的观点和证据。第6章分析启发式和偏好式研究方案及其对此处讨论的问题的更大局限性。第7章阐述非正统效用函数以及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分歧，并寻求一个更加融合的未来。

在这些章节中，我的意图是探究、启蒙和最终劝说。我不希望读者看见本文所写就立即放弃他们现在的研究领域和模式，而是希望他们养成一种更好的观念以适于更为广阔的科学研究。

我非常感谢那些阅读并评论我部分或全部手稿的一系列人士。特别要感谢的有：保罗·戴维(Paul David)，马克·菲尔德(Mark Field)，黛博拉·加维(Deborah Garvey)，赫尔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阿弗纳·格雷夫(Avner Greif)，约翰·海尼克(Jhon Heineke)，杰克·赫舒拉法(JackHirshleifer)，拉里·艾恩纳肯(Larry Iannaccone)，特伦斯·凯利(TerenceKealey)，罗伯特·欧汉(Robert Keohane)，迈克尔·凯文( MichaelKevane)，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Klein)，迪姆·库然( Fimur Kuran)，迪尔德丽·麦克劳斯基(Deirdre McCloskey)，罗斯·米勒(Ross Miller)，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罗伯特·纽曼(RobertNuman)，梅尔文·瑞德尔(MelvinReder )，汤姆·拉塞尔(Tom Russell)，比尔·桑德斯图姆(BillSundstorm)，利克·斯佐斯泰克(Rick Szostak)，加文·莱特(GavinWright)，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圣克拉拉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举办的研讨班以及斯坦福2000年秋季尼克萨斯研讨会的一些参与者。

我的妻子瓦莱里( Valerie)作为一个聪明的门外汉参与了本书的工作，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坚持要求我界定我原以为是普通知识的术语，或要求我澄清我过去认为是清楚的阐释。如果本书适于更广泛的读者，她功不可没。我最真挚的感激应该献给她和我的孩子们，因为他们为了这个对他们来说实在难以理解的事物牺牲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最后，我希望他们无悔于他们所给予我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