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择1949年——198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著作为研究对象，从体系、体例、体制三个方面探讨了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并且总结出了其中的若干创作规律，为以后更好地写出现代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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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绍义

这本史著研究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新巢文丛》面世的第二部著作，我虽已在《总序》中就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但本书作者赵雷同志既是我十年来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在毕业之前写出研究专著的第一人，据我所知，也是我所在的硕士学位点自1983年开始招生以来所有在读研究生中独立完成课题并出版学术专著的第一人，而且今年才24岁——此种情形许是在全国范围内亦不多见。所以，除了向作者的成功与辛劳表示祝贺与感谢外，作为丛书主编，我又不能不怀着特别欣喜的心情写下一份特另q的推荐!

首先是作者的学习态度与研究精神值得赞赏。两年多来，赵雷同学一方面认真学习各门学位课程，取得了优良成绩；另一方面投入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研究之中，不分寒暑，舍弃假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条件，不仅搜集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又从宏观与微观、综观的结合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35年闻中国现代文学治史的特点及得失，总结了其中的若干规律，为更好地写出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在校学生说来，这项研究的难度无疑是很大的，但赵雷同学不趋时髦，知难而进，刻苦钻研，终获成功；在当今这个容易受利益驱使、人心浮躁的“社会转型期”里，有像赵雷这样甘守寂寞、甘于清贫的年轻学子，确是值得我们感到欣慰的幸事!其次是作者的文学史观与研究方法值得肯定。1949年一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较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也呈现出复杂情况。赵雷能依据客观事实，既清晰地勾画出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到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的演变过程，又对其中影响较大的诸如“大师”定位、“经典”确立、“绪论”变迁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剖析，特别是专辟一章对文学史与教科书“合二而一”所作的深入论述，颇有说服力，从而显示了作者正确的治史观和文学观，也证明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并通过从“体系”到“体例”再到“体制”的逻辑联系的揭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完全符合历史真相。

此外，全书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严谨治学者的朴实学风，叙事是朴素的，评判是朴素的，连“后记”文字也写得朴素而深情——或许正是这种朴素的笔调、朴素的风格，与某些后学“新秀”的浮华与喧嚣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我更加感到我应该为赵雷和他的这本“处女作”特别喝彩了。希望赵雷同学在即将继续深造的道路上步子更稳、出息更大!

2004年12月25日

成都川大花园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