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本书以恭亲王奕訢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化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日“拳匪运动”为第三个近代化方案

这些方案最后都失败了。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这本书撰成于1938年春夏之交卢沟桥的枪炮声犹在日寇铁蹄正蹂躏北国山河。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为解决流离失所青年之生计，决定编撰“艺文丛书” 其中有“中国近代史”一书，拟约当时赋闲在家，等待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职的蒋氏撰写。蒋欣然应允，下笔如有神，仅用两月之短期即完成此本《中国近代史》。自视为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

这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蒋氏本人被视为“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又被视为“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作 “放言论证毫无顾忌”。又被视为“族国主义”的代表作是“族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

阅读本书之理由：

他被视为是有“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真精神”，他被形容为“瓷器店中的猛牛”，“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肴，这使他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他被视为一个“政治家”而非“政客”，“他有坚强的自后心，不敷衍，不苟且，不逢迎，不妥协，因此他在处事上开罪了不少人，使人一时不能了解他，原谅他”

建议以下人群阅读本书：

中国近代史：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学术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史学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化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二种

评《清史稿·邦交志》

琦善与鸦片战争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二种

评《清史稿·邦交志》

琦善与鸦片战争

在19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火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乃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P10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恨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些绅士，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地主张严禁。P11

中华民族到了19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19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清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19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19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19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19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40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17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19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1878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满清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19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