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岭坐落在山坡上，几院石板屋，两处石头垒起的院坝，一眼老槐树下的石井，一排杨树遮掩下的鸡栏猪舍，山顶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柞混交林，责任田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村庄周围的坡地上，构成了一幅静谧邃远的农家乐生图……”本书收集了女作家葛水平的7部中篇小说：地气、狗狗狗、空地、甩鞭、天殇、夏天的故事、喊山。

葛水平，女，山西沁水县人。现为山西长治戏剧研究院编剧。创作有戏剧剧本多部，曾出版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有中篇小说《甩鞭》、《地气》、《天殇》、《狗狗狗》、《喊山》等，小说被多家选刊转载。

地气

狗狗狗

空地

甩鞭

天殇

夏天的故事

喊山

暑天过后，十里岭来了小学老师王福顺。王福顺背着铺盖，拿着锅碗瓢盆上气不接下气往岭上爬。爬着爬着不是个滋味了，想到自己的确是被番村乡教委的常小明校长耍了，就感觉憋气。自己在下边干得好好的，没想到一开学调到山上来，就因为看到了常小明和民办教师红艳的龌龊事，被调到了十里岭来，他感到十二分的沮丧。找了一块干净石头坐下，掏出大光烟，掏了半天摸不到打火机，越发沮丧了。他想在这样一个四周无人的山坡上，也许正好滤一滤自己的思想。那天常小明叫他谈话，常小明说：“听说你想调换一下工作?”“我是想调换一下工作。”常小明说：“想调换工作好啊，现在十，里岭的来鱼想要一个老师上去，想来想去没有合适人选你就上去吧!”“我不想上十里岭，能不能换个去处?”常小明说：“工作没有贵贱，不是说你想去哪就去哪，你要是校长你就说了算。”王福顺知道再说也是白搭。自己当民办教师当了十五年才转正，因为转正把小教高级职称也丢了。自己总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什么地方呢?他想不出来，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自己没有错，要错也是别人的错，别人出错你有什么办法?还不如不想。

抬头望了望天，太阳很小很白也很晃眼。没有打火机，抽不成烟，只能站起身来背了行李走。

王福顺走近十里岭时看到岭上灰秃秃的，一路上连个鬼影也不见。

十里岭坐落在山坡上，几院石板屋，两处石头垒起的院坝，一眼老槐树下的石井，一排杨树遮掩下的鸡栏猪舍，山顶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柞混交林，责任田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村庄周围的坡地上，构成了一幅静谧邃远的农家乐生图。对色彩有特别鉴赏修养的王福顺情不自禁地惊呼：“好一处神仙福地!”但经验告诉他，这偏僻得与人隔绝的地方不是人久留之地。他把行李放到打谷场上，坐在一个闲置的碾磙上歇了下来。习惯地从口袋里又掏出烟想抽，发现还是没有打火机，就发狠地打了自己的脑门一巴掌。看到打谷场上晒了一些粮食，一块一块的用木棍隔开，有蓖麻、豆、红谷、老豆荚、豇豆，鸡们散开在中间边找吃食边散步，倒是悠闲自在。早知道有个十里岭，却没有想到离乡里这么远。尤其这里连电都不通；外面是啥形势?不晓得，糊涂过春秋。回头看到场上靠山的地方有三间砖房，墙上写了“教学育人”四个字，想那一定是学校了。掉转头放眼望去看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人影晃动。他想这岭上的人收秋也太早，八月十五还不到，就开镰了。对着人影喊了两嗓子：“有人吗?那地里有人吗?我是小学教师王福顺!”

德库听到有人喊，放下镰刀和翠花说了声：“我上去看看。”翠花说：“看什么?来鱼的儿上学，又不是咱的，你管他。”德库说：“我是十里岭的队长，老师来了哪能不管?”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拍了拍腿上的土往上走。走到打谷场上，看到王福顺不知该怎么称呼，说：“是新来的老师吧?贵姓?”王福顺急忙站起来说：“免贵，姓王。王福顺。”德库说：“是王老师啊，王老师好，王老师好。”王福顺说：“你是这里的?”德库说：“队长!德库。”两个人的手紧紧握了一下。P003-005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总序

孟繁华

在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时，“多元文化”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是，这个隐含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开放内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得到言之凿凿的证实；另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暧昧和不确切：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流通领域里，几乎所有的资讯都在显示，这个“多元文化”恰恰是商业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以吞噬一切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都纳入消费的轨道。因此，“多元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这个判断绝不是来自对市场化的深仇大恨，市场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是说，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仅仅成了它的点缀和衬托。因此，我们的文化开放在世界范畴内是向西方开放的；在国家版图领域内，我们的开放是向市场开放的。西方话语和市场话语踌躇满志大行其道，与我们身处的这一文化语境相关。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起码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一方面，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了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往事。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成就与代价共存。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仍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社会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在文学的意义上，被表达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次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但我相信的是，这是真正的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将永驻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