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地是一块具有悠久革命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土地。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留下了众多革命遗址、纪念地,这些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全、品级高。这些红色资源是新世纪、新阶段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河北还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物遗址星罗棋布,各具特色的民间文艺几乎遍布全省。本书着重介绍了邢台市的旅游资源,书中图片既有异彩纷呈的实景拍摄,又有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文字既有文史纵深感,又强调生动活泼,可谓图文并茂。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策划、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燕赵红色之旅丛书”,是为发展我省红色旅游而推出的一项重要宣传举措。丛书共分十卷,聘请党史专家、文史学者、著名作家和摄影家进行编写,资料全面,选材独特,视角新颖,具有较高的史学和美学价值。在内容方面,丛书除对国家提出的重点打造的河北省八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给予重点介绍外,还将附近的红色景区、景点进行了科学、有机的链接,增加了信息含量,扩大了认知视野,在编写风格和编辑体例方面,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高频率、快节奏的特点,着眼于“轻松阅读”和“快乐阅读”,图片既有异彩纷呈的实景拍摄,又有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文字既有文史纵深感,又强调生动活泼,可谓图文并茂。总之,这部丛书集思想性、权威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是一部宣传河北省红色旅游的佳作、力作。
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速胜论”、“亡国论”这两个论点,究竟谁是谁非?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中国宋代大诗人苏轼有句名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以上两种说法,都是站在不同的侧面所得出的结论,没有从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分析问题,结论必然是片面的。我们现在首先分析一下日本,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军队训练有素,而且武器装备远比中国强,这是日本长处的一面。可是日本还有它短处的一面,首先它是一个小国,地理面积小,物质资源匮乏,而且人口少,兵力资源不足,缺乏后劲。再来看中国,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政治上腐败,工业落后,经济不发达,但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战争潜力大。再从这场战争性质上看,日本侵略中国是非正义战争,必将遭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孟子·公孙丑下》有段名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得到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因而,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我们是持久胜敌论者,不是速胜论者。敌小我大;敌人的战争是退步的,我们的战争是进步的;敌之国际地位孤立,而我方却能得到外援。这几个矛盾的对比,又决定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我,不属于敌人。这样,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决定了持久胜敌——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敌是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是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三阶段是中日战争的规律。听了毛主席这番精彩的讲演,深受启发。原来我们认为辩证法高深莫测,经毛主席这么一讲,心里豁然开朗,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增强了抗战的信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中国古代所谓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的是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思想。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今天以枪炮为进攻的武器,以工事等作为防御的武器,实际上,仍然是攻、防两种武器和手段的继续和发展。战争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武装着的活人集团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的运动,战争运动最终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国目前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要实现这一政治目的,就要领导全国军民共同努力。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在战役、战斗中要创造战机,积极地消灭敌人,才能达到目的。
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是一个目的的两个方面。它们即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消灭敌人是为保存自己,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两者又是相反相成的。例如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人以三十万兵力向我根据地进攻,当时我军只有三万多人。在两军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我们首先是把保存自己放在第一位,利用根据地广阔的山区地形避敌主力,诱敌深入,从战略内线走出进入战略外线,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种游击战术,不同敌人拼消耗,保存实力。主力部队连夜通过两路敌人之间四十华里的间隙地带,插入敌人的薄弱环节,在莲塘歼其敌第四十七师的一个多旅,打了一个胜仗。又乘胜追击敌之第五十四师,将其主力两个多团歼灭于良村,打了第二个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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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它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于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创建的,7月11日移驻保安,1937年1月2日,红大随党中央机关迁移到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担负了为民族解放战争培养大批军政干部的光荣使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抗大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林彪、罗瑞9即、杨尚昆、周昆为委员;校长先后由林彪、徐向前担任;代政治委员张际春、政治委员李井泉;副校长先后由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彭绍辉担任;罗瑞卿、刘亚楼、许光达、何长工先后担任教育长;傅钟、莫文骅、张际春、李井泉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强调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为了培训大批军政干部去带领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抗大奉命迁移到华北敌后办学。抗大在敌后频繁的战斗中,先后在晋察冀、晋东南流动办学,于1940年11月4日至1943年1月24日移驻到冀西邢台县浆水、前南峪一带。抗大在华北敌后共举办三期,并在华北、华中敌后创建了十三所分校。1943年1月,抗大奉命迁移陕北绥德。1945年10月迁往东北,改名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而完成其历史使命。
抗大是我党、我军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的唯一一所高等军事院校。抗大的教育方针、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军事教育思想的光辉典范;抗大精神是延安精神和太行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大倡导的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理论联系实际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已成为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抗大办学十年间,培养出二十余万名军政干部,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