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小俊
我认识小俊那年,她19岁。
她说:“我老家N省某市,是三国时魏国的国都。”我说:“不对,那是洛阳。”她说了半天也说不过我,于是向我表白她家的境况很好,父亲在非洲那个马里国当医生,妈妈在N省经贸委当干部。“不过他们的感情不合,爸爸走了两年还不回来,妈妈在Z市住,可我和她没什么来往。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跟奶奶的感情好。”她这样讲,显然是想掩饰她在咖啡屋里见到我的窘境。
跟我一块去的是某银行的一位行长。
我到Z市办公司,没有钱。跟我合作的一位当地生意人说,他之所以找我办这家“高科技”公司,是想他“捧个人场”,让我“捧个钱场”,还说我是“干部子弟”,弄些钱该不在话下。话虽这么说,事情还得一件一件地办,找银行投资是第一件。行长和我见面,除了场面上的吃喝外,就是到歌舞厅、咖啡屋。
在北京时,研究所的生活严谨,很少有这种机会,那时北京虽然也有这种场所,但很不普及,好像去这种地方的人大都不正经,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里虽然民风古朴,但不少妙龄少女还在咖啡屋里打发时光,找银子。
见到小俊,我很兴奋,对她那不伦不类的衣服也很好奇。谈来谈去,小灯碗里的半截蜡烛换了几次,夜也就深了。
行长抓耳挠腮坐卧不宁,小俊笑了起来,对另一个女孩说:“小洁,你陪这位先生到里面去吧,我和赵先生在这里聊天。”行长忙不迭地抓住这位姑娘的手,一挑门帘,进了靠里间的屋子。
除了简单地问了问小俊的身世,我还不断地询问她做“吧女”的行规。“我初中毕业后,不喜欢再上学了,两年以前就到了Z市,自己赁房子住,住处很不固定,三天两头地换地方,哪里房子便宜就到哪里去……我还有个弟弟在服兵役。他长得可帅了。”说着就从她的小包包里拿出几张照片,指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说,这就是她弟弟。她又指着另外几张照片说,这是她妈妈,那是她爸爸……看着她那张认真的面孔,我有些狐疑,她的言谈举止完全不像一个坏女孩。依我丰富的社会阅历判断一个人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可是在这个名为“蓝月亮”的咖啡屋里却有些吃不准了。
又过了半个多时辰,行长先生从里间出来了,他心满意足地伸了伸懒腰,打着啥欠又来到我和小俊这里。他俩坐在我俩的对面,行长显然余兴未尽,不时地伸出手来,在小洁光滑的皮肤上摩挲,小洁顿时像身上长了虱子,不停地摇晃着……小俊用眼白瞟了瞟行长,说,“你们俩也该回家抱枕头了。”
这件事发生在1990年的一个仲夏之夜。P18-20
浮世之绘
序赵铁林《她们》
王焱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浮世”,原本来源于佛家用语。在佛家看来,与天国“莲花香洁,鸟鸣雅音”的极乐净土相对,作为此岸的人间世,只不过是一片浮华不真的世界,因而在其中俯仰沉浮挣扎求生的男女众生们,总是摆脱不掉业障与愁苦。当年释迦牟尼正是看到了这浮世人生的苦难,才毅然抛却王位出家去了。随着社会步入近代,森严的伦理规范渐次解体,在经历长期禁锢之后,个体欲望的闸门一旦被打开,洪水便奔涌而出,一泻千里。“浮世”也因此转换成专门指称由瓦舍勾栏、歌儿舞女构成的那个欲望与享乐的世界。
17至19世纪中叶,日本的江户由于工商业急剧发展,成了一个人烟稠密、经济富庶的大都会。许多人怀揣淘金的梦想从各地汇聚到这里,花街柳巷也随之兴盛起来。淘金者作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在这些娱乐场所中流连忘返,乐不思乡。“浮世”二字,也因此有了意指艳情与放荡生活的暖昧含义。“浮世绘”作为一种新兴的版画艺术,正是在这一时期流行起来的。它主要以那些风月场中的男欢女爱作为主要题材,创作出大量描摹精细、刻画入微的香艳春画,展现了世俗社会纸醉金迷、沉溺于感官肉欲的景象。然而追源溯流,其实浮世绘最初受到的正是明清时代中土作为民间话本插图的春宫画的影响。
汉文化原本就是一种立足于尘世的世俗文化,饮食男女,历来被视为自然的人性欲求,所以远在春秋时代,管仲为相,即已有“女闾”——国家妓院之设。其后,秦楼楚馆,更是艳帜高张,遍于国中。直至风俗质朴的清人作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才将华夏社会千年的娼寮妓院建制扫荡一空,并悬为厉禁。但迄乎清代中晚之世,随着满族被汉民族的世俗文化所同化,加之东南沿海地区商业急剧繁荣,承平日久,风月撩人,自道成年间以降,花街柳巷又再度应运而兴。同治年间,湖湘文人王■运游历广州,曾在瓦舍勾栏作狭邪之游,事后他曾在给妻子的信中记录下当时欢场的盛况:
“凡倡女野客,多乐隐蔽,独此邦中,视同商贾:或连房比屋,如诸生斋舍之制;或联舟并舫,仿水师行营之法。
卷发高尾,白足着屐,燕支涂颊,上连双眉。当门坐笑,任客择视。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歌撮声,尽发鸠音。
远游之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间,欲抱虎狼”。(《到广州与妇书》)
稍后,有个怪脾气老头辜鸿铭,却看到这浮华之世背后的苍凉,当有外国人问他街上为什么这么多卖娼者的时候,他回答说:此非卖娼者,盖卖穷者也。一、“她们”是谁?
2005年,一个名叫苟丽(化名)的发廊女之死,震惊了中国舆论界。与常人印象中天生放荡的发廊女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可以遇到的普通女性。苟丽的家在陕西贫困山区。她从小丧父,家中勉强供她读完中专后,就再也无力供她读书。为了偿还婚事所欠下的债务,她只好走向了卖春的不归路,仅仅几天,就在“严打”中因卖淫罪被抓进了收容所。为了支付罚金从铁窗中救出妻子,丈夫又欠下了一大笔债务。贫贱夫妻百事哀。苟丽只好重操旧业,直至被人杀害,死于非命。在家庭生活中,苟丽不仅孝敬长辈,而且与丈夫情爱弥笃。对于转型社会给底层人带来的生存困境,无论是道学家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规训,还是“君子固穷”之类的正统说教,在这里都是无力的。然而风尘中的挣扎,并无损于她对丈夫与家人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恋。她死后留下的上千支纸鹤,让无量的读者为之唏嘘。在这样的草根人物的朴素情爱面前,就连流传千古的粱山伯与祝英台的生死恋,竞也苍白的失去了颜色。
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将一个不为公众所知晓的世界敞开了一角。这是个被人们遗忘了的角落,其中生存着尽管人们在都市生活中时常与之擦肩而过却又鲜知究竟的一个灰色人群——她们。
“她们”是谁?“她们”从哪里来,又将到那里去?二、与“她们”相遇
铁林原本是一位自动化工程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商大潮中难耐寂寞,下海经商,开始在父辈权势的荫庇之下做生意。骤然发迹变泰,他周旋于商场、情场之间,结识了一个名叫小俊的女子。小俊虽是吧女,却生就得鬼精灵,对世事洞见得极为分明。她早已看破了知识人的大头巾气在当下的迂腐无用,知道在这个人无分良莠、事无论黑白的浑浑噩噩的年代里,有跻身高位的贪腐官员,有为富不仁的奸商,有吮吸贫寒之家血浆的教育黑洞,也有靠病人苦难发财致富的医疗陷阱,所以卖春也罢,打工也罢,当老板也罢,为官作吏也罢,其实并没有什么良贱高下。在别人对风尘女子表示不屑的时候,她却豪迈地大声宣告:“我也是贱类,是同一个品种。”这是她庄严发布的一篇“坏女人宣言”。“坏女人”往往都是“万人迷”。从文革禁欲时代走过来的铁林,哪里见识过这样的“糖衣炮弹”?骤然遇见这样一位丽妹,难免心撼神摇,好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老房子失火,其难于扑救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这部名为《她们》的书,却并不是一个素好狭邪之游的浪子老来回头的忏情悔过之作。
由于经商乏才,铁林的发财梦没多久就破碎了,结果落得血本无归,有家难回,误打误撞地跌入了底层社会。当时他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如果上溯一个时代,那应当是安坐家中,含饴弄孙,尽享清福了。可没想到他竟在这个年纪又一个筋斗跌落下去。谁又能想到,这一跌,竟落入了烟花丛中,脂粉堆里,这才真正与“她们”不期而遇,萍水相逢。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多令人艳羡的一派艳福呀!那可又错了。
中国人原本就是个专注于现世乐利而缺乏超验追求的民族,上世纪90年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在一切以攫财谋利为中心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强大压力之下,国人最古老的本能欲望全都被调动起来了。榀钱成了人们生活唯一的要义。那辆名叫“欲望号”的街车启动了。芝加哥学派的大经济学家贝克尔早就断言,举凡上帝目光所及之物,皆可交易。对那些身处底层一无所有的女性而言,唯一可以用于交易之物也许就是自己的身体了。她们踏入风尘,目的只有一个:活着;其次,是力争活得好一点。比起英雄们叱咤风云、成王兴霸的辉煌来说,这固然渺小、卑微,但也同样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旷达如张中行老人,也还说顺生、乐生便是人生最大的道理,我们有什么理由苛责弱者,对之施以道德的酷评呢?
在“她们”之中,既有失足沉沦的少女,也有已为人妇、为人母的少妇;有土生土长的农家妹子,也有在家待业的下岗女工;多情的湘女,泼辣的川妹,形形色色的不幸身世,怪怪奇奇的诡异命运,让来自五湖四海而身无长技的她们,操弄起卖春——这古老而常青的谋生职业,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南下队伍。这就是人们惊呼的“北妹南下”。
几年前,铁林的《另类人生》(即新版的《看不见的人》和《看不见的城市》)一书,曾以速写的手法为“她们”写照,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很多读者关心书中那些女性角色的命运与归宿。上一本书中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现在经过作者的追踪调查,千里结穴,将原来一个个分散的人物速写,构成了10个女性完整的故事。尽管从体裁上说,这部书属于纪实文学,但书中的人物个个鲜活逼真,情节跌宕起伏,读来让人觉得荡气回肠,饶有情致。他的笔端不但展现了有如烈火烹油之盛的都市生活的纷纭万象,而且也穿透了浮华之世,从万花筒般的都会闹市到凋敝萧索的西部乡村角落,为我们揭示了在“繁荣娼盛”背后,底层社会苦苦挣扎求生的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
铁林笔下的“她们”,既不是沈三白《浮生六记》式的古代纯情小资,也不是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中那些色欲惊人的庸俗脂粉,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就是“你”、“我”、“他”。这些汇聚在铁林笔下的“南国佳丽”、“北地胭脂”,读后却并没有让人看到脂腻粉香的无边春色。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既有情义,有罪恶;也有激愤,有悲凉;有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血泪,也有社会无情地施加于弱者的暴力与践踏。这是一幅以浮世绘的画法工笔重彩精心勾勒出的社会生活长卷,映现出了转型社会的人生百态。
孤悬海外多年沉寂的H省,上世纪90年代年代前期忽然成了淘金者的一片热土。千里群龙,一齐入海,从四面八方引来了各路众生,既有怀揣发财梦想的淘金者,也有艰难时世中竭力打拼的苦力;既有政坛上栖惶奔走的官吏,也有黑道中的江湖好汉,当然,凡是繁华世界里,总少不了践行“损有余以补不足”,专门替天行道的“她们”。在浮世往返的这一“欲望号街车”上,大家其实是用不着各带面具装腔作势的,车上坐的,都是追逐不同欲望满足的同一种乘客。无论官员政客、方技百工、学者文人,其实都并不能取得道德的、职业的或其他优势,以傲视这些来自底层社会的女子。“她们”虽然为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人们所不齿,但也是好女子。好女子走四方,这个“好”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而意味着生命意志的喷薄奔涌。她们既不相信有什幺救世主,也不冥想什么天国来世,更不奢望去拯救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她们一心一意地在浮世中刻意谋求,惨淡经营,以其惊人的生命力,真正做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对于这些,国人或许早已经见惯不惊,可对比于他国比如印度底层社会的穷人,当后者整日忙于发宣言,开大会,奔走号呼,呼吁富人们解囊相助的时候,我们这里来自底层的弱女子们却知道,这个社会不相信眼泪,她们走的是自力救济之路。
几年前,笔者在与来自印度底层社会的一个访华团交谈时,曾问她们对中国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她们不约而同地回答,是中国底层人不屈不挠追求财富与成功的那种永不枯竭的进取动力。三、风月古今
卖春是一门古老而常青的谋生技艺。在古典时代,既有与神祗沟通的淫媒,也有金沙滩边舍身度人的女菩萨,更为人熟知的,则是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诗书满腹德艺双馨的秦淮八艳。其香艳逸闻,流传至今。古典时代的卖春女,培训的过程十分复杂。她们要做到优雅甜美,知书达理,服饰华丽,擅长歌舞。有文献说,在古代印度,做妓女要掌握歌舞、书画、闻香、插花等等64种复杂技艺,才能取得就业资格。而在中土比如晚明,所谓“风月女子”其实很多都是诗书满腹,雅擅琴棋,精通书画的艺术天才。那时的“她们”,被人称做“女校书”,她们在吟风弄月之中体现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当时江南的文坛领袖钱谦益曾赞叹道:“江山研淑,士女清华,才俊翕集,风流弘长”。
晚明的遗民文人于怀,曾借缅怀秦淮风月繁华,以寄“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写下了一部《板桥杂记》。该书中卷“丽品”,记叙的正是那个时代的“她们”:
“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泊低垂;升阶,则娲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鬟毕妆,捧娘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竹竞陈。定情,则目挑心招,绸缪婉转。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雄风矣。”
不过四百年的斗转星移,如今到了铁林的笔下,却成了这样一幅惨淡的景象:
“阁楼没有窗户,只有一盏25瓦的白炽灯,三合板打成的隔断,将阁楼分成四至六间90公分宽,1 80公分长的小空间。这就是姑娘们的‘闺房’。‘闺房’里只有一床垫子,一盏5瓦的彩灯,还有一个能扇起微风的小电扇。‘闺房’没有门,只挂一条被单。别的不说,和历史上的娼寮业比,在软文化和硬物质上都已是‘江河日下’了。” 仅仅从风月场中的一角,也足可窥见古今的沧桑巨变。与古来那些歌舞曼妙、才艺超群的风月女子相比,今天的脂粉队,几乎全都出自于底层社会,这些大嫂小妹们为了生计,不仅未经任何培训,而且是仓促上岗。对于古典时代的女性来说,沦落烟花,既是人生的不幸,又是人生的幸事,因为在那个礼教森严的时代里,她们是唯一相对享有恋爱自由的女人,得以和自己企慕的风流才子们相亲近。而在现代,风流佳丽竟成了苏东坡所说的:“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的性工具;而卖春则沦为一个目的单纯的经济性产业,成了GDP统计中没有心肝的冷漠数字。对于千古文人缱绻迷恋的红袖文化来说,这样一幅图景,简直就是焚琴煮鹤,花上晒祥,大杀风景。
俱往矣。如今已不再是那个佳人才子惺惺相惜的古典时代了。中世纪在贵妇人楼下彻夜长歌的骑士之爱,如今被人视为只是肾上腺激素分泌过多的结果。当世界被“祛魅”之后,性爱也日益失去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含量,成为赤裸的本能欲望与金钱之间的交易了。对大众来说,需要的仅仅是性。而对于“她们”来说,即便是穷到身无长物只剩下了身体,而这身体,也依然还是权力汲汲监控、盘剥与宰制的对象。
自古及今,花街柳巷、秦楼楚馆就不仅仅是买淫卖淫的处所,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建制。尽管卖春业在今日中国处于若明若暗的尴尬地位,使它成为一种灰色经济,但也依然参与着这个大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当铁林沉沦底层,不得不依靠小女子帮助他生活,则意味着他与这样一种建制结合,被纳入了这个庞大的产业链条之中。如同自然界中的食物链:“■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蛆,互相食也。”这个产业也形成了一道产业链。而铁林也成了这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尽管由于她的“工作”关系,曾迫使他不得不多次在街头彻夜徘徊,经历过很多屈辱与难堪,不过比起那些偶尔下去发放问卷的社会调查者,铁林的身份,如同社会学中所说的“参与的观察者”。出自这样一个视角的独到观察,却可以给我们许多社会学教科书中得不到的知识。
知识人历来重视理性,忽视身体,是一大痼疾。在他们看来,女子一旦沦落风尘,即成玩世的性感炸弹,抛去朝三暮四翻云覆雨不说,至少也是居心叵测的贱类。其实,人类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理性最难以究诘的一种关系。希特勒当年为了高贵的雅利安人的种族纯洁,曾经严刑峻法禁止卖春买春,可除了法西斯狂人,没有人会认为纳粹打造出的是个弊绝风清的好社会。法国女作家乔治·桑说,关乎身体情色之事,女性固不必听从任何人之指示。即便是明媒正娶的正式婚姻也罢,在大哲学家康德眼中,其实也不过是相互利用性器官的协议罢了。寻常女性用尽机心算计,最终钓得一个金龟婿,与职业的卖春女之间,其本质上的区别或许只在于是一次性卖断,还是分割后多次出售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实在也难分高下贤愚。所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其实未必然。卖春女自有卖春女的情义,只不过,那不是一种嫖客仅用金钱就能买来的情义罢了。铁林在丧失了一切家庭与社会联系之后,沦落底层,衣食无着,就多亏一位卖春女的收留与救助。他的这部书,既为我们揭示了转型社会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后果,也展现了底层中国民间女子用以超越苦难的那种生命潜质之美。
知识人无论到哪儿,都喜欢琢磨问题。铁林混迹于“她们”堆儿里,也发现了好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与别的地方的女子孤身出外打天下唯恐家人知晓不同,多情的湖南妹子却往往带着丈夫一同出征。这意味着,尽管从事卖春业,她们其实也并未失去对自己男人与家庭的忠诚。
西方中世纪的政治神学认为,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政治身体,当国王的身体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所有的臣民都臣服于他。另一个则是自然的身体,既有激情欲望,也有生老病死,如同常人一般。如何看待这两个不同的身体,那是政治学研究中的大题目。卖春女虽被视为“卑贱者”,但她们却与那高踞九五威严尊贵的君王一样,同样也有着两个身体。其中一个是供人消费的对象;而另一个则属于自己,是自然的身体。前者用于交换,情色只是逢场作戏;后者有着与常人一般无二的情感与欲望,那是只留给所爱者的。两个身体导致的是性与爱的分离。她们出售的,只是“性”,是供人消费的身体,却不是“爱”;所以过去风月场中,常有被称为历经数次大火而贞节依然的“钻石”存在。铁林的这本书里也有一位“她”,尽管在卖春生涯里没有顾忌,却从不肯与客人接吻。这后一个身体,是她在皮肉生涯中唯一保留给所爱者的。这样的卖春女,无论经历多少人世沧桑,有过多少让人尴尬乃至难堪的性经历,却总使人觉得似乎并未丧失童贞。她让人想起了萨德情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朱斯蒂娜所说的——“我,因为善良,成了婊子;由于贞节,沦落风尘。”
法国大作家莫泊桑在其小说《羊脂球》中,讲述过一个卖春女在危难之际牺牲一己救助大家的故事。对比于那些貌似高尚而内心很琐的绅士淑女们,只有在这个卑微的妓女身上,才体现了真正的爱国情怀。少年时代读这篇小说,回肠荡气之余,却对小说结局的狗尾续貂大失所望。小说的主旨原本在于对上层阶级“爱国”鸹噪的虚伪,给予辛辣的嘲讽可莫泊桑在小说结尾时却说,羊脂球后来嫁给了一位中产阶级,最终“成为一位与那些品行端庄的妇女一样高贵的妇人”。这就不免让人慨叹,莫泊桑虽然是大文豪,却一样难能免俗,摆脱不掉世俗社会的偏见与媚骨。这条看似光明而实则庸俗的尾巴,实在是一大败笔。为什么羊脂球以身体报国之后,就不能依旧去从事被上流阶级视为贱业的卖春生涯呢?相形之下,铁林的这部书,既不媚俗,也不矫情,对“她们”的职业生涯不存偏见,没有莫泊桑式的那种庸俗观念。他只是如实地描摹世态,记述人情。四、身体与文体
拜法国思想家福柯之赐,对于“身体”的课题,晚近的社会科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相关的学问被称之为“身体的社会学”。
《她们》一书围绕着这一课题,也勾画出了林林总总的众多人物。从官员、老板、妓女到江湖黑道与不法公安,这里有作为消费主体的身体,被人消费的身体,伴随着政治文化、经济社会起伏律动的各种身体,拂去了亚当用以遮羞的那片无花果叶子,都在此一一现出了本相,呈现出转型社会的众生世相。
我读《她们》,好像站在男女共浴的社会大浴池边上,伫看众生袒露身体,面对世界:无论方伎百工,官员民众,高低贵贱,各色人等,都在这里喘息着,呻吟着,号叫着,忙碌得大汗淋漓:或买醉寻欢,偷得片刻的欢愉;或强颜欢笑,点检着微薄的收益。他们和她们在这个僵化的政冶社会中,出入风月场中,藉以宣泻情欲,纾缓压力,满足虚荣,维持生计;人物的举手投足,表情的丰富多变,人人不同的戏剧情节,干篇一律的身体蠕动,使人不由得生出一种大悲悯心,联想起末世王孙启功老先生的那首谐谑词《贺新郎》:
“三分气在千般好。也无非装腔作势,舌能生巧。裹上包装分品种,各式长衣短袄,并未把,旁人吓倒。试向浴池边上看,现原形,爬出方能跑。个个是,炉中宝。”
就这些身体最终的归宿而言,无论高低贵贱,其实都不过是从浴池中精赤条条爬上来的“炉中宝”而已。
尽管佛教给芸芸众生所立的为“出世间法”,尽管人终有一死这一事实,让人时时面临着虚无的深渊,但是读罢《她们》,却让人想到,即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艰难时世中兀自挣扎度日,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人与浮世依然不离不弃。我们也就得承认,浮世既充斥着罪恶与欲望,也确实有菩,有美,有其值得肯定的欢愉与意义。人生在世,无论所经所历所闻所见,是善是恶是悲是喜,皆有生趣乐趣,值得人生存,值得人为之驻足流连,低徊留止。所以,浮世中的人们尽管哭着,闹着,挣扎打拼,在万丈红尘中打着滚,可还是顽强地活着,依然不懈地追求着浮世欲望的满足。铁林的这部浮世之绘,跃动着浮世变幻的光与影,人性的明与暗,挣扎着的灵与肉,以一种艳丽铺张的色彩,描绘出了欲望的大海中沸腾喧闹的景砚,却也勾勒出暧昧天幕之中闪烁的光亮,在喧嚣与躁动之中,不失沉静动人的风格。
论当年的处境,跌入底层的铁林已濒于山穷水尽的绝境,可他在行文叙事之中,还是不时插入一些诗词歌赋,没有忘了吊吊书袋,自我调侃一番。这虽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但从文体风格上说,却在无形中起到了一种将古与今加以衔接勾连的效果。这种时空上的穿插会让人联想到,我五千年华夏民族,其实是从古如此,只不过于今为烈而已。青楼依然在,几度夕阳红。从清末生意兴隆的风月场,到如今遍地开花的性产业,这又禁不住使人回想起辛亥革命后大学人王国维所说的话:“可知中国总是此中国,人民总是此人民,虽有圣贤者,亦无可为计。”五、从倡优到知识人
在成功人士看来,年近半百的铁林跌落社会底层,游走于四方,乞食于倡门,落魄到就连那些倚门卖笑的风尘女也嘲笑他“老,丑,无用”的地步,实在是跌到了人生的底谷和绝境,而他的意志却竟然没有崩溃,依然一心一意惨淡经营着他的事业,最后居然绝处逢生,实在是非常人所能。这得归功于他一生中的几次大起大落的复杂阅历,那真正成了他生命长旅中的精神财富。在铁林看来,人生在世只是为了谋生。写作也罢,照相或者用一个雅词——“摄影”也罢,说得高些是艺术,而说到底,其实也不过是谋生之道之一种。铁林自知,他与那些沦落风尘的女子之间,其实同一身世,同一品种,既不比“她们”更高贵,也不比“她们”更有道德。这就如同清代的大作家汪中,在将自己作为文人的潦倒半生与秦淮名妓的生涯做过一番比较后所说的,除了“生而为男,差免床箦之辱”外,“静言身世,与斯人其何以异?”这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
最早的青楼文学,大约要从唐代文人创作的传奇算起了。唐代中晚之世,在文学方面,人们已经厌倦了那些形式上华丽陈腐,内容上空洞苍白的骈俪之文,于是产生了一种被后人称为“性感文学”的传奇新文体。唐传奇多写奇诡妖艳之事。但即使是每日肩扛着“黑暗闸门”的鲁迅,对此也并不鄙夷。当年他曾在绍兴会馆中不惮费事费力,一笔一画地手抄被视为春宫文学鼻祖的唐人张■的《游仙窟》。所谓“仙窟”,正今日章台北里之谓也,而铁林恰恰就是在那里遇到了“她们”。《游仙窟》全述唐人醉生梦死的生活,其形式上采用的是韵散夹杂的通俗骈体,意味着文化区隔崩解后,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融。这类性感文学,多将文人的始乱终弃当做风流韵事,以肉麻当有趣,映照出科举文人的浮薄轻佻。倒是诗人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偶逢倡女,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英武天纵如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就此赞叹道:“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批语)”可见,有了这种大彻大悟作为基础,才能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真正与“她们”休戚与其,忧乐相通。
论近代知识人的起源,中西学者都追溯到中古的优伶。千古才人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轻,倡优畜之”。知识人原本就与倡优同科,两种人天然具有一种割舍不断的亲和力。当年蒙元以异质的游牧文化统御中原,那时论社会地位,知识人还在倡优之下,所谓“七优八倡九儒十丐”。宋元之际的这一社会巨变,曾从根本改变了知识人对于浮世众生居高I』缶下的救世心态。他们从往昔安邦冶国平天下的政治要角,成为繁华都市中的沦落人。这样的生存状态,孕育出了元代文人与倡优之间血脉相连的共通之感。他们以之从事文化的创造,反而创造出辉耀千古,足以与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伟大的作品相媲美的文化瑰宝——元杂剧。由此可知,那种身衣华衮,肆行学术腐败,自命精英的倨傲流品,其实反倒是知识人的一种退化和反常的生存状态。除了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在参与分肥的盛席华宴上分得一杯残羹外,根本与学术文化的创造无缘。如果进而濡染转型期暴发户所特有的残忍与贪婪心态,热衷于为不公平的社会建制去打造文化暴力,那就真成了宋代高尚处士刘皋所指斥的:“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利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
由此看来,铁林的自食其力,成为一日三餐,餐餐都要靠自己在生活中奋力打拼的一族,这样的生存境遇,毋宁说,其实倒是千年来知识人生存的一种本真状态。六、结语
铁林放下知识人的身段,在底层社会中摸爬滚打十年后写出了这样一部书,也许会让道学之士大皱其眉头。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他那在某省政法系统任高官的老父亲,就曾郑重召开家庭会议,要将他开除“家籍”。可铁林却好像铁了心似的要往这条“烟花路”上走,成了关汊卿当年所唱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这不是铁林自甘堕落,而是那些在茫茫人海中艰难挣扎揾食谋生的有名无名的“她们”,让他记挂,让他萦怀。他以十年之力,南下北上,终于将全书杀青。而书中的那些“她们”,于今既有为人母为人妻者,也有香消玉殒已登鬼簿者。读了她们的遭遇,我们会庆幸人类有死,因为这才能使人的命运不再凝固定型,才能让那些不幸的人们能够期冀重新选择来世的人生。
据说古罗马有位妓女,死后葬于某乡,其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
“生时已遭众人蹂躏,望行旅至此者,勿再践踏我。”
一部以卖春女的职业生涯为主题的书,很容易写得如同古今狎邪小说的风月笔墨那样,“器官横陈,液体乱流”(作家董桥语),坏人心术。而铁林写底层社会,写卖春女,却并未像同类作品那样故弄张致,流于猥亵,而是笔精墨洁,文笔干净。我想,这没有别的原因,对于那些曾遭众人蹂躏的不幸生者或死的魂灵,他不忍在书中再加践踏。
铁林一生经历大起大落,几沉几浮,早在文革中老母亲投水自杀的少年时代,就已埋葬了自己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今天,那些来自俗世“老,丑,无用”的生存压力,并未将他打倒。他没有像当今常见的那些无聊文人那样,故弄张致,煽情猎奇。底层生活的磨砺,让他成熟了。如今的他,再也不是本书开篇中的那个依红偎翠、陶醉于“春风入怀”的浪荡公子哥,而成为与底层民间的那些幸与不幸的女性哀乐相通、休戚与其的一个知识人,一位以浮世绘的手法工笔重彩勾画出社会生活长卷的画者。
宋人的笔记中,曾记有南宋的理学大师陆九渊与名士谢希孟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余味,让我抄录下来与读者共享:
陆九渊责问谢希孟说:“士君子朝夕与贱娼居,独不愧名教乎?”
谢希孟答曰:“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
九渊默然。
2006年4月
一树梨花压海棠
赵铁林
余自1 998年开始报导“姑娘”们的事迹,至今已有7个年头。本来浪迹天涯:一则,因为经商失败对于我的自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二则,是因在北京“淹滋”久已,已逾“不惑”之年,尚不知“社会’为何物,亦不明“牝牡之事”……而这些在当时可是“显学”。茶余饭后,人家有文化之人,都能侃侃而谈,我却茫然无所知晓,真是羞死人了。一次在郑州,听家里人说,某某路有一家咖啡厅,姑娘们都任人摸……父亲听罢,勃然大怒,断然喝止。我却怦然心动,想了解个究竟。
本人青少年时,命蹇多乖,生途坎坷,常和《红楼》为伍,对古之仕女,良家碧玉想象的成份很多,莫非前朝红尘今又来?
等我到了H省,已是穷途末路之入,好在这种尴尬的境地我也不是第一次碰到,随遇而安,什么家父的埋怨,债主子逼门,都随它去吧……我一定要“隐姓埋名”,历经红尘一番。雅,虽比不上“贾宝玉太虚游幻境”,但毕竟也是在底层社会上走了一遭,余本是“化外”之人,至于别人如何评说,都像刮耳旁风,不在我的计较之中。
“罗袖衰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婉。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草,笑向檀郎唾。”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不少像“小蛮腰”式的女孩子,挟持青春与美貌,搅得男人心动神摇,你也许会觉得“舆论规范”对这等女孩子的显得多少有些苍白无力。
“红帽哼兮黑帽哈,风流太守看梅花。梅花忽地开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爷’”这第二个感觉,是弱势的女子向强势官人的妥协,妩媚与无奈,却让人多了几分惆怅。这里没有道德判断,因为那样一来,很容易落进以往讲述这类问题时的窠臼。再者说,古人云“仓廪实,而后知礼仪”,女孩子家贫,又缺乏“至圣先师”们的指点,误入歧途,罪己,亦罪人也。
早先我的第二本书《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问世之后,虽然也博得了善良人士的好评,但也遭到一些人的驳黠,说我是“假斯文”。假斯文也好,真饭桶也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说到底,也就是我有没有走“官道”而已。当年的故事倏突之间已过去了十几年,姑娘们的音容笑貌虽然依旧,但电话打过去,多数已是为人母,为人妇者了……到此,我所讲的“她们”的故事,也应该谢幕了。
整理照片之际,尚有不少记录着她们当年倩影的丽照,就着此书一并刊出,也算是了却我当年向她们所作的承诺。这些女孩子已有几位已玉殒香消,不在人世了,就此也算是对她们的纪念吧。
海棠乃富贵之花,本是植于官宦人家正斋的院落中,而梨花却是山野之花,花开遍地,白茫茫的一片,大有压过海棠之势……是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