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多年前用笔和心，以及双脚历经4年考察，足迹遍布从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到山海关以东的虎山长城，沿着汉长城和明长城的主要路线，基本走到了万里长城的每一个地段。在与当地老百姓的接触和共同的生活中，考察、了解和体验了长城的历史及现实的风采，得到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拍摄了无数珍贵的长城照片。今天我们用图文本推出他的行走历程，去怀念以往的风烟与奇迹。

本书以图文的形式讲述历代长城的修建与中华民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民族融合与民族发展，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表明，长城内外文化同源、塞内塞外各兄弟民族血脉相连，无论长城何时修筑，也无论长城的修筑者动机如何，长城都没能阻隔大墙内外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及共同发展。作者四年考察，足迹遍布从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到山海关以东的虎山长城，沿着汉长城和明长城的主要路线，基本走到了万里长城的每一个主要地段。在与当地老百姓的接触和共同的生活中，考察、了解和体验了长城的历史及现实的风采，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长城资料，拍摄了无数的长城照片。

引子

第一章 春秋战国,以邻为壑

民族起源，长城历史不能离开的话题

长城的起源

“大一统”的缔造者秦始皇

第二章 秦与匈奴，不对称的力量角逐

匈奴，秦王朝的心腹大患

天下一统，万里长城横空出世

万里长城，天造地设的地理分界

长城沿线古城简介(一)

第三章 汉与匈奴，民族之间的“麓汉相争”

汉匈之争，败者为寇

汉长城的修建

长城内外的移民与屯田

王昭君

古丝绸之路

长城沿线古城简介(二)

第四章 长城修筑，非汉族的专利

第五章 长城的寂寞岁月

突厥与隋唐两朝的恩恩怨怨

民族对决中苟且偏安的两宋

第六章 不思进取、封闭自守的明代边墙

大明王朝“高筑墙”

“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

明长城经典之作——戚氏长城

内忧外困，龟缩的大国版图

明代的屯田与民族交流

长城沿线古城简介(三)

第七章 “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清朝与长城

第八章 长城，说不尽的长城

难以明鉴的矛盾心态

东南与西北，自然造就的地理差异

文化与经济的反差，是民族纠纷的重要因素

胡服骑射，不仅仅是装备维新

统一，民族发展永远的主题

长城，中原王朝的围城

长城，围城外面是故乡

附录

后记

战国末期，经过9年的征战与兼并，公元前221年，即秦王赢政即位的第26年，强大的秦国终于陆续灭掉了其余六国，结束了诸侯分封的战乱状态，实现了华夏土地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与国家统一。这是有着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事件，也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地理概念的正式形成。在此之前，尽管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曾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逾2000年。但无论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角度，华夏土地上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体。延续了四个多世纪的夏政权，其管制及活动的范围也仅限于今河南嵩山一带的地域，而其主体民族则是夏族。商朝的历史有600多年，商人活动的范围有所扩大，延伸至河南、河北及山东一线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再后来逐渐扩展到淮河流域。周朝的历史最长，绵延了900多年。周人的活动范围向北达到了燕山山脉，向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西达关中平原。夏族得到了迅速的繁衍和扩大，成为黄河及长江流域中原地区主要的民族。而在商人或周人尚未到达的区域，也零散地居住着被称之为“四夷”的其他民族和部落。

尽管如此，在中原，或是在中原的周边，在“万国”林立和多民族并存的状态下，依然是分裂、割据、群雄并举的局面。各分封诸侯国管辖的地域支离破碎，天子、诸侯、大夫、家臣层层分封，相当于今天的土地发包，朝中的统治者实质上并没有太多的土地和臣民，更何谈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大一统的思想出现在分封制时期后起的强国秦国之中，而统一的实践则由秦王赢政来实施了。

从国家与民族实现初始统一的意义和实践来说，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秦的统一，不仅是中国领土、政权第一次空前的政治统一，也是中国多民族社会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从维护经历血雨腥风战争创建国家的利益角度出发，我们不难理解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

从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即秦国统一六国的第七年起，秦始皇便调集数十万军队及劳力开始重修长城，以借助长城的防御体系来巩固其国土统一的成果。秦始皇长城不同于秦长城，前者与后者之间在性质上因时代背景的不同产生了质的裂变。秦始皇长城是秦王朝统治者第一次在广阔的中原大地上，沿着中原王朝疆域的边界，把纷乱的战国时期原各诸侯国修建的零散城墙重新加以修整、加固和新建，并带有鲜明目的性地连接在一起，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这两个人文地理与经济性质完全不同的地域之间人为地修筑了一道长长的阻隔之墙。

秦始皇万里长城的修建，强烈地体现了一种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也是国家利益的标志。它使长城的防御对象和军事功效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长城由中原各封建诸侯国作相互防范的战争工具，演变成执政的中央皇室政权与仍处于游寇状态下的北方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集团之间武装冲突的屏障。在2000多年前中国社会由分封制走向封建集权制国家形式过程中，这一堪称为“国策”的强硬措施的实施，对巩固中央集权制、保障农耕地区生产和经济发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实曾经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2000多年后的另外两面性质相仿的墙。一面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东、西两个德国对峙时，东德政府与前苏联占领军所修筑的“柏林墙”；而另一面则是本世纪以色列人在与巴勒斯坦人犬牙交错的杂居地加沙地带修筑的“隔离墙”。尽管这些墙的修筑年代不同，背景不同，技术指标不同，防范对象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的政治目的以及对于特定群体的人为隔离。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即使是中外历史也会有惊人的相同之处，我惊叹不同时期不同统治阶层相同的价值取向和用心。然而，曾几何时，中国的长城在完成了它特定的历史功效后，作为军事工程尽管已经被闲置和荒废，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和智慧的象征它却能够与世长存。P19-22

遥望我们祖国辽阔的版图，在黄河以北广袤的土地上，从东北的鸭绿江畔到西北的戈壁大漠，巍然耸立着一道绵延万里的不朽古墙。它历尽沧桑，疮痍满目；高风亮节，恒久挺拔。它像一条飘动的玉带，漫山飞舞，广漠升腾。在它饱经风霜的身躯中，显示出不屈不挠的、旗帜鲜明的民族自信与民族意志。

长城，是一道我们永世不可忘却的民族古墙，它有如我们民族的脊梁。在它的身上，曾经承载了那样多的国家荣辱，那样悲凉的民族伤痕，那样残缺的历史疮疤，还有经严寒风霜、历难无数的深邃印痕，在它的身影中，折射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苦难与变迁。

一个东方巨龙的远古神话，一部浩渺旷远的民族编年史。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中国的历史是由世代聚居在这块伟大土壤之上的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共同创造的。在风起云涌的历史长河中，在这神圣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前赴后继地创建了经天纬地的华夏历史和民族文化。长城，自然就是这种历史和文化的结晶。上下五千年，迄今为止现存的所有古迹文物中，再难以找出像万里长城这样更形象、更具体、更详实地体现和记载民族关系、民族兴衰和民族意志的物化形式。这是让我们后人引以为自豪的民族遗产。

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今天研究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长城，是不能脱离这块土地上存在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长城史，其实体现了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长城所以能成为我们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是因为它的策划、兴建、使用与维护是多民族性的、多层次和多方位的。理论上说，修建长城代表了封建社会中某一特定时期国家统治阶层的意志，无论这种意志体现的是军事防御思想，还是护国安邦的策略，或是民族之间的利益纷争。需要指出的是，长城并不是汉民族或中原统治集团特有的产物。自有长城修建以来，除了秦、汉、明三个由汉族执政的中央政权曾经大规模地修建长城之外，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和元朝这些由北方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同样也曾经不同程度地修筑过长城。两千多年来，创除在长城南北和长城沿线所发生的民族恩怨和民族纷争，它的正面成果则是民族融合及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最后能够形成56个民族的大融合的局面，长城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它也成为一条民族发展的纽带，是中华民族成长历程的物证。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长城看成是单一的军事防御体系。从它的历史功效分析，它与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密不可分的。长城沿线古代的经济结构和民族结构，决定了农、牧两大经济圈和文化圈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这是一个长期互补、联为一体的民族关系问题。自秦汉以来，长城在政治上、军事上作为农、牧民族的分界线和隔离线，成为兵家黩武之地，但同时它又成了长城沿线各民族间经济活动的贸易市场和物资供求的集散地，许多关口甚至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因此，从深层次来看，长城绝不是单纯的军事防御体系，它的作用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实质上在军事作用与民族关系两者中，民族关系始终是第一位的，它所反映的民族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影响力，涵盖了我们领土版图的变迁、民族文化演绎，经济发展。古代科学进步，民族亲和力和民族向心力，以至于全民族的融合历程。

民族融合与民族发展，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表明。长城内外文化同源、塞内塞外各兄弟民族血脉相连，无论长城何时修筑，也无论长城的修筑者动机如何，长城都没能阻隔大墙内外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及共同发展。相反，胡人汉化、胡汉交融则成了时代发展、民族进化的主流。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各民族共同完成的。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无论在古墙的两边发生了多少次战争，无论在各个朝代长城的烽火如何蔓延，塞内塞外文化同源的血肉联系却始终无法割断，这就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

两千多年来，长城的存在与发展，与大中华民族的成长与融合是紧密相联的。因此，长城成为民族融合的纽带，是民族发展的物证。正是从这一历史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代表了民族发展的主流意志，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沉积的国度、有深厚民族文化传统及行为规范熏陶和制约的民族，无论历史上有多少次分裂，最终都会在民族共同利益的大势下走向统一，分裂是没有前途也没有出路的。

我不是长城的考古学者，难以对长城的历史走向、现存状况作出较为全面、深刻的综述；我也不是民族学者，并没有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民族的产生、发展、流变与融合的理论和史迹。我只是在这几年反复行走长城的过程中，在与长城沿线城镇和民众的接触和交往中，渐渐地感悟到中国长城的存在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成长和融合是密不可分的。我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个话题展开，供史学界及民族学者和长城爱好者们共同讨论；我也自感有一种责任，把我个人所领悟的一点东西与人们共同交流，使长城的民族学研究进一步深入。

诚然，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充满了难言的矛盾和苦衷。因为，随着对长城历史探研的深入，我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疑团与困惑。这就是我在书中第八章开头所写的一句话：“从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看，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类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中，为何唯独在中国产生了长城?为何我们的民族之争会以筑墙的方式来展开对垒?为何长城的工程能够历朝历代长期延续近2000年并得以发展?为何长城工程能够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长城究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过何种正面或负面历史作用?长城究竟能留给后人什么样的历史财富和历史评价?”

我的知识十分肤浅，但我不会因此而肤浅地、简单地去赞美长城或诋毁长城。我想以我那些肤浅的观感与述说，力求真实地去讨论长城的本来面目。长城的历史功用在理论界素来争执不休，我并不是唯一提出异议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胞和我一样未能真正了解和熟悉这道建立在华夏土地上、镶嵌在华夏儿女心坎里的民族古墙，尽管它旷世日久地与我们的历史相互倚立。当我踉踉跄跄地反复奔走在古墙的东西南北时，我的心灵一次次地被感染、被震撼!对古墙的崇敬与探索使我浅薄的阅历得到了提高，也使我产生了一种持续的心理冲动。热爱它就应接近它，接近它就能认识它，这就是原始和本能的行为学，我决意身体力行。

我常常会因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庆幸。不因别的，只因我生活的这个国度和这个民族拥有黄河、长江、长城这些让世界其他民族景仰和羡慕的、可称之为民族图腾、民族象征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当你在民族发展文明史的时空旷野中，浏览、探索这些历史记忆的时候，当你漫步在饱蘸民族兴衰血与火的历史长河的时候，你常常会感到有一种历史的震撼和现实的冲动，使你无法停下追寻的脚步。

自2001年末至2004年初，我基本行走完北京及河北的明长城，在完成写作并出版了附图散文《长城古韵》和以长城为故事内容的长篇小说《曾经沧海》后，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再次背上行囊，先后八赴长城沿线再做实地考察。以甘肃兰州为起点开始行进，进入河西走廊，沿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安西，深入到敦煌西北1 20公里的戈壁大漠。再折返取道兰州，经六盘山进入宁夏固原。经银川进入内蒙鄂尔多斯草原，渡黄河到达山西偏关。沿晋北一线经大同到河北承德，出山海关到辽宁北镇，一直走到明长城最东头的辽宁丹东虎山。

一连串的西北、晋北、河北与东北长城沿线的考察，让我再一次领略了万里长城的无限风光，也使我的心灵再次得到强烈的震撼。古阳关、玉门关、河仓城的古老与苍凉；祁连雪山、焉支山的高耸与伟岸；嘉峪关城的古朴与威严；山丹草原、腾格里沙漠的浩瀚与广袤；在黄土与戈壁上绵延几千里、如同史诗般的长城与烽火台；贺兰山下西夏王陵的萧瑟与肃穆；偏头关外老牛湾黄河与长城胶合的浑然天成；右玉杀虎口关边那曲《走西口》的凄厉与哀婉；虎山长城下鸭绿江、瑷河两江合流上的烟雨蒙蒙；山海关城头川流不息的嘶嘶马啸；还有西北人、东北人所固有的憨厚、豪爽与侠义；羊杂碎汤、荞麦饴铬、臊子面、地三鲜飘动的醇香。所有这一切，对我这个生活在广东沿海城市的南方土著来说，已经很难用什么更华彩、更贴切的言语来表达我对这块远离我固有的生活圈几千里外的古老土地以及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欣赏与崇敬之情。 在这块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上，埋藏着我们民族厚重的历史，无论这些历史是人文的或是物化的，它处处彰显出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精髓。在过去的几千年，它承载了民族悲壮的成长历程，承受了人们对它无限制的开垦与索取。今天，它已经不再丰腴和富足，它正在沉重地喘息，在深情地呼喊，企望重新获得新生。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有关大面积退耕还林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与实施，使古老的大地开始焕发出青春。当我在盛夏时节又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在河西走廊，在甘南平原，已是一片郁郁葱葱，在陇东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一带的黄土高原荒蛮的山野上，也已经悄悄地抹上了一层翠绿。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双重感染下，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热情与冲动。完成了上述八次长城之旅后，在整理资料和图片的基础上，我开始下笔，至2005年1 0月基本完稿。需要再次自我表白的是，正如在“引子”中所说，我不是长城的专业考古学者或历史学者，因此，对长城的历史、建筑、走向、现存状况作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综述；我也不是民族学者，并没有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民族的产生、发展、流变与融合的理论和史迹。我充其量不过是一头充满搜猎新奇的“野驴”，或日“暴走一族”中的一员。仅仅依靠我浅显的学识，几年行走长城的所见、所闻、所思，利用所得的资料加上一股热情来驾驭这种体裁及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确实困难重重，力不从心。谢天谢地，几个月坚持下来之后，这些文字和图片终于堆砌完了，如果书本里所谈及的内容和观点能够被人们接受或认可，我将会十分欣喜。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长城在历朝历代都不停地修建，但真正由一个中央王朝统领，有目的有计划进行大规模修建，并够得上称为万里长城的，只有秦、汉、明三个朝代。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中央王朝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民族矛盾与军事冲突相对复杂和尖锐。因此，在写作的安排中，书稿里这三章叙述和议论的篇幅相对其他的章节要稍多一些。第八章算是全书的小结，篇幅拖得比较长，一些言辞比较过激，也似有点喋喋不休。如果因为这些观点而引起争论，是我乐于见到的。

在新书出版之际，感谢我的好友胡志民、谢卫国、赖鹏、罗文，以及我的两个妹妹唐小玲和唐小青，他们在我行走长城、写作与书稿出版过程中，给了我道义上、物质上和财力上无私的支持与援助；感谢宁夏保险系统的徐德宁、徐开斌、高昊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朋友，他们在我旅途病重期间，给了我亲友般的救助与关怀，使我脱离了险境，治愈了疾病；感谢我的同学、历史学副教授区咏圻先生，为我校阅了全书中有关的历史事件、时间、观点和内容。也感谢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给了我这个历史学、民族学的门外汉一个发表自己拙见的平台与机会。无论书本里的内容和观点最终会遇到什么样的社会考验和专业责难，我都会为完成一件心事而感到鼓舞和欣慰。

我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独自在南海之滨的珠海市颐养天年。他们对我独行长城总是放心不下，却又无可奈何。记得在河西走廊时，每当报告我行程的手机短信传回远在珠海的父母家中，年逾80的父亲总是戴着老花镜加上放 大镜，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战战兢兢地用红铅笔圈点着那一节节向前延伸的地名，并不厌其烦地让外孙女用手机对我发出“一路平安”的回信。在寂寞的旅途中，收到家中的叮嘱，我常常会禁不住泪水盈盈，但却更坚定了我继续前行的意志与决心。在本书出版之际，借此感激他们的关怀和养育之恩!

始于2001年末的行走长城，绝不是一时的、无缘无故的心理冲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个新内容，一种新活法。同样，这里也不存在任何的功利和张扬。四年来，我默默地行走，静静地观察和思考，在行走中个人的知识库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与补充，意志和体力得到了磨炼与增强，内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与快乐。尽管如此，我也只把它看成是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痛，并快乐着”。仅此而已。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