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打破了中国管理学界的研究桎梏，对新制度主义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评述和应用探讨。新制度主义将对组织现象的研究从理念、概念之争转向“社会存在合理性”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书分别评述了组织的合同、网络、进化、生态和决策等诸多性质，并根据某些组织性质，结合实例进行了研究探讨。

本书是工商管理学科、公共与行政管理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法学及社会学科的理论工作者、教师、高年级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最新参考书。还可作为对组织管理理论发展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参考读物。

本书首次打破了中国管理学界的研究桎梏，对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主流理论之一，即新制度主义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评述和应用探讨。

第Ⅰ篇 合法

第1章 新制度主义理论简介

新制度主义的起源

新制度主义的流派

新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容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简介

第2章 组织理论的发展

组织理论的2个来源

组织研究的3种视角

组织研究的3个层面

第3章 组织环境分析

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

组织与环境关研究的局限性

组织环境的特征

第4章 合法性的管理学研究意义

合法性问题在组织研究中的意义

合法性与合法性机制

合法性的分类

合法性：从社会学到管理学的转化

组织认同

组织效能

第5章 组织管理“合法性”的策略选择

获得合法性

维持合法性

修复合法性

第Ⅱ篇 网络

第6章 市场、科层与网络

第7章 网络化组织形式的概念与功能

网络化组织形式的概念

学习与创新

声誉和地位的获得

组织绩效

第8章 关系治理机制中的信任

第9章 组织间关系的建立与网络的发展

关系建立的路径

网络演化的路径

第10章 网络化组织形式的失败

组织间竞争

管理的复杂性

小结

第Ⅲ篇 生成

第11章 经济学中演化理论的发展脉络

早期经济学中的演化思想

熊彼特理论及其对演化经济学形成的贡献

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理论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第12章 组织研究中的演化理论

演化着的企业组织

系统发生经济演化中的企业

个体发生经济演化中的企业

第13章 组织的能力与行为

惯例的特征

惯例与技巧的相似之处

惯例与创新

作为基因的惯例

第14章 “变异-选择-维持”三阶段模型

变异

选择

维持

第15章 演化理论视野中的组织进化

组织进化的概念、层次与过程

组织进化的自组织特征

第16章 组织进化的内在机制

同时发挥作用的3种进化机制

支持组织学习的主要流程

第17章 作为组织种群层次进化机制的变异、选择和维持

变异

选择

维持

第18章 组织进化机制的运行特点

组织进化的起因

环境所起的作用

机制传动的作用过程

绩优组织进化受到的限制

组织进化过程控制

第19章 组织进化的路径依赖性

路径依赖的含义

组织进化的路径依赖特征

组织进化路径依赖的形式

组织进化的锁定效应

第20章 组织生态系统中的共同进化

共同进化的必要性

管理者角色的转变

技术和组织风格的共同进化关系

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共同进化关系

第21章 评论与研究展望

评论

研究展望

第Ⅳ篇 生态

第22章 种群生态学理论发展过程

卡罗尔：《组织的生态模型》

辛格：《组织演化：新方向》

鲍姆与辛格：《组织演化动力学》

卡罗尔与汉南：《组织与产业的人口统计学》

第23章 种群生态学的核心概念与主要流派

结构惰性与组织变革

密度依赖理论

生态位理论

资源分割理论

组织的年龄依赖

组织的规模依赖

第24章 理论评述

组织形式多样化的来源

组织形式多样化的过程

第V篇 决策

第25章 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视角

导言

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视角

第26章 持续竞争优势的界定及特征

持续竞争优势的界定

持续竞争优势的特征

第27章 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得与维系：一个政治化视角

政治化视角概述

政治化的基石：社会交换

政治化的空间、客体与主体

第28章 组织间政治化过程分析

组织场域的状态：形成、稳定与转型

组织间战略行为：合作与联盟

对政府的战略行为：影响和参与

组织间政治化作用机制：组织场域效能机制

第29章 组织内政治化过程分析

目标的设定：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

组织内战略行为：权威与合作

组织内政治化作用机制：组织效能机制

第30章 政治化运作的结果：合法性与持续竞争优势

内部认同与外部认同

集体认同与合法性

合法性与持续竞争优势

政治化分析框架的提出

第31章 案例分析：通用模式挑战福特模式

企业外部环境

企业内部环境

通用汽车转型与斯隆的选择

通用汽车的经营策略

小结

后记

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政治结果的多元动因。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又是“制度的”，它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

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在很多方面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政权制度和管理机制的制度学家的思想。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有马奇和奥尔森(1984，1989)、克拉斯纳(Krasner，1988)、霍尔(1986)、斯科波尔(Skocpol，1985)以及齐斯曼(Zysman，1983)。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既包含了正式的结构，又包含了非正式的规则和结构指导过程(Thelen&Steinmo，1992)。历史制度学家指出，政治制度并不是完全来自于其他社会结构，但是却对社会现象具有独立的影响；社会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由于累积的个人选择和行为所造成的；许多社会结构和产出并不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的，而是不曾预料到的行为和受限制地选择的结果；历史并不总是能够解决特殊的问题，而是一个不确定的、依赖于环境的过程(March&C)lsen，1984)。

历史制度主义力图寻求对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政治后果做出更好的解释。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结果的差异源自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例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各国的政策差异以及欧洲各国医疗保健政策的差异等，主要是由于一套政治制度和政策制定机构的联结方式造成的(Katzeilstein，1978)。某种政治结果的出现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存在着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制度因素是推动历史沿着某一路径发展的相对稳定和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关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产生某一政治后果的惟一因素。他们尤其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起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观念的分布状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Hall&Taylor，1996)。

从历史制度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政治系统并不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利益竞争的中立系统，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其能够产生独立的利益和优势，并且对参与其中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Skocpol，1985)。历史制度主义学者还认为，建立政治制度的主要方法是历史性的重构，个人在构建这些制度时所进行的选择是受到过去选择的制约和影响的(Skowronek，1982)。

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后一阶段的政策方案。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巩固存在着“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在致力于发掘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对人类产生相当影响的政治进程，如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等问题时，不仅要找出那些共时性的结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从事件变迁的历时性模式中发掘出因果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政治学领域新制度主义的第二大学派是理性选择理论，包括了莫(Moe)、谢普瑟(Shepsle)以及温盖斯特(Weingast)。理性选择理论家将制度视为管理或规则系统，他们认为，制度代表了一种理性构建体系，是个人在促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这种分析路径起源于对美国国会(Congress)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立法者的行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仅坚持把“理性的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还认为，要对政治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对制度进行分析，因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个人主义的：(1)它以个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把制度安排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来解释和预测个人行为及其导致的集合结果；(2)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3)个体的行为以计算“回报”为基础；(4)制度的功能在于增进个体的效用。因此，人们通过对制度的重新设计来实现制度的变化。

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1)制度就是某种规则，该规则界定、约束了政治行为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所采用的策略；(2)遵守制度不是道德、义务使然，而是经过计算认为符合自身的利益，即“结果性逻辑”的结果；(3)制度是可以设计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所设计制度内含的激励与约束。在个人与制度之间：(1)制度通过塑造人的行为影响政策结果，制度构成了个人的“策略背景”；(2)个人也塑造了制度，制度是基于个人的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即个体通过制度的创新提高收益水平。“考虑到行为者是理性的，因此一旦对制度产生了某种逻辑上的需要，它就会被创造出来”(March&Olsen，1989)。

理性选择学派实际上所开展的研究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政治系统中的应用研究。塔洛克(Tullock，1976)就提倡用经济模型来解释政治行为，他认为，投票者的行为和顾客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莫(1984)列举了能够应用于政治学研究的经济学模型的构成要素，包括组织的契约本质、市场与水平、交易成本、结构的理性化、个人主义的解释和经济模型分析。此外，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边际最大化和均衡也是政治领域的研究重点。

P8-10

1978—1982年，笔者求学期间，管理学是英语、数学、计算机、哲学、经济学的知识集合。英语、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系统工程、可行性研究、计算机原理与算法、哲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成为主要的课程。我们学过数学系、哲学系、计算机系、经济系的专业课程。相应的学术研究往往是探讨管理的性质和特点、经济体制改革、部门或行业的经济改革以及企业的自主权等问题。至于讨论到管理活动本身，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执教期间，西方的职能性管理课程——管理会计、组织行为学、市场学、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逐步导入管理专业，但那时对职能性管理的了解有限，资料来源不足，知识无法共享。如果一个教师占有了一本较新的英文教材，他有可能就会成为专家，在发表论文、编写教材、申请课题等方面具备优势。那个时代的管理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现代管理方法(俗称“十八法”)和中国式管理问题。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就提出过“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白成一家”的16字方针。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使管理学科有了长足的进步。工商管理硕士在全国各地重点高校的布点，大大激发了管理知识的普及。同时，国际化的交流使教师们很快地了解并掌握了现代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并能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职能性管理知识。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使得政府和企业不断地与管理学界形成互动，教师们通过亲身参与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实践，对如何在中国条件下运用现代管理学科知识有了较为深刻的体验和感受。因此，学术研究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开始的5年，随着西方管理学界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导入，中国管理学科开始进入知识创造阶段。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促进了期刊网的诞生和发展，打破了知识封锁的壁垒，给广大教师带来了最新的研究动向和交流园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的支持，使得中年和青年教师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管理现象的研究热潮触发了中国管理学科学术研究的进展。

然而，中国管理学界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针对千变万化的全球管理和中国管理实践，提出具有知识创造意义和价值的理论?其中，敢于并善于归纳和提炼一般及本土管理现象是中国管理学界知识创造的有效途径。本书通过导入组织管理理论主源——新制度主义，提请管理学界有识人士对一般管理现象和中国管理现象的知识创造加以重视。

                  郭毅

1988年年末，我还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任教，有一次开会，和大学同学符钢战在上海友谊会堂顶楼会议厅相遇。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会议内容是上海理论界听取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做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报告。会上，符钢战告诉我，自从他1987年离开复旦大学去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工作后，在校领导全力支持下，所开办的经济发展研究所诸事顺利，现正想筹办一个商学院，他问我想不想参加。我当即表示，甚感兴趣，愿意加入。

在今天40岁以下的人看来，和大学同学一起创办一个新的机构，算不上一件什么大事，只是个人的一个选择而已。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脉络下，虽然思想界的活跃已达到了高潮，但实践的步伐远远不能与今日之社会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青年人的发展机会相当有限，高校毕业的研究生，无论是在国内的机关、工厂还是学校，相互间差别不大。不少人选择了出国，而出国后又选择了攻读博士学位。留在国内者如果当时能够去深圳创业、到北京参加改革，那是深受大家羡慕和赞扬的，他们也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人。至于大家一起在大学里建立一个机构(开始是研究所，接着是商学院)，则算得上是一件极为轰动的大事了。另外一个主要的激励因素是，除了华东化工学院综合教育改革独树一帜之外，国内高校基本上处于万马齐暗的状态。当时的校领导对于我们这些外来人的支持，可以说不亚于今天高校领导对学有所成的海归人士的支持。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在其他高校想有所作为、但缺乏机会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值得一试的机遇。

具体都有哪些人参加到这个行列中了呢?记忆中，1987—1990年，有复旦大学经济系1982级研究生符钢战(大学同学，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最早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胡汝银(大学同学，复旦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生，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任职)、蔡江南(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现在美国，最早创始人之一)、南京大学经济系1982级研究生沈晗耀(毕业后到同济大学，最早创始人之一)、复旦经济系1983级研究生黄维德(大学同学，毕业后到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管理学院1984级研究生郭毅(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级博士研究生吴柏均、上海市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石良平、复旦经济系1986级研究生许斌(现在佛罗里达大学经济系和上海中欧管理学院任教)、1985级研究生杨龙和罗靖(现均在美国)、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1986级研究生郭根荣(现在上海发展改革委员会研究所)、复旦管理学院1986级研究生张爱民、蒋青云(现在复旦大学任教)、上海工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讲师陈震中(英国卡迪夫大学管理学硕士，现移民加拿大)、卢文荣(现为投资人)、宋峰(现为交通银行总行《新金融》杂志主编)、缪惠芬(现在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范斌(现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任教)和徐斌。此外，加入这支队伍的还有我辈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宋承先教授(已过世)。目前仍留在学院的还剩下石良平、符钢战、黄维德、沈晗耀、张爱民和我六人。

从1987—1991年，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先后4次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其中，所提出的“隐性失业”和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问题，影响最大，受到了决策高层的重视和许多超大型、大型国有企业的关注。当时的华东化工学院还受到了国内外同仁的关注，圈内人士经常会询问相关事宜，我身为这个机构的人深感自豪。

如今，19年前那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已成长为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拥有数千学生和数百人的教师队伍，具有了相当的实力。这是我辈值得骄傲的，也是我辈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我之所以愿意干此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事，与我们在大学学习期间，复旦大学经济系前辈“追根溯源”的求知态度和复旦大学自由自在的学术环境有关。复旦的学风让青年人不满足于现状，激发青年人的好奇心和挑战心，哪怕是对理论只有一知半解的毛头小伙子也敢提出自己的见解。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人在对国外经济管理理论加以引进和吸收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怀疑。这种怀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新知识的抗拒和保守，而是一种知识创造的冲动，这就是现在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我常常想，如果我辈能继承这种精神，不以名利为转移，专心于研究新的管理现象，提炼新的管理话题，并且将此精神在培养新一代的研究者时加以体现，中国的管理学界一定会气象万新，甚至于走在国际学术界的前列。

2006年9月，在徐二明教授主持的“战略管理研讨会”上，老友吕源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新制度主义在战略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当时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本书内容来自2003—2005年对组织理论的学习和应用的结果，这里凝聚了一个研究团队的心血。无数次的交流与讨论，使我们由起初对文献中晦涩表述的困惑转向渐入佳境的状态。经过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文章越来越清晰，但仍然有很多的遗憾。我由衷地感谢团队中下列教师和同学的热诚参与和工作精神：张艳辉、於国强、朱熹、刘亦飞、忻锋光、詹志俊、李芳容、王晶莹、陈欣、徐莹、吴锐敏、杨昊、徐敬等。昆明理工大学可星博士的加入纯属偶然，在德国专攻组织理论的她听说我们的志向后，积极地加以响应。华东理工大学校、院和系的三级领导和同仁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如石良平院长、徐永祥院长、李玉刚老师等，一些外校和本校的老师也积极参与了讨论，在此恕我不一一列举，谨致谢意。

本书由郭毅总体策划并确定内容，第1篇由郭毅、詹志俊和忻锋光撰写；第Ⅱ篇由朱熹撰写；第Ⅲ篇由可星撰写；第Ⅳ篇由李芳容撰写；第V篇由郭毅、於国强撰写。在初稿撰写过程中，研究团队成员分别就各个专题进行多次讨论，前后花了1年多的时间。初稿经过多次修改，修改的主要参加者有郭毅、可星、朱熹和於国强，最后由郭毅统稿。在此期间，还得到有关机构人士的指点，尤其是由周雪光教授发起的“组织社会学工作坊”，对我等启发甚多，上海大学的李友梅副校长、社会学系张文宏教授等给了我们以参会的机会。此外，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闻洁老师给了我们诸多热心的支持和建议，并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华的耐心审读和认真编辑!

由于我们首次撰写此类主题的评述和探讨性丛书，肯定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问题，所以恳请各位读者给予我们指导、批评和帮助，同时我们也希望对本书所述理论有兴趣的人士与我们展开交流，来信请致：yiguo@ecust．edu．cn。

我希望，将组织理论导入到管理学，会有助于管理学研究，使之具有更多的人文气氛。我坚信，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管理学才能大踏步地向前，硕果累累。

              郭 毅

              2006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