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出版为党史、党建、军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对中共一大至七大期间各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演变及成员的素质，领导核心的确立及其特点，中央机关的设置与工作方式，领导决策方式、工作的成就下不足，主要经验教训，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导等各方面情况均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系统、公正、翔实的考证和剖析。

本书对中共一大至七大期间各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演变及成员的素质，领导核心的确立及其特点，中央机关的设置与工作方式，领导决策方式、工作的成就下不足，主要经验教训，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导等各方面情况均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系统、公正、翔实的考证和剖析。本书特点鲜明、视角独特，具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本书的出版为党史、党建、军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用书。

上

 中共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成员素质与领导能力

二、环境驻地与组织变动

三、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

四、主要工作与重要活动

五、主要经验和不足

 中共第二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成员素质与领导能力

二、中央驻地与组织变动

三、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导

四、重要决策与主要工作

五、主要不足与经验教训

 中共第三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成员素质与领导能力

二、领导分工与机关组织

三、重要会议与重大决策

四、同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关系 

五、主要的工作成就

六、主要不足与经验教训

 中共第四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中共四大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二、成员素质与领导核心

三、中央机关与领导方式

四、重大事件的重要决策

五、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导

六、主要成就与进步

七、主要不足与经验教训

 中共第五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中共五大的主要决定与问题

二、成员素质与领导核心

三、重大事件的重要决策

四、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中央的指导

五、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剖析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五人委员会的决策和南昌起义的领导

二、八七会议的成就与不足

三、领导机关与成员状况

四、重要决策与主要工作

五、主要错误和经验教训

六、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中央的指导

 中共第六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中共六大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二、领导成员素质与中央工作机关组成

三、重要决策与主要工作

四、主要问题与经验教训

五、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中央的指导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与被纠正

二、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纠正了“左”倾冒险错误

三、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工作的改进与受到的严重阻力

四、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中央的指导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央的改组

二、领导成员素质与中央工作机关组成

三、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做的有益工作

四、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要错误和严重危害

五、苏区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与在曲折中的发展

六、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中央的指导

 中共“临时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临时中央”的成立与领导成员素质

二、正确的决策和有益的工作

三、主要错误和严重危害

四、苏区和红军在曲折中发展前进

五、共产国际对中共“临时中央”的指导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前后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临时中央”迁入瑞金，中共中央局的组成

二、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领导集体

三、正确的决策和有益的工作

四、主要错误和严重危害

五、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错误

六、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导

下

 中共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遵义会议与中央领导核心的变动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长征途中的决定性胜利

三、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

四、打开建立西北抗日阵地新局面，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五、中共中央为推动实现举国抗日准备对日直接作战而斗争

六、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导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二、六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中共七大的召开

五、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共、中国的指导和援助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述评

一、领导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

二、领导解放区军民实行战略防御

三、分散行动实现历史转折的中央领导集体

四、领导指挥战略决战，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试谈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确定并坚持四级领导体制，是加强中央领导集体建设的组织基础

二、重视提高领导成员素质与能力，是加强中央领导集体建设的根基

三、加强中央领导集体建设，首要的是提高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思想水平，自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四、提高政治决策、政治领导水平，是中央领导集体实施正确领导的根本保证

 五、加强中央领导集体组织建设，必须带头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各种组织制度

 六、必须加强作风建设，才能充分发挥中央机关团结统一的领导作用

 七、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形成稳定、成熟、坚强的核心，才能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

后记

遵义会议与中央领导核心的变动

历史决议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邓小平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①遵义会议能够召开并成为中共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转折点，绝非偶然。

1．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的原因

(1)根本原因：主要是中共自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大以后，中央领导班子换届多，变动大，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团结统一、略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尤其是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主导、博古负总责的中央，实行更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历史演变的实际表明，为带领全党走向成熟，领导中国革命、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必须要改变“左”倾领导，建立起一个稳定团结、成熟的中央班子。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客观需要，是中共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实际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I司时，正是经过实践检验，毛泽东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制定出反映中国革命特点和实际斗争行之有效的建党、建军、作战原则等一整套的正确路线，领导和指挥以红四军、红一军团为主干，发展壮大为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星星之火”燃遍闽赣大地，由井冈山扩大到中央苏区，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朱德、彭德怀等以及受他直接影响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从亲身实践比较中，提高TCM~。毛泽东直接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中，80 9／5在毛泽东指挥下参加过第一到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他们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有过切身体验。对比李德、博古的瞎指挥造成的失败、严重损失，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一再提出过批评和建议。正是由于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存在，有毛泽东坚持原则不问断地对“左”倾军事指挥的批评，才促使王稼祥、张闻天逐渐觉悟转向正确立场。这些，就为召开遵义会议，集中纠正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中心领导地位，准备了可能和必要条件。客观需要与实际可能相结合，是遵义会议能够胜利召开的根本原因。

(2)直接原因：遵义会议之所以于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城召开的主要原因：其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引起红军和中央机关广大干部的怀疑和不满。特别是湘江战役后，这种不满迅速增长。在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指挥、改变军事领导的呼声。博古、李德仍然拒不采纳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顽固坚持原定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势必陷入蒋介石布置好的重兵分路包围围攻，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濒临全部覆灭的境地。这种紧迫的极端危急的严峻形势，更加引起高级干部的不满，促使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成员思想迅速转变。大多数人认识到，特别是周恩来明确支持毛泽东，公开反对博古、李德的指挥，这是中央领导集体内最重要的转变。其二，毛泽东坚持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为开好遵义会议发挥了主导作用。受到“左”倾领导者多次批评、排斥、打击的毛泽东，始终以党和革命利益为重，出于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遵守党纪。他抱着极端负责的态度，在认真做好政府主席分担工作的同时，一直关心反“围剿”作战和战略转移的组织领导。特别是积极参加有关会议，多次提出意见、建议。长征初期，他多次向中央和军委提出采取机动歼敌、转变行军方向、变被动为主动的建议。一再被拒绝、被压制，他仍然坚持不懈，一开会就提不同意见，令李德很恼火。毛泽东绝非为“夺权”有意同张闻天、王稼祥结成“三人小组”，进行“宗派活动”。事实上，长征出发时，毛、张、王被编在军委一纵队一梯队的“中央队”，一起行军宿营，是自然地走在一起的。毛泽东不计前嫌，以同志式个别交谈，耐心说服，用事实对比，以理服人，促使王稼祥、张闻天思想迅速转变。毛泽东一次次在会上或个别向“三人团”建言的行动，更具有说服力。加上毛泽东主要抓住军事路线这一迫切问题，易为王、张所接受。面对严酷事实，使王、张毅然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决心一定要开政治局会议 解决问题。其三，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为开好遵义会议做好了充分准备。由于中央领导集体大多数成员对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从军事上、组织上纠正错误，改组中央领导核心的条件，已经成 熟。周恩来称“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在遵义会议的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①

2．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概况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柏辉章公馆(军委总司令部驻处)楼上举行。出席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列席会议的有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另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会议记录者刘少文(秘书)。会议由中央负总责者博古主持。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考虑到四川省有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远比黔北好，川西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隋。“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②

会议重点是检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博古首先作主报告。他承认军事指挥上犯的一些错误，但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客观原因。他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采取错误的战略战术造成的。他的报告与缺乏自我批评态度，令与会绝大多数同志不满意。接着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地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并批评了李德提倡的“短促突击”，同强大敌军硬拼消耗等错误。自六大后一直担任中央常委、长期主管全党军事工作、身为中革军委常务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报告后，对会议进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出于公心，不计个人得失，光明磊落的正确态度，鼓励了与会同志特别是列席者，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讨论开始张闻天首先发言，尖锐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他的讲话提纲，是会前一个月来他与毛泽东、王稼祥多次交谈，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形成的。后来被称为“反报告”，分量很重。由于张闻天是“教条宗派”中著名理论家，仅次于王明。四中全会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从“临时中央”起一直担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分管理论、宣传、政治、苏区工作，是博古为首“左”倾领导者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他公开与博古决裂，尖锐批评博古、李德，无疑地起到了极重要作用。他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全面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接着是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也写出一个详细提纲。“他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的错误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①毛泽东深刻剖析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战略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用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博古强调客观困难的辩词，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今后军事领导应改进的方面。张闻天和毛泽东的系统发言，为会议彻底否定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彻底否定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奠定了基调，发挥了主导作用。继而王稼祥发言，态度鲜明地赞成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明确提出应当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朱德接着发言，很激动地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随后，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林彪和刘少奇、陈云、邓发等发言，均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张闻天的提纲。周恩来提议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身体不好，有病。会上，只有年轻的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意见，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转移损失是客观上敌强我弱造成的；批评毛泽东打仗方法并不高明，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博古虽然受到尖锐批评，但态度比较端正。他主持会议作风比较民主，注意听取发言，并未压制不同意见，因而会议进行顺利。他随后发言，只承认犯个别政策上、军事上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李德完全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他曾发言，坚决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中共中央领导身上。

遵义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原因达成共识。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指出“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分清是非指出主要错误后，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明确了责任。即“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①“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由此强调“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②即决定必须改变军事路线，变换军事领导。会议最后决定，对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进行改组；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P558-564

蔡和森早在1920年写信给毛泽东时就指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毛泽东则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形象地说明领导者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现代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挥和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作用，又是通过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实施坚强有力的正确领导才得以实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而言，如同人的头脑和心脏，是全党集中领导和团结统一的核心，是带领指挥全党步调一致共同战斗的最高统帅部。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任何政党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其领导集团是否坚强有力，领导有方。刘少奇强调指出：“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形成健全的、团结一致的、联系群众的领导核心，是极端重要的。”邓小平也强调指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他又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班子)，依五大、六大党章规定，指的是由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这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幼年到青年，再到成年的成长历程，中央领导集体也走过从建立、发展到健全、提高，从不稳定到稳定，从能力不强到领导有方，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历程。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极其复杂艰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过程中，坚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仅使党从50余人的小组织发展壮大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巩固团结的群众性的全国范围的执政大党，而且创造形成了适合于中国国情、党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央领导体制、领导思想、政治决策、领导方法、领导作风和领导艺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领导科学体系。认真回顾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组成、工作、建设、实践的历史，深入总结中央领导班子在体制、素质、思想、工作、组织、作风、核心建设的经验教训，必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明天是今天的延续。”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胡锦涛强调：“要以提高素质为重点，加强党政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和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回顾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状况和演变，可以清楚看出：领导成员素质水平的高低，思想路线是否对头，政治决策是否正确，组织指挥是否得当，领导集体是否稳定团结等，直接关乎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从党的历史全局，系统全面深入地总结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建设与工作的历史经验，是继往开来，继承党中央领导集体光荣传统，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素质和领导水平的极其重要的途径。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历史决议为依据，认真贯彻党中央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决议精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追求系统、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素质、政治决策、组织领导、工作实践与斗争结局。本书基本内容的主要史实，是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历史文献、原始文电、历史报刊等为依据，重视吸取了新的史料，即公开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前十二卷)、《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等关于中共中央领导的文献史料，认真参考了权威性著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刘少奇等年谱、传记和关于中央领导班子的专题考证论著。经过多年的深入考证研究，在撰写中共组织沿革、中央军委历史演变、中共组织史大事记实、中共中央委员传略、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以及多篇专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个人见解，才撰写出此书。对于重要事件、决策、实施、人物等的评说，是严格遵照历史决议结论和中央明确讲法的口径，充分尊重党史权威著作和党史界同仁多年达成的基本共识。

在这里，本人要说明的是，本书某些具体评述、史实和观点，存在与已出版的中共党史等著作不同之处，纯属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对存在异议的问题、人物等的个人新见解，力求“述”之有根，“评”之有据，努力克服局限性，防止片面性，追求准确性。

本书以党的历史为经，以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心，以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组织和工作为重点，将中共一大至七大的历届中央，按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中央领导工作的重大变动，具体划分为十四个专题。即以陈独秀为首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八七会议后由瞿秋白为主导的“临时中央”；以向忠发主持的第六届中央；1930年6月起由向忠发主持、李立三为主导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主持、王明为主导的中央；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前后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央；遵义会议后由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为主导的中央；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各专题内容均自立框架。除抗战与解放战争两题与中共党史阶段基本相同外，大多数专题与党史不同。主要叙述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素质、核心特点；中央的正确决策和有益工作；主要错误、经验教训；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导、帮助和错误。同时也介绍和分析了党史的基本内容、重要事件决策与实施、全党贯彻执行的主要情况等，以便通过实践检验认清中央领导的功过、是非，并使普通读者获得中共党史的基本知识。笔者经多年研究，多次修改，编撰成此书。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指正。谨以此书纪念南昌、秋收、广州起义80周年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

王健英

2006年6月6日

此书是笔者对中共党史、中共组织史长期探讨研究的主要著作。农、工、商、学、兵和党、政、军、群的亲身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重大事件，特别是政治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等的经历见闻，做过党委书记和组织工作的体验，使笔者对党的领导班子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感触颇深。经常探索如何从根本上提高之道，逐渐从理想主义的期望，转入现实主义的思考。有过痛心疾首的失望，更多的是真诚热切的希望。对中共组织沿革、红军史记实、组织史大事、领导人物、中央机关等的深入考证研究，使我从组织的内在联系方面，基本理清了党的主要组织、中央领导机关的历史演变。长期讲授中共党史，熟读大量历史文献和毛泽东等人的论著，多次审稿会、学术会的见学、争辩，使笔者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上许多存疑争论的问题加深了理解，并逐渐形成个人的见解。正是有了这些长期的积累，反复多次的深思，笔者才大胆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进行评述。本书是笔者多年来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特别是探讨中共组织史、领导工作史的学习所得，纯属个人见解，一家之言。身为普通党员、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深知撰写如此重大题材的著作，难度颇大，力不从心；但出于对现实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的关心和期望，只想抛砖引玉，为正式总结中央领导班子建设的历史经验提供线索与素材。

此书倾注了笔者长期热爱中共党史的心血，能够在脱稿后很快顺利出版，感到十分欣慰。再次对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张琦、副总编辑冯世平和韩冬梅编辑的鼓励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健英

2006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