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50年历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合拍。以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来作区划，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前17年(1949——1966)、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50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显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是迄今为止对新中国军事文学发展作出较全面研究的一部学术专著，所论作家众多，收集材料丰富，达到同类著作的新的视野和新的水平，著者学风严谨，文笔流畅，引证翔实，叙述相当，实事求是，所论也多有比较独到和精深的见解，应视为新中国军事文学的新发展。

新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50年历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合拍。以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来作区划，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前17年(1949——1966)、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50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显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导言

第一章 短篇小说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前17年”：在现实与回忆交织中勃发

一、溯源：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

二、革命历史的阐释：王愿坚、峻青等人的短篇小说

三、现实主旋律的宣扬：任斌武、林雨等人的短篇小说

四、引起争议的个性：茹志娟、刘真等人的短篇小说

 第三节 八十年代：在继承与创新中繁荣

一、断裂与延伸：“两代作家”并肩“作战”

二、英雄意识的继承与创新：徐怀中、石言等人的短篇小说

三、职业伦理意义的探讨：刘兆林、周大新等人的短篇小说

四、新历史与民间情怀：莫言等人的短篇小说

 第四节 九十年代：向生活里归隐

第二章 中篇小说

 第一节 概述

一、“前17年”蓄势待发

二、八十年代“应时而兴”

三、九十年代“余波绵延”

 第二节 “前17年”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第三节 八十年代：两代作家的创作与三条战线的开辟

一、徐怀中等第一代作家老骥伏枥

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与“当代战争”战线的开辟

三、朱苏进的《射天狼》与“和平军营”战线的拓展

四、莫言的《红高梁》与“历史战争”战线的发掘

 第四节 九十年代：第三代作家的崛起

一、第二代作家承上启下

二、第三代作家崭露头角

三、阎连科、陈怀国与“农家军歌”

 第五节 女性军旅作家和非军旅作家的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一、女性军旅作家的中篇小说创作

二、非军旅作家的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第三章 长篇小说(上)

 第一节 概述

一、长篇小说的“蓄势”与“两次浪潮”

二、相对统一的美学特征

三、现实军旅题材小说的赢弱及其原因

 第二节 五十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

一、孙犁和杨朔的散文体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与《三千里江山》

二、“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保卫延安》

三、战争全景小说：《红日》

四、传奇叙事：《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

 第三节 六十年代军旅长篇小说

一、梁斌和他的《红旗谱》

二、追求理想、信仰的知识分子群像：《红岩》

三、冯德英和他的“三花”

四、《战斗的青春》和《野火春风斗古城》

 第四节 其他方面的军旅长篇小说

一、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斗争

二、《我们播种爱情》和《踏平东海万顷浪》

三、英雄成长传记：从《高玉宝》到《欧阳海之歌》

第四章 长篇小说(下)

 第一节 概述

一、基本脉络

二、审美特征

 第二节 八十年代：复苏与探索时期

一、魏巍的《东方》及其开创性意义

二、莫应丰、刘白羽等人的军旅长篇小说

三、刘亚洲、朱春雨、海波等人的军旅长篇小说

四、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及其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第三节 九十年代：复兴与勃发时期

一、朱苏进的《炮群》等和平军营题材长篇小说

二、朱秀海的《穿越死亡》等“南线”题材长篇小说

三、韩静霆、乔良等人的军旅长篇小说

四、周大新、黄国荣等人的“农家军歌”长篇小说

五、徐贵祥、柳建伟等人的军旅长篇小说

六、裘山山、项小米等女性军旅作家的长篇小说

第五章 诗歌

 第一节 概述

一、军旅诗溯源

二、“战歌”与“颂歌”

三、“李瑛模式”

四、突破与超越

 第二节 五十年代军旅诗

一、朝鲜战争诗群

二、公刘与白桦的西南边疆军旅诗歌创作

三、康藏高原军旅诗群

四、其他军旅诗人的诗歌创作

 第三节 六七十年代军旅诗

一、郭小川的军旅诗歌创作

二、贺敬之的军旅诗歌创作

三、李瑛的军旅诗歌创作

四、周纲、韩作荣、石祥等人的军旅诗歌创作

五、《复仇的火焰》及其他军旅叙事诗

 第四节 八十年代以来的军旅诗

一、新时期的开始

二、周涛的军旅诗歌创作

三、南线战争诗

四、“大诗”的风潮

五、程步涛、李钢、曹宇翔等人的军旅诗歌创作

六、军旅诗人“新生代”

七、女性军旅诗群

第六章 散文

 第一节 概述

一、溯源与界定

二、迟开的花朵

三、“前17年”：“纪实性”与“抒情性”

四、“后20年”：繁花竞放

 第二节 “前17年”的军旅散文

一、魏巍及朝鲜战争题材散文

二、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

三、刘白羽的散文

四、孙犁、吴伯箫等其他老一辈作家的军旅散文

 第三节 八十年代以来的军旅散文

一、杨闻宇、王中才、王宗仁等军旅散文家的散文

二、周涛、朱增泉等军旅诗人的散文

三、李存葆、朱苏进、韩静霆等军旅小说家的散文

四、郭建英、毕淑敏、裘山山等女作家军旅散文

第七章 报告文学

 第一节 概述

一、“前17年”：萌芽期

二、八十年代：成熟期

三、九十年代：发展期

 第二节 “前17年”：萌芽期

一、硝烟中的颂歌

二、和平里的热流

 第三节 新时期：成熟期

一、南线战争题材报告文学

二、钱钢、袁厚春等的报告文学

三、刘亚洲的国际战争题材报告文学

 第四节 九十年代：发展期

一、李鸣生、王宗仁、金辉等的报告文学

二、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

 第五节 李延国、李存葆等的非军旅题材报告文学

第八章 理论批评

 第一节 概述

一、发展脉络

二、批评与研究的热点

三、收获与缺失

 第二节 刘白羽、徐怀中等军旅作家的文学批评

 第三节 韩瑞亭、黄国柱等人的军旅文学批评

 第四节 周政保、张志忠等人的军旅文学批评

 第五节 朱向前和其他批评家的军旅文学批评

第九章 戏剧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发展脉络

一、“前17年”的军旅话剧

二、八十年代的军旅话剧

三、九十年代的军旅话剧

 第三节 胡可、沈西蒙等人的话剧创作

 第四节 赵寰、丁一三等人的话剧创作

 第五节 孟冰、姚远等人的话剧创作

第十章 电影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前17年”

一、“前17年”军旅题材电影的创作原则

二、“前17年”军旅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缘由

三、改编过程中相应的调整

 第三节 八十年代

一、八十年代电影文化“生态”

二、军旅题材电影作品的突破性样态

三、《小花》、《黄土地》等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及特征

 第四节 九十年代

一、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地形图

二、《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主旋律影片的崭新样态

 第五节 结语

第十一章 电视剧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八平年代：军旅电视剧起步和发展

一、战争历史的风云：《敌营十八年》、《乌龙山剿匪记》等

二、在和平的阳光下：《远离发射场的地方》、《紧急起飞》等

三、穿越局部战争的硝烟：《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

 第三节 九十年代：进入兴盛时期

一、人民军队历程的史诗抒写：《潮起潮落》、《壮志凌云》等

二、大时代的壮阔画卷：《中国神火》、《和平年代》等

三、走向战争表现的广阔领域：《北洋水师》、《西藏风云》等

四、军营生活“新观察”：《雪太阳》、《兵谣》等

五、军旅青春风景线：《红十字方队》、《女子特警队》等

六、光荣的军队后勤战线：《光荣之旅》、《天路》等

七、应答强军新课题：《虎踞钟山》、《突出重围》等

 第四节 结语

一、保持强烈的时代性品格

二、多样化的审美形态

三、缺憾与展望

附：部分军旅电视剧剧目

附录一：理论批评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二：作家小传

附录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专家鉴定意见

后记

与主要事件缺乏紧密联系，常常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与他擦身而过，他只是有如一个历史见证人，目睹着每一次社会变革，而江涛和运涛等知识分子作为斗争的领导者则占居了主要位置，一直到《播火记》朱老忠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主人公的游离使全书的结构显得疏散，故事情节缺少紧凑的衔接，失去了引人人胜的吸引力，同时江涛、运涛等人的性格特征尚不够鲜明、丰满。

二、追求理想、信仰的知识分子群像：《红岩》

出版于1961年的《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写的是罗广斌、杨益言两位作者亲历的故事，两位作者于1958年出版了《红岩》的原型——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并在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发行量达300多万册，在此基础上他们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行400多万册，创下了当时长篇小说发行数量的最高记录。

在“前17年”军旅长篇小说中，塑造英雄是共同主题，但《红岩》却独具魅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正是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坚定理想和崇高信仰的知识分子英雄群像。这些英雄有以往作品中英雄所具有的共同的品质，比如勇敢、机智、顽强、无畏，但更加可贵的是他们身上特有的知识者的光辉，作为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革命者，他们既有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又有宏伟理想的理论支撑，两者的结合使他们拥有了超出一般革命者的个性魅力。江姐和许云峰们在革命的道路上经受了长期的锻炼，因此他们具备其他作品中英雄人物所缺少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成熟老练的工作作风、知识者的智慧、革命者的坚强、对祖国深沉的热爱、崇高的人生信仰、坚定的革命理想等等。这些美好的素质叠加在这些英雄身上，使他们放射出耀眼的光华。事实上，这些英雄人物的完美已经显出“高大全”的影子，但是由于作者在人物的塑造上采取了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并赋予人物以智者的高贵气质以及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从而并不使读者感觉虚假和空洞，反而产生要成为“他”的强烈愿望，把“他”当作人生模仿和追随的目标。

许云峰和江姐是作者着墨最多，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两个英雄形象。许云峰是一位经历过长期地下斗争的领导者，他一出场就表现出成熟革命者特有的光彩与魅力，他老练、机智、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通过沙坪书店细微的变化而识破敌人的阴谋，做出了当机立断的处理；在茶楼为掩护市委书记李敬原，挺身被捕；在狱中唇枪舌剑战胜毛人凤和徐鹏飞，并用手指挖开地牢通道留给战友越狱。所有围绕他的细节描写生动地表现了许云峰的机警老练、远见卓识和自我牺牲精神。江姐是书中描写较为丰富并且在读者中反响强烈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她身上既有知识者的高贵，又有革命者的坚强；既有女性的精刍，又有政治家的机警，既有纯洁高尚的情操，又有沉稳内敛的气质。在赴川北途中看到丈夫高悬的头颅，她隐忍着内心的痛苦继续战斗；在狱中面对种种酷刑，她依然保持着高贵的个性和不凡的气质，尤其是她牺牲的场面，给无数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理头发，换旗袍，整衣拭鞋，吻别“监狱之花”，和战友们一一告别，从容而镇定地走向刑场。除许云峰和江姐之外，在英雄的谱系里还有爱憎分明、追求真理的刘思扬，长期隐蔽、忍辱负重的华子良，沉着老练的齐晓轩，埋头苦干的成岗等等。在这些英雄人物的塑造上，作者运用了多种手法，比如仅仅描写他们在狱中受刑的场景，就有正面描写(如成岗)；有侧面叙述(如江姐)；有气氛烘托(如许云峰)，如此等等，使他们的性格都放射出独特的光彩。 值得一提的还有书中对反面人物的成功塑造。当叛徒甫志高尚是一名革命苦的时候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有着知识分子的儒雅气质，对人关心体咕，讲求生活情趣，深爱自己的妻子，在被捕之夜，他还买了妻子最爱吃的食物，但当他得知作为地下联络站的书店已被敌人查获，回家即有可能落入敌人向魔爪时，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之后，对家的依恋战胜了一切，终于，他选择了难以割舍的妻子，却不知已经踏上了走向背叛的第一步。作者通过细致的心里描写，表现了甫志高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使他成为“前17年”旅文学人物长廊中鲜明的“这一个”。对甫志高被捕之夜的心理刻画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引发今天的读者更多深入的思考。 三、冯德英和他的“三花” 《苦菜花》(解放军文艺社1958年版)是冯德英第一部小说，创作历时6年，因书中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革命母亲的形象，成为“前17年”军旅长篇小说中一部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此后，冯德英又创作了《迎春花》、《山菊花》两部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与《苦菜花》一起并称为“三花”。

《苦菜花》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一位平凡而感人的革命母亲的艺术形象。tt母亲，，是典型化了的中国北方农村妇女，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做农活、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是她生活的基本内容，善良、慈爱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作者着重描写了抗战初期“母亲”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生活，但也正是这样艰辛的生活让人感受到了“母亲”性格里隐藏着的刚强？在女儿娟子的开导下，她开始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由最初的胆小怕事到支持儿女的革命行动，最终自己也投身到了火热的抗日战争之中，最后为了保住八路军的兵工厂，她忍受了敌人的一切酷刑和巨大的悲痛，眼看着女儿小嫚被敌人杀害，“母亲”坚韧顽强的性格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母亲”走上抗日道路不是由于革命理论的引导教育，而是出于其仁义、慈善的性格以及对家庭和亲人本能的爱护。这样的写作手法使革命母亲这一形象显得真实、自然、亲切。“母亲”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个比较完整、丰满的革命母亲的形象。

在艺术上，《苦菜花》表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作者将王官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充分展现了特定时期的山东农村各种势力、各个阶层的思想、生活状况，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民间风俗画，不仅写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敌我斗争，也写了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广大贫苦农民与旧传统和旧礼教之间的思想斗争。守旧、固执的四大爷无法忍受娟子像男人一样的工作和革命行动，与母亲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不觉悟的四大爷死在敌人的枪下。还有杏莉妈与长工王长锁之间曲折的恋情，花子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反映了新旧变革时期，长期封闭的农村也渐渐滋生了自由恋爱的思想萌芽，这些细微的变化给作品带来了鲜明的时代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新旧思想的交锋在作品中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山东农村在抗战时期丰富、复杂的社会状况和生活风貌，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感。

《迎春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以解放战争为背景，描写了胶东解放区人民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小说以山河村(P116-119)

世纪之交，回望来路，新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50年历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合拍。如果省略其基本停滞乃至荒芜的“文化大革命”10年(1966——1976)，并以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来作区划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前17年(1949——1966)、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50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显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全面回顾之前，首先需要对“军旅文学”的称谓略作辩证。一般看来，这只是个题材范畴，它指的是以战争和军旅生活为主要反映对象的一类文学，世界上较通行的说法叫“战争文学”。但是，在当代中国，“战争文学”的说法反倒较少采用。原因在于当代中国尤其是近20年来的军旅文学，其描写对象更多的是相关的军旅生活而非直接的战争内容，套用“战争文学”一说，显然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因此，较长时期以来，在指称这一领域的文学时，常常是“军事文学”和“军旅文学”乃至“战争文学”(多是针对纯粹战争题材作品而言)三种提法交叉并用。三者之间，若以历史论，“战争文学”一说最为资深，纵可以追溯到古代战争文学，横可以旁涉及俄苏战争文学；“军旅文学”一说出现最晚，但后来者居上，当属新时期中国军旅批评家的成功创造；“军事文学”一说亦属中国特色，具体出自何时何人何文也不易考，但早于“军旅文学”则是无疑的。而三者之间的消涨则与当代军旅文学“三个阶段”的嬗变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

第一阶段即“文革”前17年，最活跃的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他们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年轻的共和国一道成长，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文学创作，而且通常采用的体裁并获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是长篇小说。譬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篇小说也多取材于战争年代，譬如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茹志娟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等。再加上收获于朝鲜战场的诗歌《把枪给我吧》(未央)、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小说《团圆》(巴金)、《三千里江山》(杨朔)等一批声名卓著的战争题材作品，战争文学成了此一阶段军旅文学的“主流”。上述诸作由于发行巨量，或搬上银幕、舞台，或进入中、小学课本，都影响深广，有的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成为了“前17年”的经典之作。应该说，此一阶段是新中国战争文学的繁荣期，笼统冠之以“战争文学”也是比较恰切的和名符其实的。但是，恰恰因为它的过于突出，不仅是军旅文学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至少以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影响支撑了“前17年”文学的半壁江山。或者说在诸多方面还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所以人们反而不把它从当代文学中单独划分出来，作为“战争文学”予以特别的观照。换言之，在“前17年”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战争文学”有其“实”而无其“名”，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门类还没有“自立门户”，对它异于它类文学的规律性的认识与研究也还没有真正开始。

第二阶段即八十年代，套用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即“新时期”，具体说来就是七十年代末—卜八十年代末。在这个阶段中，固然有“复出”的成名于“前17年”的前辈作家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李瑛、石言、黎汝清、叶楠、白桦、彭荆风等人的活跃身影，但比他们更为活跃而且人数更为庞大的则是一个突然崛起的以李存葆、朱苏进、周涛、莫言、刘亚洲、海波、刘兆林、乔良、钱钢、周大新、朱秀海、简嘉、苗长水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体。这批人出生于建国前后，步入文坛时年龄多在30上下。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手法，更带来了新的表现对象和题材。他们普遍缺乏战争经历，除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入“南线”收获少量的战争题材(如《高山下的花环》等)之外，主要的描写领域则是他们自己的军旅人生历程，即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这个领域的全方位打开，对于军旅文学来说是一次空前的开拓和极大的丰富，使人们无不惊讶于在战争之外，军旅文学还有一方如此辽阔的天空。以反映天南海北的五彩缤纷的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最后一个军礼》、《兵车行》、《敬礼，妈妈》、《雪国热闹镇》、《女炊事班长》、《秋雪湖之恋》、《将军吟》、《射天狼》、《凝眸》、《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等一批优秀小说从新时期最初的几次全国评奖中脱颖而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兴味和热切关注。它们与出自前辈作家之手的《东方》(魏巍)、《足迹》(王愿坚)、《湘江一夜》(周立波)、《我们的军长》(邓友梅)、《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邓友梅)、《西线轶事》(徐怀中)等获全国奖的战争题材小说相映生辉，构成了新时期之初文学园林中一道壮丽的风景线。这时候，无论是出于研究的目的，还仅仅是宣传的需要，对它们都有一个“命名”的问题。何以名之呢？战争文学？显然不妥。此时的军旅文学已非“前17年”可比，其题材的广阔与丰富已远非战争二字所能涵盖。于是乎，一个比照“农村题材文学”、“工业题材文学”而来的行业性称谓——“军事题材文学”出现了。“军事题材”当然包括“战争题材”，当然也大于“战争题材”，它可以泛指一切和战争和军事相关的领域，比如军队，比如军营，比如军人，比如非战争状态下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如此等等，无所不包。“军事文学”从“军事题材文学”简化而来，它是对前此“战争文学”的发展与丰富，此一提法的出现并盛行，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包含了战争和非战争的军旅题材的军旅文学形态的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即九十年代，“军旅文学”的提法开始四处蔓延，尤其是在研究领域和业内人士的书面表达中(囿于惯性作用，相当一部分人在口头表达中仍然沿用“军事文学”)，颇有取“军事文学”而代之的趋势。很能说明它的影响力和合理性的一个现象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一批子概念和相关概念在各种媒体不胫而走，甚为活跃，譬如“军旅作家”、“军旅小说家”、“军旅诗人”、“军旅批评家”、“军旅小说”、“军旅散文”、“军旅诗”乃至“军旅歌唱家”、“军旅戏剧家”、“军旅摄影家”、“军旅美术家”、“军旅音乐”、“军旅戏剧”、“军旅美术”等等，而且读来听来悦耳悦目。相反，如果将“军旅”二字置换成“军事”二字，则多有别扭之感乃至不通之虞。譬如“军事作家”，则首先容易让人想起军事理论家或从事军事研究的写家，而很难想到作家。稍加辨析词义，我们将会发现，二者之间确有明显差异。“军事”指“一切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事”，而“军旅”指“军队”，“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①前者指“事”；后者指“军队”——武装集团——从事武装斗争的人群，——军人，引申义隐隐指向人。②前者仅止于“事”；后者同时“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包含了“军队”和“战争”两个方面，正与我们所理解的包含了战争和军旅全部内容的“军旅文学”除切吻合。③从字面上感觉，“军事”一词生硬、呆板，更具行业色彩；“军旅”一词软性、活泛，更具文学意味。

其实，“军旅文学”最早见于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当时并未有人对它作出精确的理论界定，并与“军事文学”比较优劣高下，但它的天然的合理性保证了它的生命力，一经问世便蓬勃生长，而且悄悄地从“边缘”进据“中心”，终于在九十年代大行其道。它为什么到九十年代才盛行于天下呢？表面看来，是时间的力量使然，深究起来，则另有一条重要原因不可不察，即在九十年代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军旅文学价值取向的悄然嬗变。如所周知，八十年代的“军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还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特点，就使它在八十年代中前期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姻或暗合之际，常常拥有一种先定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又进一步引导了“军事文学”的价值定位。然而，九十年代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市场经济的最终确定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也带来了文学生态环境的遽变，政治语境迅速嬗递为商业语境，一元文化的格局裂变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分天下，政治主导下的写作演变为文化观照下的写作和回归艺术中的写作。而“军事文学”也在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努力寻求将政治的优势转化为文学的优势，深入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特有的审美特点、文学品质和人文内涵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比如“军事文学”一向庄严辉煌、高歌猛进的英雄主义主旋律也在九十年代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奏——朱苏进的《醉太平》企图以军队的大院来透视文化的中国，他慨叹太平盛世之中只能寻觅到“英雄的碎片”，在“祭奠英雄”的同时，他提出的问题却发人警省：在和平年代如何保持英雄主义的品格？以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黄国荣等人为代表吟唱的“农家军歌”虽然有失高亢激昂，却也充溢着一种“视点下沉”的底层关怀精神，真切地反映了转型期农家子弟兵的生存景况，风格沉郁顿挫，引起了广泛共鸣，成为了一个阶段内军旅小说的“主旋律”。此外，还有一部分军旅作家的价值取向，更加灵活也更加坚定。他们的题材选择就逸出了军旅范畴，步履坚定地直奔审美目标——周涛立于西部边陲，以天山长风般的大气、鹰隼般的锐利和哲人的睿智卓然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散文一大家；周大新的“长河小说”《第二十幕》，阎连科的现代主义“突围之作’《日光流年》，柳建伟的现实主义厚重之作《北方城郭》，均非军旅题材，但都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将作家个人的艺术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实现了各自的追求目标，成为了各自的代表之作，也成为了中国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与此同时，由于军旅文学开放品格所焕发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军旅作家如邓一光、尤凤伟、阎欣宁、阿成等人的热情投注，写出了《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生命通道》、《五月乡战》、《枪队》、《枪族》、《赵一曼女士》等军旅题材的佳作。而这两种现象在八十年代都是难得一见的。

上述例证，都或近或远，或隐或显地证明着，九十年代的军旅作家(军旅文学)正在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过的“军事文学”，逐渐走出政治化、走出宣传化，而回归与创造更加艺术化更加审美化的军旅文学。提法的不同，多少反映了一种观念的变异。正是在此种情势之下，“军事文学”的淡出和“军旅文学”的凸显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从政治强势中降下来了的军旅文学，正在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姿态，溶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格局之中。

上文在辨析“军事文学”的过程中，指出过它的“政治优势”和“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其实，推广开来看，这种“优势”和“色彩”深浅不同地贯穿于整个当代军旅文学之中。当然，中国文学有上千年的“文以载道”的深厚传统，只是近代以来“道”随时变，总是反映着某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或主导情绪。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将其明确界定为“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又将“二为”方向放宽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总体看来，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前40年：1949——1989)基本上都是在“二为”方向指导下运行。但是，比较而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是在战争背景和战时体制下作出的，因此更多地可以理解为针对军队文艺工作而言。事实上，它对此后的军队文艺工作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再加上军旅文学由于自身的特殊的规定性，对“二为”方向执行得更加严格、更加坚定、更加具体、甚至也更加逼仄。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二为”方向的规定路线，潜在地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的两个总体特征。一是“为政治服务”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内容的政治化与功能的宣传化；二是“为工农兵服务”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所谓军旅文学特殊规定性的背景，包括了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军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武装集团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定位；二是军旅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本定位；三是一支数量可观的军旅文学创作队伍在编制序列中的特殊定位(据说，在军队中编入一支专业文学创作入伍，亦属中国特色，其它国家没有此例)；四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定位。所述种种“定位”，都或近或远地钳制了军旅文学与政治的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以及它服务于政治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毛泽东语)。因此之故，“为政治服务”的方向性指导，在军旅文学中常常演变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可操作性倡导。从五十年代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歌颂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主题思想的普遍盛行，到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星火燎原》征文以及六十年代的“四好”、“五好”运动征文、七十年代的“保卫边疆作战”征文，直到八九十年代的“抗洪抢险”征文等等，军旅文学中的政治功利性、战斗性和宣传性总是得到鼓励和提倡。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作品，其思想锋芒也是直指高度敏感的政治性问题或题材，譬如话剧《曙光》(白桦)；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叶文福)、《小草在歌唱》(雷抒雁)；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等等，或得到非议，或得到肯定，原因之一都是涉及或“突破了政治禁区”。总之，政治的张扬作为军旅文学50年的总体特征之一，是勿庸置疑的，至于它作为一把双刃剑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我们将在正文中具体展开论述。 作为军旅文学50年的第二点总体特征——“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亦决定于它的接受对象——“为工农兵服务”。事实上，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这个“工”只是理论上的虚拟的或人数极少的“服务对象”，绝大部分或主体部分都是“农”与“兵”。而“兵”的主体又来自于昨天的农民，今天的农民则有可能变成明天的兵。中国军队的农民军人主体性，乃是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农民革命”性质和中国乃农业国度的国情所决定。这一特点半个多世纪以来亦未有根本的改变。要说改变，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征农民的文化程度从无到有，从低到高而已，农民成份在总体比例中逐渐缩小而已。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工农兵服务”即可理解成“为农民服务”。“农民化”则可看作“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具体注释。歌剧《兄妹开荒》、《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吕梁英雄传》等等被视为此一阶段的典范之作。即便到了五十年代，“农民化”的审美趣味被大大提高，但“通俗易懂”、“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仍然是绝大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者的不二法门。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以前，军旅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除有限的向苏联文学作横向借鉴之外，主要是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而别无选择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以后的情况就有了比较，因而也更能说明问题。从八十年代初期的“意识流”、“现代派”到中期的“先锋写作”直至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种种，“西风美雨”的洗礼，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然而通观20年来的军旅文学，却较少听到相应的回响。再举具体的门类——譬如理论批评为例。从最初的尼采、弗洛伊德到晚近的福柯、杰姆逊，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是上下寻觅，左右逢源，边走边学，到处“拿来”；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则不然，虽然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繁荣和较大发展，却几乎无一家不恪守“社会——历史——审美”的传统批评套路。军旅文学审美风格的民族化和表达形式的大众化，是服务于政治的间接体现，更是服务于工农兵的直接结果。

在“导言”的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军旅文学50年”按照体裁排序，依次是小说(依次是短篇、中篇和长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戏剧、电影(而研究电影又侧重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譬如主要关注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等等)、电视剧。

有意此书久矣，今得以成，感慨系之。

其一，《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研究》于1999年5月获准立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时院领导非常重视，还专门特批每周一为我(时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的科研日，以保证研究时间和进度。我也准备以此为契机，将自己十几年来关于军旅文学的研究心得和理论成果作一次梳理与整合，并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殊不料，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我的工作岗位很快就变了，不仅“科研日”随之取消，而且几乎全部精力都立马陷入了文山会海和事务缠夹之中，这下子就打乱了整个计划，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课题历时七年，结题延宕至今。

其二，如果算上准备时间，何止七年！记得早在1995年初，我应邀加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编委会，负责撰写军旅小说和诗歌部分。这就迫使我一下子突破了此前准备编写《中国军旅小说20年》的研究范围，不得不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当代军旅文学。这一下带来的问题颇多，资料不足即为一端。为此，我还以个人名义向军内外文学前辈和朋友广发信函求教求援，承蒙不弃，很快就收到了大家赐赠的重要著作和宝贵资料。正是在各位的支持和鼓舞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9))、《中国军旅诗：1949--1994))两文。为广泛征求意见，两文先后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5期)和《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2期)，随后即收入《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华艺出版社1997)，并成为我第一部专著《军旅文学史论》(东方出版社1998)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后，又应张炯先生之邀，在此基础上增写了军旅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等内容，扩展为《光荣与梦想：军旅文学》，收入《新中国文学50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这就是《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一书构想的起步阶段或成长过程，走到今日，十年有二矣。

“其他原因”之一，在于课题小组。由于我分身乏术、时间不逮，就只有把更多的工作任务寄托于课题小组。最初的课题小组成员就是当时军艺文学系三个年级(97、98、99)的9个在读研究生。原以为该课题不过是在我的《军旅文学史论》和相关论文的框架基础上的一种延伸、扩展与细化，殊料情形远非如此简单，尤其是课题组成员的学术背景(多为非中文专业出身)、科研水平、兴趣爱好殊异，等到他们毕业时，9人中完成课题分工的只有3人。此后几年，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地临阵换马的态势，即不愿干或干不成的随时撤出，愿意干和可能干成的伺机替补。但这种试验的最大代价就是时间的流逝，倏忽一闪，等到2002年——本该结题的时候，课题进展刚刚过半。我已然信心不足，正准备撤题，新的研究生又来了，这次不仅人数多，而且表示愿意集体“入伙”，大家决心不辞烦难，不怕批评，不惮修改，决心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课题啃下来。于是，我赶着鸭子上架带着新一届研究生重振旗鼓又开张了。

说“赶着鸭子上架”真没冤枉他们。就学术条件而言，他们未必能赶得上他们的师兄师姐，甚至有的人在考研前压根就没进入过当代(军旅)文学领域，阅读经验都谈不上，更遑论作研究搞课题。这下当然苦了他们(但藉此进入军旅文学并为毕业论文做准备，也是一石三鸟的好事啊)，而更苦的是我自己。我得带着他们从寻找资料、阅读作品等基础工作开始，最后再分别研究敲定好各章节的详细提纲。就这样，拉出来的初稿，都差距甚大。文学功底不能一蹴而就，文字功夫亦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下无捷径可走了，我只能亲自上手，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改，改一稿，他们出一稿；出一稿，我再改一稿，最多的改了六稿。原指望在我过往的研究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事实上却很难做到了，不少章节中的不少观点和论述都粘滞甚至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我原来的起点上——比如“导言”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上)、“诗歌”、“散文”等章节的“概述”部分，都是直接引用我《光荣与梦想·军旅文学》的原文。再如“长篇小说”(下)中关于魏巍、朱苏进、朱秀海、乔良、韩静霆等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述；“诗歌”中关于李瑛的评述；“散文”中关于周涛等人的评述，都直接引自我的文章，至于“参阅”或一般的“引征”就更是所在多有了。这其实不是我的本意，但结果只能是这样。对此，我内心深处是不无遗憾和失望的，这遗憾和失望是对课题组的，更是对我自己的。

“其他原因”之二，在于课题内容。在2004年项目结题送审稿中，没有“理论批评”、“戏剧”、“电视”三个章节。原来的考虑，除了难度和人选之外，还有“避讳”(我本人与理论批评的关系)；“重复”(与此课题稍后，军艺另有《解放军戏剧史》立项)；“时段”(电视剧主要是“新时期”以后的20年)等等。但鉴定专家都提出补上“缺项”的建议，认为好不容易写出这样一部比较优秀的当代军旅文学史，最好能做到全面系统、不留遗憾。几经斟酌，我鼓足勇气，再度返工。除了吸纳消化专家的修改意见之外，重点是加写三个章节。为此还特聘了影视、戏剧专家边国立教授、张鹰博士和吕益都助理研究员。他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谦逊的治学态度，使我们的合作颇为愉快和顺利。他们的加盟，使本书增色不少。

本课题的具体分工是：“导言”(朱向前)，“短篇小说”(朱红)，“长篇小说·上”(程倩)，“长篇小说·下”(廖建斌)，“中篇小说”(朱向前、王永贵)，“诗歌”(朱向前、张林民)，“散文”(祝建伟、房雷)，“报告文学”(龚帆)，“理论批评”(朱航满、刘常)，“戏剧”(张鹰)，“电影”(吕益都)，“电视剧”(边国立)，“作家小传”(房雷辑录整理)，由我润色统稿。在此，我要对课题组全体成员的辛勤努力和精诚合作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首先要感谢20年来长期扶植、支持我的军旅文学研究的文学界前辈和朋友们，特别是十年前给予我热情回馈并始终热切关注这一课题的各位前辈和同仁；我还要特别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规划办公室领导和专家们，从本课题的立项到验收并被评为优秀成果，是他们给了我最初的动力和最后的安慰；感谢张炯、雷达、黄国柱、程步涛、陈晓明等五位鉴定委员对本课题的中肯意见和热情鼓励；感谢解放军艺术学院领导对本课题的积极支持；没有这一切，本课题也许永远不能完成。还要感谢解放军出版社科技编辑部的同志和美编符晓笛所奉献的劳动与智慧，终使本书能以如此精美的形式呈现出来。虽然她远未臻于理想，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乃至错讹谬误之处必不能免。但毕竟在今天可能的学术条件下，我们都为此尽了心出了力。我想，她至少会成为后来者继续前行道路上的一块砖——这大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宿命吧。

朱向前

丙戌冬月于京西黑白斋